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尻蛋子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便承认了。他便报告了赵队长。过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赵队长进来后抬不起头，弯着腰往四下看着，大声喝问，魏长海！魏长海在哪？其实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地与其他人说话。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达坐着哩！魏长海慌忙站起，站起时头碰在窑洞顶上，哎哟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赵队长没理他，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给我捆起来！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撅过去。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绳子唰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作为老公安，我可知道这一绳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绳呀！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你们这么捆人？赵队长不理会。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
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仍然喊：
狗日的，没有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
窑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詈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啊呀，还真有这种事呀？难怪他不浮肿，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
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缮了顶，安装了门板，还生着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劳教犯。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接着就又讨论该怎样处置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饮马农场去劳改，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
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地踢他，他凄厉的惨叫，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猪狗不如，应狠狠整治，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师大历史系一位姓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之……
往常，躺在窑洞里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天已黄昏了：从戈壁滩上斜射过来的阳光在对面的陡坡顶上只剩下窄窄的一抹，窑洞里已是很暗了。不知是谁说了声，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涨得像猪头一样大。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夹边沟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逃跑者半夜时分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关在禁闭室。因为奔波的劳累，队长回到宿舍就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想起这个人来，忙去放人，人已经僵硬了。我的确是担忧得厉害，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后来我对章教授说，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机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因为血液不能流通，他的脸肿了，难挨的痛苦折磨得他把头杵在地上。我们解开绳子，他连路都走不成了。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肿得像水碗粗，且改变了颜色。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开头的一个星期，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我给他打饭，用小勺喂他。他感激我，感激得涕泪双流。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文人小说下载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记得是12月2日的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老李，我跟你说件事，我要走了。我惊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但我很冷淡地说，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他说，真的老李，我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就要饿死了。我还是那种口气：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好。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你放心吧。我当时理解错了，以为他是怕逃跑后我去报告，怕把他追回来，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叫我不要报告。谁料他竟然说，老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当时我怔住了。说心里话，在明水这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但总也下不了决心。我是这样想的：我1948年参加革命，那时候才16岁；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我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我立过二等功。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求得党的谅解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所以我还不想跑。我要是跑了，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什么光荣的历史呀，我的未来的前程呀，就全都掉丢了。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庸庸俗俗过一辈子的人。但是，不跑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也真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我愣怔了一会儿，思想剧烈地斗争，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说，要走你就走吧，你放心，我不去报告，可是我不想跑，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我实在不甘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怎么这样傻呀，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你是什么革命者呀，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劳教犯，你还一厢情愿地做好梦呀，傻媳妇等汉子。在夹边沟劳教的两年半中，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所以我又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总会给一条活路吧？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劳教到哪一天才能结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老李，走吧，咱一块儿走吧。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有什么价值？人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