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惹谁了- 第4部分

第一个走出中原打工的农民应该是一个英雄，他从乡间迈向城镇的一小步，却是河南发展历史上的一大步。

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千万生产于斯的农民致富发家的欲望，看到江浙的民工致了富，看到十万大军出大山，他们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终于接二连三地从原野、山间和盆地走了出来。

记得有位史学家说过，古老的中国犹如一个重负而破旧的大车，要使他车轮转动起来很难，但一旦开始前行，巨大的惯性将使其滚滚前驶，很难有力量使他停滞下来。对于河南的民工潮来说也是同样的规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走向了东西南北，见到了全新的东西，学习到了新的观念和技术，也为家乡寄回了一张张靠劳动挣得的汇款单。
据媒体报道，2000年，河南全省对外输出劳务680万人，创汇达279亿多元，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涌动着的民工潮自然伴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市容、治安、管理等问题。“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少数河南民工在外出后表现出的低下的素质也使河南在形象问题上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成为今天许多人丑化河南人的口实和由头。

应当说，走出河南的民工是吃小麦、喝黄河水长大的，他们身上流淌的仍是河南人的血，难以摆脱的仍是河南人特有的品质和缺点。面对着外边精彩的世界，每个人心中应该说都有着憧憬和希望，多数的人在城市里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并攒下了余钱。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河南人在外打工主要从事建筑。修理、保安、卖菜和收废品等行业。河南民工在许多城市几乎包揽了大中城市市民的吃喝拉撒，同时大多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良好的成绩，许多人成为所在城市的荣誉市民。第三届北京十佳外来青年中就有两个河南人：一是家住长垣县、现任河南省新蒲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北京公司的经理冯明亮，一是家住郑州、现任北京鑫丹妮科技发展中心的总经理吴作仁。

尽管大家都说“没有卑贱的职业，只有卑贱的人”，但不容否认的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河南民工所从事的本身就是一个个先天性遭人歧视的行业，是民工中的边缘人，更是都市里的另类和边缘人。由于职业的局限和本身经济能力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不干不净的服装，陌生而胆怯地行走于像麦田一样宽阔的马路上，走在像繁星一样灿烂的霓虹灯下，无论是服饰和神态都难与外在的环境协调。在北京拥挤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常能听到北京人那清高的声音：都是这些民工把北京交通搞得这样乱。在上海的南京路，不也是时常有穿着时髦的女士掩着鼻子冲着过往的民工说：阿拉上海让乡下人搞得臭气熏天。

民工身份在都市里的尴尬地位加上少数民工表现出的种种不良甚至不法行为终于使整个河南民工和河南人蒙羞。这些民工中，造假行骗的有之，偷盗欺诈的有之，杀人越货的有之。尽管他们是河南民工中的极少数，但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加上各大城市公布的外来人口犯罪情况与各种河南民工违法犯罪的突出报道与渲染，以及包括段子在内的口舌文学的兴起，就使河南民工的整体形象被扭曲了，河南民工在外地人的眼中成了造假、欺骗、刁滑、无赖、土气而肮脏的一群，众人惟恐避之不及。

在外地人的眼中，河南似乎仍处于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的出现时期，“豫商”原始而笨拙，他们不过是农民中刚刚分离出来的带着“土气”的“杂货铺的老板”，既无现代经济的专门知识和营作理念，又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因此成为河南人造假、吹牛、土气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中国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商人均出自河南，一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蠢，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战败吴国夫差后深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良臣亡”的道理，与西施泛舟于西湖后走上经商之路，成为中国传统商人的鼻祖，至今河南南阳仍被称为“范蠢故地”。另一位便是出生于河南淮阳的吕不韦，此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才情与商情同样富有的杰出人士。他用自己经商赚得的富可敌国的财产参与政治，为秦国最终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一统华夏江山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主持写作了流传至今的重要典籍《吕氏春秋》。

当然，这两位都是中国盐铁经济时代的宠儿，在目前市场经济下河南商人实力相对薄弱的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今天“豫商”的问题是否就是人们纯粹的“品性”与“诚信”问题呢？对于他们今天的落后是否就应该肆意抹黑。“落井下石”呢？评价河南的商人应该是从客观和历史的角度来看。

