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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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度战栗-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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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会是一串很了不得的人。为了不失去手中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将会掀起一股很大的漩涡来反击。虽然从常理来分析,余大头背后肯定是有那位高人——老书记在给撑着,但老书记本人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人们虽然对老人仍会保持一种高度的尊敬,但是,仅靠那点“尊敬”,最终是无力平复那些重大漩涡的。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学公式:在力的对抗中,总是此消彼长。这也是一个极普通的社会政治常理。而经验又告诉劳爷,像陶里根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都不那么完善,几年问如此迅速膨胀发展,这里肯定会出现一些违规的人和事。就看你想不想去查;有没有那个力量去查;什么时间去查;查到什么程度。但凡去查,可以说,一查一个准。至于问题最后会查实到哪些人头上,这就说不好了,就得查起来看了。水至清无鱼。但水太浑了,最后也得死鱼。“至清”和“太浑”间的界线到底怎么拿捏,分寸如何把握,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也考验着每一个执政者心灵的洁净度和从政的良知、勇气、智慧和技巧。现在的问题是出了一个“陶里根集团”。(这里请原谅我姑妄借用这个民间的说法。)其重要“成员”之一,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开枪杀人;又传:他的开枪杀人跟另一个主要“成员”、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的代省长、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有关。而

这位现任的代省长偏偏还是这位老书记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老书记为此内心不安,想搞清这里的“名堂”,想派一两个可靠而有能耐的人先悄悄去趟一下这“水”,探探底细,再来决定采取什么可补救的措施。作为深爱这方土地、又曾主宰过这方土地命运的前任“封疆大吏”,他这一番的心情和用意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事儿可不是“浅尝”一下便可“辄止”得了的。你一旦把马蜂捅出了窝,那局势就不是由你一厢意愿来控制的了!他是老书记,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一步,是谁也动不了他的。而你劳东林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如果被你捅出来的真是一群“马蜂”,而万一你又收拾不了它们,那么,这群“马蜂”不把你蛰死,也一定会把你蛰个半残。

干不干?

……这一夜,劳爷无法入眠。这一点,他的妻子泉英当然也是真切地感觉到了的。他几次三番地从床上坐起,又几次三番地躺下,几次三番地趿上拖鞋,悄悄地走到黑黢黢的阳台上去抽烟。泉英没问他出什么事了。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或者案子一时间上不来线索,或者已有的线索突然中断,或者在破案方向上和大多数领导的看法发生重大分歧.东林都会这么折腾自己一番。但今晚明显不一样。真是“几次三番”啊,这是很少见的,而且是久久地在阳台上发呆,显得那么的缺乏自信,眉目间又隐隐地透出一种阴郁的黑气,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但她又不敢去发问。她倒不是怕别的什么,只是不愿意打扰了他=再说,问了又能怎样?难道还能帮他去破案不成?经验告诉她,这时刻,啥也别问,啥也别动,保持一种安静,一种常态。由着他在必须的那种思虑和推理中去折腾自己;等天快亮了.他也折腾出一点名堂来了,到那时候,赶紧给他煮一杯浓浓的咖啡(或沏一杯上好的茉莉花茶),再准备一大桶热水,让他一边慢慢地啜着咖啡(或茶).一边透透地泡个热水澡,在“里外一起涮”的当间,彻彻底底地放松一下,比啥都强。他需要你做的,无非也就是这个。东林在妻子跟前,的确挺大男子主义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既然如此为难.为什么不干脆拒绝了这个“委派”呢?余大头说得很清楚: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他为什么不拒绝?这一点,圈外人可能就又有所不知了:作为一个老警官,劳爷习惯了“服从”和“执行”。在种种从上面压下来的“差使”面前,他往往难以推卸,也不会推卸。几十年来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局面:干得了要干,干不了也得去干。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刑警,对“大案要案”,他具有一种天生的和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克制的向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感”所使然。这种“责任感”体现在劳爷身上.有时便成了一种近似于盲目的“自负”:这事儿,除了我,还真没人干得了。“舍我其谁?!”他一辈子都吃亏在这“自负”上,也一直想改掉这种“自负”,但一直又改不了,同时却又暗暗地为自己能有这么点“自负”而得意……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更是深层次的了。假如他自己不说,我也是绝对分析不到那儿去的。早年他受过处分,被开除过党籍,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虽然后来党籍恢复了,但处分留下的隐痛和震惊明显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活法。你们可能已经了解到东林的为人了。其实在受处分前,他为人的个性要比现在突出十倍一百倍。热情,豪放,慷慨,聪明,能干,好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也挺任性。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有话,掖不住藏不住。用俗话说,就是这小子敢说敢当,是个真男人。当时年轻,又一帆风顺。天大的荣誉降临到自己头上,鲜花掌声,云山雾罩的,的确也让他有一点把握不住自己了。一方

