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 第4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　实事求是’　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　放卫星’　，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　一脚踢’　式小高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　大’　，越‘　大’　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　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　深翻’　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　右倾’　，就要被拔‘　白旗’　……

“再就是‘　密植’　，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

卜奎环顾张敬怀的办公室，周围全是大书架，精装的，线装的，摆得满满的，地上的书也是成堆成罗，他想，张书记一定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学问家。但他不知道这位书记要找他干什么，在等着发问。

一般像他这样的青年，见到省委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会有些紧张和拘谨，可是卜奎却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不卑不亢的样子。

张敬怀指着那份“内参简报”问：“这中间那篇《最常说的，最难做的》是你写的吗？”

“是。”卜奎回答。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常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开现场会，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我经常怀疑。你们在基层，比我们更接近实际，我想就实事求是问题，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讲一些例子给我听。”

过去和张敬怀这样的高干部谈话，对方经常是“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批评”“对对对”“是是是”等等。可是，这个卜奎却没有讲那些似乎是谦虚或客气的话。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说：“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讲讲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说：“就以农业来说吧，一讲‘　密植能增产’　，不管什么土壤，什么品种，越密越好。农民种高粮，过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　瞎指挥风’　盛行的时候，干部拿着尺棍，三寸一株。结果长出的高粮像大葱，连籽粒都不结。谁不照办，就拔谁的‘　白旗’。所以，老农都说，我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都不会种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将几十亩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里，密到什么程度？坐上个孩子，稻子都不倒。是专门让记者照像的。实际上，没有阳光，拉电线用大灯泡照；不通风，用大功率吹风机吹。结果还是烂秧了。老百姓都说，这是‘　共产党胡弄共产党’。……

张敬怀不表态，耐心地听下去。

卜奎接着侃侃地说：“从去年夏天，农村就开始闹饥荒。各地都饿死了一些人。我们宣传说是‘　天灾’　，天灾固然有，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工作中失误造成的。过去我们的报纸，习惯是‘　报喜不报忧’。什么地方，有大旱，大涝，都是不报导的。现在为了说明‘　天灾’　，连几个村子范围内，下了一场冰雹，新闻单位都发消息。这么大个中国，天灾哪一年没有呀？这种宣传就不实事求是。”

张敬怀开始以不住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卜奎又说：“去年，地区为了救灾，又没有粮食。有的公社出现了新‘　发明’　：把地瓜秧子，苞米芯子，磨细了，经过发酵，做成发糕，说是营养丰富。为此，还开了多次现场会，让来参观的人品尝。都说好吃。其实，是掺了大量的米面和糖精做成的。”

张敬怀仍然只是点头。

卜奎继续说：“就说大跃进中这‘　冲天’　干劲吧，上面要求的是‘　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灯’‘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户户锁头看家’　，这是‘　五风’　之一的‘　命令风’　造成的结果，也只是供人们参观的。参观团一来，农民喊着口号，脱光脊背，挥舞铁锹。参观的人一走，就躺下睡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胡弄谁？”

“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张敬怀问了一句。

卜奎说：“现在党中央不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吗，国家、人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不该总结点经验教训呀。别的我没有多想。”

“你读过几年书？家境怎样？”

“我家在农村，是贫农。勉强上了二年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再供不起，就退学种地了。我爱写个稿子什么的，在大跃进时，我头脑也发过烧。也写了一些有‘　浮夸风’　倾向的报导。成了省报的通讯员。后来被地区领导看上了，就把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到处采访，眼界宽了，见的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读的不多。眼面前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该读的都读了。我还爱看些杂书，历史，文学，哲学等也读了一点点……”

张敬怀感到他既没有谦虚，也不是自吹。

这时，张敬怀忽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青年不失为一个秘书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范围，你会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宽，水平就会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张敬怀突然问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说“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我照顾。三平地委离我们家近，我母亲养我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离开她。”

“是个孝子！”张敬怀想。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见，他还能忠于国家、党和人民吗？张敬怀更喜欢这个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这个意思，像给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配秘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还必须经过组织部门一系列的调查和考核。

两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补充说：“张书记，我感到今天对您说的话，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浅……”

“为什么？”

“请张书记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纪？经过、见过多少世面？张书记不知道比我高明几十倍，几百倍，我竟然在张书记面前，说了这些话，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顿，又说“不过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敬怀说：“敢讲真话的人，水平就高。”

停了一刻又说：“我之所以找你谈，是因为我想听听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各种意见，各种看法和各种议论，我需要听真话。”

青年又说：“从大跃进以来，大话，假话，套话，空话盛行。我想：一个人说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那样的废话，只会坏事，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一个人说了一百句话，有九十句错误，只有十句话有用处。那就会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可是，现在人们都爱听那一百句大话，套话，假话，空话，而不爱听十句甚至一句有用处的话。”

“你认为这种社会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张敬怀看着青年，希望他讲下去。

“这我可没有想好。”青年说“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么？”

“什么，什么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问题？……”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