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讽刺、挖苦而砍头。因为“法坤”与“发髡”同音，“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徐一资在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漳读了大怒：“这个腐儒竟敢这样侮辱我！‘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者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字音近于贼，骂我做过贼。”下令将其斩首。
关羽，朱元璋，一个是千古名将，一个是一代开国君王，尚且如此，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不用说了。许多暴发户都有过人的才识和胆略，或者说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浅薄。如果说北京、上海某些人对河南的歧视上还有一点点文化歧视味道的话，那么这些暴发户对河南人的歧视则纯粹是金钱上的歧视，甚至找不出一点可以遮掩的东西。当然，他们想当贵族的心理使他们对河南人的歧视加倍了。
李，是一个在河南长大的款哥。他出生于广东，四岁的时候回到河南老家。在河南上的大学。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见他说过河南有什么不好。但他1995年离开河南回到广州，经营医疗器材，奇书网并且发了财，大概有个1000万元的资产。不知为什么，当着别人的面，他总是用很恶毒的语言嘲笑他生长近30年的河南，贬低河南人，似乎所有的河南人都对不起他。当我比较认真地问他河南究竟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答不上来，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河南人素质太低，河南人文明程度太低。我请他举几个例子，他却无言以对。
后来经常听他谈自己很羡慕英国贵族的风度，很想到英国去。联系到他平日的言行，我终于明白，他对河南的一切诅咒，都不过是想声明自己是新贵族，是与河南老乡不同的人类。但这种隐秘的心理是不方便告诉别人的，于是就转化成为对河南的恶意的诅咒。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房产业以豪华、贵族气派来招徐生意，而且很有效果。正是由于他们满足了这些想当贵族的暴发户的心理。
谁都知道，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等等，在不久前也和河南一样的穷困，也和河南人一样遭到某些大城市居民的歧视，但今天他们急不可待地把曾经受过的待遇转加到河南人身上，从对河南人的歧视中体会到人上人的感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他们一点都不发生作用。我们可以想见，如果这些同胞今后更加发达，他们歧视的对象就不会是河南人了。到那个时候，河南人已经不在他们眼中，连被歧视的资格也将失去。下一个轮到谁呢？
其实，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敢于承认自己的身份，更能衬托出自己的聪明才干。出身低微，说明你的起点比别人低，能取得现在的成就，不是更了不起吗？对于比自己穷的人表现得宽容一点，厚道一点，更能显出自己的器量，更能得到别人由衷的尊敬。越是急不可待地歧视曾经和自己处于同一个水平面的同胞，越显出自己的器小易盈，沐猴而冠。许多最早暴发起来的人纷纷走向破产倒闭的结局，回想起当初他们春风得意时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人们不禁想知道，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着必然的联系呢？
对于那些公开声称不和河南人做生意的商人，你也大可不必相信。只要有钱赚，他们同谁都可以做生意。不同河南人做生意，他们表面的理由是说河南人不可靠，河南人没有信誉——“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其实这只是个托辞罢了。真正的原因是河南人没有多少资本，都是小本经营，同河南人做生意赚头不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拿他们调侃一下，显得自己多么重视对方的信誉，同时更重要的是显示出自己多么有信誉。所以，不同河南人做生意这句话其实是一句广告词：“我是一个多么有信誉的商人，因为我不同没有信誉的河南人做生意广而那些声称不雇用河南人的公司，多半是因为河南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不一定适合公司的需要，而并不是品德方面的问题。既然河南人的声誉不怎么好，拿他们开涮一下，又有何不可？公开声称拒绝河南人，至少可以显示出自己对公司员工的素质要求是多么高，自己公司的管理质量和经济实力是多么高。
说到底，这一切都不过是在做秀。贬低别人，反衬出自己的高贵。这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学会做的游戏，成人们还在乐此不疲，甘之如饴，想来真是人类的悲哀。他们反反复复地向社会显示他们对以河南人为代表的穷人的歧视，就是在反反复复地向世人声明，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是高贵的。朱元湾登基后不也堂而皇之地发布过布告，将红巾军将士骂为“贼寇”吗？
人类的许多不健康心态，都是缘自想做上等人的心理在作怪。可是真正的上等人对待穷人并不是这样的。
1834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来，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最后便送了100万比索给他。将军若有所思地接受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然后开始询问秘鲁境内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日：身体健壮的350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告诉人们，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上等人，玻利瓦尔将军，南美洲的“解放者”，百战百胜的英雄，不仅才华是上等的，品质也是出类拔革的，这才是流芳千古的精英，两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怀念着他。这样的人，是那些一心只想当贵族的浅薄的人所望尘莫及的。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个重要的标志。哥德曾经说过：“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真正的贵族，即使矫揉造作，也会装出一副体恤下人的样子，只有那些浅薄的暴发户才会在下人面前表现出无比的优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有钱人。
“不歧视河南人我们还能歧视谁？”——寻求心理平稳者的心态
最让我们惊奇的是，无论在哪一个城市，在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群体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民众。他们同河南人一样的勤劳，善良，他们的生活也同河南人一样艰辛。说得尖刻一点，他们并没有多少比河南人优越的地方。无论是金钱。地位、学识、修养，各个方面。这些普通人，他们的朋友中一般没有河南人，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兴致昂然地谈论关于河南人的段子。但他们总是用轻蔑的口气呵斥收废品的河南人，用厌恶的眼光瞥一眼河南的民工。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吗？不是说“亲不亲，阶级分”吗？对于比自己处境更加艰难的同胞为什么不是饱含同情而是充满了歧视？
他们也歧视河南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知道，贫寒的生活其实并不总是与善良和同情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掩饰不住对富裕的向往和对富人的艳羡，也掩饰不住对贫困的恐惧和对穷人的蔑视。这其实是人类本能中令人失望的一面。在经意和不经意中，许多人都曾经对来自农村的民工和小保姆，对来自遥远的边境地区的在街头卖玉石项链的少数民族妇女，对那些穿着60年代军装的每一个农村人表示过不应有的歧视。当然，对于那些在街头卖羚羊头骨的藏族同胞大家还是敬而远之的，因为他们剽悍，还带有藏刀。但对于其他来自农村的同胞就远远没有这么客气了。