面没处理好和直接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某些生活细节上也的确有一点放纵自己,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包括个别行为举止不那么得体的异性朋友。又没认真对待领导的劝诫,跌跤是肯定随之要发生的事。但后来事情居然整到“开除党籍”和“撤消英模称号”的地步,却是他,也是许多人都万万没想到的。一下子从天堂坠落地狱。他才开始懂得“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在中国当代所拥有的必要性、残酷性和启示意义。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重新恢复自己生活的信心,他终于又成了省十大神探之一,成了总队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让事业和生活重新走上了轨道。但这时的“劳东林”,肯定已经不是早年的那个“劳东林”了,早已成了深刻领会

“夹着尾巴做人”的重要性的“劳东林”了。厅里一直没有把他这个“副支队长”扶正这迹象,也让他时时告诫自己,这“尾巴”还得继续“夹”下去,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

从那以后,他的确学会了听话,学会了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尤其是重大问题上,他绝对不会再“自作主张”。他变得随和而谦逊。惟一还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的是,结婚和离婚的次数稍稍多了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切都还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生的,况且有一两回还是女方首先提出要离。

这样,从四十岁,到了五十岁,又到了五十五岁……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劳东林”一定会就这样了此一生了。然后就退休,然后也会有人来返聘,或找到某个地方去继续发挥余热。却没料想最后还会“杀”出这么一个。程咬金”,要他秘密潜去陶里根做调查。一开始固然忧虑重重,但却又让他兴奋难抑。多年来自己的做人价值终于被得到充分赏识,他感到无比欣慰。其次,事情本身具有的反常规形态,也激发了在内心被他自己强行抑制多年的那种冲动和激情。为什么不敢去再干这么一把呢?既然有“尾巴”,只要它不伤害别人,为什么一定要让它夹着?自己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活法?为什么一定要看别人的眼色活着?

对,痛痛快快地按自己的意愿干它一把!

过了这个村,就可能不会再有这个店了。

干!!

这就是劳爷。

通过一晚上的反复思考清点.他动自己:别犹豫了,先上陶里根瞧瞧去吧。不行了,咱及时鸣锣收兵不就得了?船到桥头自会直。活人还能给尿憋死了不成?真是的!他一边这么安慰着自己,给自己找着退路,一边心里却特明白,只要自己跨出这一步去,退路就已然自动断绝了。这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只有两种前途:要么射中目标,死死地如愿以偿地扎中标的物,要么与标的物擦肩而过,然后在空中摇摇晃晃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挣扎到最后一刻而栽倒在地,而光荣奉献:除此以外,是再不会有第三种结局,是绝不会有回头的机会和可能的……

一条悲壮人生路,既是他向往的,又是他害怕的;既是他害怕的,又是他渴求的……

这就是劳爷……

从他说的这些情况,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下决心到陶里根去搞这秘密调查,是经过了一番重大思想斗争的,是做了种种思想准备的,是设想过最坏的后果的,但就是没想到,老书记会突然病倒,会从此昏迷不醒,没想到老书记在昏迷前会没对这件事留下任何“遗言”,更没想到,余达成居然因此会这么快地就从这件事情中把他自己给择开了,并如此迅速地把劳东林给“撇弃”了……毫不迟疑地以“斩立决”之势撇弃了他劳东林……

“寒心啊……月芳,真让人寒心啊……这余大头年轻轻的,好歹已经是我们党的一个高级干部了。他咋能这样呢?啊?他咋能这样?”那天晚上,东林反复地这么追问我。

“唉……这有啥想不通的……咱们做个换位思考,把你换到余大头的位置上,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你会咋干?你会争着去把一切事情都揽到你自己身上?事情牵扯到一个在位的代省长,你揽得了吗?谁敢揽哦?!!”我说道。

“依你说,余大头这么干是对的?他只能这么干?他必须这么干?他应该这么干?”

