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解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
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
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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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下~☆；
☆‘载~☆；
☆‘网~☆；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十五斤，给十五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十五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五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词很坚决。他说：
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口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子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了一马勺，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圆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了，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个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口，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三十岁出头，他的儿子八岁，刚上小学。
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惑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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