河南近些年的确出了一些“造假”和“诈骗”的案例——正如同浙江、福建经济起步时的情况一样，一些人由于在与河南商人做生意时吃过亏，有这种情结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表明全部河南商人是“一团糟”。

我在全国各地与一些商人的接触中也发现，大部分人对河南商人的评价还是客观的。一位湖北的企业家曾说：“原来听说河南商人不可打交道，后来与他们接触后发现，他们人很爽快，也信守诺言，并没有那么可怕。”即使在今天，河南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头脑精明、深诸市场的企业家，如莲花味精、双汇火腿的老板等。

目前一些外地人对河南商人的认知进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他们说“豫商”傻，绝不会把他们与“聪明”联系起来，可同时又认为“豫商”狡诈，又否认了他们的傻。反正在种种不健康心态的影响下要丑化抹黑，还讲什么逻辑。正如狼和小羊的故事，狼要吃小羊，总会找到自己的理由。

不可否认，河南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观念亟待提高，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程度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些河南人在经营中的低水平，导致了自己生意上严重损失，比如郑州亚细亚商场、“红高粱”等企业的经营者为其错误的经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为全国的经营者提供了汲取教训的个案，很有探讨研究的价值，找出失败真正的原因，对于河南的商人以至全国的商人，都有莫大的参考意义。河南商人的素质20年来从整体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是他们在商海中摸爬滚打的结果，河南商人的成熟，也必将自今天和未来的坎坷中产生——他们需要的是闯荡的机会和时间，需要的是先富起来的“兄弟们”的善意的建议和引导。

而如今外界流传的丑化河南商人的段子和对河南商人的歧视，造成很多地方很多企业“不与河南人洽谈”，将他们封杀在全国市场之外，这对正在奋起直追的河南商人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对河南的经济不利，对国家的经济不利，这是智者、善者的行为吗？

无论是河南的民工还是商人，在整个被丑化的过程中其目标实质可以确定为“农民性”，他们只是这场歧视闹剧中表面的受害者，整个河南人在短时间内被社会所丑化不能不说很大程度上缘自于被扭曲的河南民工和商人的形象，因为许多讲河南人的段子的素材都是好事者从他们身上挖掘出来的。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看清了丑化河南人的这样一条脉络：人们首先通过对这些民工、商人和农民的丑化与歧视，然后对他们背后的一亿的河南人进行腹谤口非，最后才是对产生了这些民工和农民的河南地域文化进行无情的歧视和蔑视。在大多数中国人还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国内竟出现了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为时尚的现象，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

第一章　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

　三、丑化河南人的途径

那么，丑化河南人的舆论是通过什么途径产生和传播的呢？时下的媒体，不管是平面的还是三维的，都似乎在无意地以个别真实而整体偏颇地暴露着河南人的“丑”；电影电视作品把丑化河南人形象的情节当做佐料放人其中，成为逗人的噱头；网络在中国的大行其道也使其在“弘扬”河南人段子方面发挥了相当的功能。但不管今天的因特网是如何的发达，国人习惯于饭桌间交流似也是亘古不变的“中国特色”，在口舌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也在享受着“段子”的“盛宴”，而这席“盛宴”的内容除了政治笑话和黄色故事外，就是有关河南人的传说了，河南人有幸而三分天下有其一了。

媒体的爆炸式炒作

当今的媒体在围绕国家中心工作中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体现舆论监督的批评性报道方面对于打击违法犯罪、改进工作作风、教育人民群众中有着其他工作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但笔者认为，一些媒体在进行批评性报道时由于不能掌握这类报道的平衡和适度原则，从而导致了新闻事件个别真实而整体偏差的情况，影响了工作的大局。

就河南的情况来说，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特别是农民人口众多，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出现的负面新闻也许相对多一些、集中一些，于是就造成了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甚至炒作。结合河南的实际考察，媒体争相炒作的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许多不好的事情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别的地方也许更典型，但河南离首都近，也就是离大报、大台近，交通、通讯方便，新闻传播或采访相对容易，甚至去采访时路费都便宜，于是媒体要找一些典型案例的首选之地很多就选在了河南。某一时期一家很有影响的媒体接连所作的批评性报道大都集中在北京周围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河南的新闻媒体活跃，通讯员队伍庞大且工作认真，省里重视舆论的监督作用而对负面新闻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够。因为笔者曾多次听说外地的领导对当地媒体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别的省、市都有，为什么要突出我们的，这样不是要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形象吗？在外地，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和业余通讯员因为向中央新闻单位投稿反映当地的不正之风而被有关部门勒令检查和开除的事件时有耳闻。