“那倒也不是……”

“那应该咋样?”

“也许这里头本来就没什么应该不应该那一说。”

“对他来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这一说。那么对我呢?就该由我来承受这一切?”

“嗨……”

“他可以这样来对我,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对别人?”

“东林东林东林,你咋跟个三年级小学生似的?你跟人争啥嘛?”

“……”他不说话了,低下头去,又呆坐着了。

第二天,他就去上班了。我也赶紧回省城了。据家里人告诉我,后来他便不常去我家住了。等我去陶里根再见到他,发现他各方面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少言寡语。有时突然会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冷冷地看我一眼,看得你浑身不自在。后来我发觉,他这么打量人,似乎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因为,转瞬间,这种冷漠和怀疑便会被常见的随和和淡定所置换,一切又似乎显得跟往常差不多了。只是在这“差不多”中间,你又时常会感觉出一点反常,这种反常就是,他越来越频繁地用这种打量陌生人的眼光在打量你这个老朋友。这的确让你会感到不安。然后我又听说,他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也听到有人说他在参加或组织那些晚上的种种活动时,越来越“放纵”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你们一定也听说过一些了……

(说到这里,曹楠敲了敲门,要进来给父亲打针。曹月芳患糖尿病多年,现在每天要靠注射胰岛素维持。打完针,曹楠提醒她父亲,要不要歇一会儿再接着谈?您一气谈这么多,累了;人家一动不动地听你谈这么长时间也受不了哇。曹月芳对他女儿挥挥手道,行了行了,人家工作组同志时间挺宝贵的。要歇,等他们走了再歇吧。你要真发善心,做一点小吃的来给我们填补填补。然后,他又接着说了下去。)

据我知道,东林头一回来陶里根初步摸情况,是摸到了一些情况的,这些情况也促使他下决心在陶里根“彻底干一场”,也就是说,当时他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位”顾代省长”和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事情整一个“水落石出”的。否则,他也不会去辞职,不会去脱警服:要让一个老警察,在他干到快退休的时候.脱警服辞职,谈何容易?!他是真的把这档子事当个大事来做的。他这人就是这样,要么不干,干就干好,干到底=有那么一股拼命三郎的味道。

当时有两件事是大伙特别关注的=一件就是顾代省长和远东盛唐公司老总饶上都的关系。另一件就是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祝副市长的关系。饶上都十多年前”盲流“到陶里根。他自称是“北京人”,父亲是京城的一个干部。多大的干部?他故意说得挺含糊挺神秘:一会儿说他父亲是干这个的.一会儿又说是干那个的,最后又说是从前那个华北局什么部的副部长。但最后查明,这一切都是他随口瞎编的:但当时就是有人信。这一方面跟陶里根这小地方的人见识浅好骗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谈吐不俗.且又出手大方有关;特别是当有人托他到北京办某些事的时候.您还别说,真有那么几回,他还给办成了。但后来还是露了馅。北京方面来人,就一起金融诈骗事件追查他的责任,把他带走了。作为那起金融诈骗的参与者之一,他是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后来,刑满释放,他回到陶里根,混了几天,过江去俄罗斯那边谋发展去了。这小子脑子够用。看到国内开始兴起豢养宠物之风,没要了多长时间,便打通乌克兰、莫斯科到沃申斯克的“通道”,从那儿向国内贩“欧洲名犬”,大赚了一笔。然后又雇用了一帮“打手”,“清理”并独霸了当地的名犬市场。当时有不少国人也在对岸做贩狗的生意.由于他的欺行霸市,挨了打,纷纷写信回来,向国内的有关方面告状。由于牵涉中俄两国关系,北京方面比较重视,直接批示,希望省地县三级高度重视这事,联合俄方,打击“华裔中的黑社会势力”,为在对岸依法经商的同胞争取合法权益。在省地两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县委县政府立即调集公安、检察、工商等方面的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对岸工作。当时的顾立源还在陶里根县的县政府办公室当副科长。他被派到这个“联合打黑工作组”当副组长。也就是在那次打黑行动中,他认识了这位饶上都先生。一位是打黑的主力,一位是被打的主要对象,后来怎么成了“好朋友”?这一直是陶里根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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