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埂＞偷酱壽Q。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回病号房去。他把杨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侍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扶持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吧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末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蹓跶，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二劳改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二劳改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味道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1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梁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民政局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门被小李锁上了，进不去。他又绕到房后去，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
小李进了会议室，问张科长，你叫我有什么事？张科长一怔说，我什么时候叫你了？小李说，咦，一个女的在门口喊，说你叫我。张科长说哪有的事……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说，快，快回去，调虎离山计，有人偷东西了。
俞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但是没想到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无论手怎么伸过去，都拿不到烧饼。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房门就突然开了，小李跑了进来。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他一着急就用力伸长手臂去拿烧饼，扯动了一下窗帘，结果烧饼全掉到地下去了。他看偷窃无望，抽出手来就跑。他跑到东边，正好两个警察从山墙后边迎过来，就又掉头往西跑。没跑上几步，又见张科长提着手枪堵住了去路。他只好站住。
张科长走到他跟前，手枪指着他的肚皮说，啊呀俞兆远，你就偷疯了，在碱泉子农场偷，到了兰州还偷！你怎么是这么个贼骨头？你再偷，你再偷我把你一枪崩了！
因为偷窃失败，俞兆远非常沮丧。此刻听了张科长的话。他把大衣敞开了怀，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皮说，你朝这儿打，你朝这儿打。你把我一枪打死算球喽！
张科长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不偷就不行吗？
他说，那有什么不行呀，我不偷当然行呀，你给我几个烧饼吃，我不就不偷了吗？
张科长说，俞兆远，我先把话说明白，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大夫说的！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出了门，两口子走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市郊列车。在站台等火车，俞兆远对女人说，给我个馍吃。女人不给他。女人说，张科长说了，你们刚吃过午饭，不叫我给你馍。俞兆远突然就哭了：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没吃的，差点把命送掉；回家来了，你还不给馍吃……哎咳咳咳……
女人怔住了，良久才明白原委，掰了半个花卷给他。看着他的吃相，女人也哭了：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呀，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
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指控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憎恨月亮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专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都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暄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
那年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