一些小报喜欢炒作、猎奇，而河南也的确发生了一些“可读性强”的花边新闻，于是这些依靠报摊销量的小报便不顾一切地对那怕很小、很无聊的事情也极尽渲染之能事。

河南人的形象由于一再受到各种形式的丑化，于是导致媒体厌者自厌，对河南的丑事关注且深恶痛绝，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于是形成了关于河南人形象的恶性循环：河南的丑事曝光后引起关注和强烈反响，形象受损，结果媒体就更加关注河南的事情，并有更多的类似报道从而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

笔者绝不是要护河南人的短，也绝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毫无道理地要求放弃舆论监督，而想探讨一下我国当前批评性报道的做法问题。新闻监督的目的在于改进工作，正确引导舆论，为了处理好个别与整体，具体事件与工作大局的问题，批评性报道的平衡与适度还是要考虑的。天下事情，哪里都有好坏之分；天下众生，哪里都有良美之别。如果紧紧抓住一个地方不放，以对几个事件的大肆渲染而损及甚至丑化一个省所有人的形象，我认为这未必就有利于全局工作，也绝对不是批评性报道的初衷。

一位新闻界从业人员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近一段时间，新闻媒体对河南集中报道了一些阴暗面的东西，使得人们对河南的印象变得有些可怕了。不是说这些报道不合适，主要是觉得长时间地聚焦一个地方，容易造成总体形象的失真。美人也架不住放大镜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伦森在谈到以前西方媒体时认为：媒体在维护偏见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作用。早些时候，报纸往往会刊登非白种人罪犯或嫌疑人的种族情况。但犯事的人碰巧是个白人，报纸却从不提起他的种族情况。这无疑会勾画一幅扭曲的图画，使非白人犯罪的数量受到了歪曲。尽管我国的媒体与西方媒体在本质上有着区别，但阿伦森的话可以为媒体在对类似于河南这样经济落后的地区进行报道时提供有益的启示。

网络大行丑化其道

网络的发展使人们可以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自由、快捷地交换信息。也由于网络参与者的大众化、平民化，今天网络言论也掺杂着不同经历和个人情感因素的东西，甚至还有驾大街的毫无理性的言语。它尽管缺少了点权威性，但随着中国上网人数以几何倍数上升，网民的议论有时候确实可以左右相当大的舆论。比较各个网站的网页，可以看到有关河南形象的问题占据了一定的位置，甚至在丑化河南人形象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随便从网上摘录一些言论来看：——今天的河南人名声在全国却有些糟糕，列车经过河南时，你总会不时听到对河南蔑视的议论。河南人名声不好，不是因为河南贫困，而是因为河南人的做派。河南紧邻山东，似乎没有鲁人的质朴爽快，却有鲁人的粗野位啬；南接湖北，没有鄂人的精明能干，却有鄂人的奸诈滑头。与安徽人一样，河南人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贫困常逼得他们离乡背井，四处漂流。但安徽灾民往往靠演唱卖艺为生，凭本事吃饭，而河南灾民则利用人们的同情心生活，把乞讨作为一种赚钱的手段，等而下之者则靠偷和抢来获利，这种流浪生活培植起来的刁民习性，对河南人名声的影响可谓深远。

——人们提到河南人，总是联想到“刁滑”“无赖”“凶悍”“肮脏”等恶习；现实中，欺下瞒上，喜欢大话空话放“卫星”，像母鸡那样为袒护自己的孩子而撒泼，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对人粗暴冷漠，不负责任，治安状况糟糕，不讲卫生等，在河南都不少见。

——看到早餐摊上的郑州人捧着一碗类似北京豆汁一样的东西蹲在路边啼里哗拉着，时间却已是临近中午。晚上外面的人不多，郑州人大部分都猫在家里，听说因为当地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