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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米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米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米高，人趴着能钻进去。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锨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墩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
附记
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
前边我对你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没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米，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1983年我五十一岁。五十一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