在国际上，人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掩饰不住对美国人财富的向往和对美国人的钦羡。尽管也恨他们动辄干涉人家的内政，但毕竟还是以钦羡为主。因为美国人很富，很强大。相反，对于那些落后的大国和小国，大家就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好脾气。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深处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总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自己的尊严，找到自己的信心。或者是金钱，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学识，或者是活动能力，如果这些都没有时，就是理想或者希望也行。为什么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宁肯艰难地忍受，也不愿登记领取救济金？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丢不起那个人。但有些人确实已经生活在最底层了。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到筋疲力尽，或者在田里干到月上西楼，没有机会同那些有财产、体面的人成为朋友，没有机会引起经理的注意，一句话，找不到人生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但又不甘心这样下去，承认自己是最没有能力和地位的一个群体。怎样找到自己的优越感呢？改变自己的实际处境是最理想的途径，但谈何容易？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挣钱和提高社会地位更艰难的事情了，因为竞争是那样的激烈和残酷，而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找到比自己处境更低劣的人。他们平常在自己的社区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不幸的是刚刚走出乡土的河南人又遇到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
看到那些普通民众对河南人的歧视，笔者不禁想到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小镇。所谓的镇，也就是有那么一条小街道，街道两面有一些店铺，店铺的后面就是农田了。在我的概念中，这里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但是镇上的农民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说乡下人，但不包括自己，而是指其他村子里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街上的”。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把自己混同于乡下人。他们瞧不起村子里的农民，这种瞧不起是真正的轻视，而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有时也用轻蔑的口气说城里人，但那口气还是能让人感觉出来，并不是真正的轻视，而是嫉妒。而他们看不起乡下人，就像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一样，认为他们没有见过世面，土气。我在最初的几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当我最终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深深地为人类寻求优越感的强烈本能感到吃惊。后来，我和那个小镇的一个青年熟悉了，彼此有了较深的交情，我直言不讳地问他：“大家都是农民，你们为什么老歧视人家村里的人呢？”他反问我：“我们不歧视他们，又歧视谁呢？我们歧视你们，可能吗？难道只许你们城里人歧视我们，我们就不能歧视一下别人吗？”这个小镇并不重要，当然也不出名。它只不过是中国上万个镇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但正是它的普通，使它具有了很强的代表性。我相信，这种最基层的歧视，在中国的每一个小镇都存在。
笔者从来没有问过这些歧视河南人的普通劳动者，但我想如果他们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大概也就这句话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种族歧视者多是劳动阶级的原因。本来，按我们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劳动阶级应该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处境，同情他们的斗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上大学的时候读了美国史，这才知道，美国臭名昭著的“三K党”；其成员多是工人和农业工人。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和富豪们，无论是由于所受的教育，还是出于天生的同情心，还是为了故意显示绅士风度，对与被压迫民族，常常要表示出一定的同情来（不管真正的同情，还是虚伪的表演）。他们不需要特别歧视落后民族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优越感，他们在同胞中就有足够的尊严。
在“文革”期间，我曾经见过乡下的“地主分子”。他们在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神情却不太一样。他们总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村里人可以任意地对他们呼来喝去，小孩子常常向他们扔石头，吓得他们不敢出门。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才明白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恶霸。当他们已经交出了土地，不再剥削农民的时候，他们也就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歧视他们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对于恶霸地主，当他们偿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之后，也没有理由再歧视他们。即使对于屠杀过我们的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没有这么残忍，何况是对于自己的同胞呢？更何况对于他们的孩子——那些同我们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呢？我们不否认极“左”思想对农民的毒化，误导了农民。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质朴的农民在对地主、富家、资本家这些“贱民”的歧视中，也获得一种“优越感”。极“左”思想的引导只不过迎合了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
当1978年，一代伟人邓小平决定把所有改造好的前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房伯父，一位朴实、厚道的农民很伤感地说：“以后地主、富农的孩子就同咱们的孩子一样了。”他当时的失望模样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许多年后的今天，伯父早已不在世了，我回想起他当时的表情，不禁替他想了很多。我们老家村子里的那两家地主，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大的地主，也不是什么恶霸，相反人缘都还可以。伯父和他们没有什么仇恨。但是有他们的存在，伯父会觉得自己不是村里处境最悲惨的人。当时伯父有7个孩子，生产队每天的工分只值9分钱，粮食根本不够吃。有那两家地主存在，至少使像伯父这样的农民能够产生一种翻身做主的感觉，一种虚幻但又持久的优越感。对于一个最贫穷、最老实的农民，这种翻身做主的感觉是很有必要的。它是黑夜生活里的一支火炬，是干旱沙漠里的一朵鲜花，是贫穷生活里的精神支柱。但必须指出，这种虚幻的精神支柱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它是假的。
我相信许多老实的普通市民对河南人的歧视是出于这种心理需要。就像镇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就像农民看不起当年的地主、富农一样，就像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