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游行、烟火、音乐……一片普天同庆的风光。
在迪斯尼乐园里，我把儿子放在肩头，引颈瞻仰米老鼠和唐老鸭——唐老鸭被
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给遮住了，星条旗后面紧跟着跳舞的队伍，节奏明快、动感强烈，
震天的喇叭唱着：“美国！美国！美国2”
头重脚轻的米老鼠终于也出现了，头戴高顶帽，脚踩大皮鞋，全身穿着星条国
旗的图案，手里挥舞着国旗，脚踩着节拍．“美国！美国！美国！”
碎纸和彩条从空中撒下来，像落花缤纷，撒在快乐的人群头上，就像纽约大游
行的镜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夹道欢呼；穿着野战军服的士兵，肩上扛着枪，脸
上露着英雄的微笑……“美国！美国！美国！”
这个国度里的人，显然是真心真意地在庆祝国庆。歌手在电视上演唱国歌，唱
得热泪盈眶———你说他做秀也无妨，那表示他知道观众喜欢他的眼泪和眼泪后的
爱国激情； 男女老少在各个小镇大街上敲锣打鼓， 完全出乎自愿；对陌生人欢呼
“快乐四号”的妇人更是把国庆日和宗教节日齐观，由衷地庆祝。
两百年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好像仍旧沉浸在新婚蜜月
的昂奋情绪中。从德国来，对这种激越的恋国情绪特别感受深刻，因为德国人和他
们的“国家”，就如一场饱受折磨、不堪回首的婚姻，充满了挫折和矛盾；信任堕
落为背弃，理想幻灭为恶梦，在毁灭的边缘偏又长出新的愈合，新的希望。对“国
家”这个可爱又可怕的情人，德国人显得戒慎恐惧，不敢猖狂，不敢亲狎。即使在
两德统一的大日子里，所谓庆典，也不过是一场音乐会和一面国旗的默默升起，没
有演讲，没有敬礼。
因为若是超过了这个尺度，就有很多人——包括德国人自己，要觉得坐立不安
了。
美国出兵波斯湾，要求德国以盟友身分支持战争，德国街头掀起了有史以来最
大的反战风潮。经过两次大战的重伤，德国人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不肯打仗，即使是
“正义”之仗。士兵把铁盔挂在骷髅头上，走出营区，不再回头。他们说：战争、
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法西斯，是一码事，不干就是不干。
如果四十年来德国人学到了什么教训，那大概是，竭尽一切能力去防止“国家”
的膨胀，一切能力，小至不对国旗行礼，大至不以国家的旗帜和任何人交战。
热情的美国人对德国人反战觉得非常困惑——这场战争的是非黑白不是很明显
吗？更何况哪，布什是两德统一最忠实的支持者，德国人反战实在有那么点忘恩负
义的味道。
德国人浑身不自在，自我解嘲地说，四十多年来你们最想培养的，不就是一个
酷爱和平、没有侵略狂的德国吗？现在你们终于见到了成功的培养结果——一个六
亲不认、义无反顾的反战德国，怎么又不对了。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呢？
所以南辕北辙，其实都牵扯到两者对“国家”这个亲密伴侣的基本态度：美国
人还恋爱着“国家”，为她，可以杀进丛林也可以长驱沙漠；德国人对“国家”满
怀疑忌，就怕她又歇斯底里起来，对她既冷淡又防备。
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两情相悦，德国人和国家却已沧桑历尽。
从超级市场回来，赫然发现购物纸袋上印着几行字：
“向五四一○○○位参与海湾战争的将士致谢！
我们真高兴你们无恙归来！”
放下沉沉的纸袋，忍不住喟叹：是嘛！这五十四万美国人都平安地回到了妻女
的怀抱，真好！
可是，那横尸在沙漠中的十万伊拉克人呢？
读着纸袋上的字，想到纽约战胜者大游行的狂欢和爱国激情，我实在觉得不舒
服：战胜者的哀矜之情在哪里？
纸袋上的字，无宁是在庆贺那十万人的死。
只有一个解释能使人原谅那些狂欢的人吧！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还在新婚燕尔，
爱国激情自然容易淹没其他的考虑。“给他们一点时间吧！”一个傲慢的欧洲人会
说。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
柏林来的亲戚
柏林围墙垮了之后，我们在东边一个小镇刊了一则小小的广告：
“我们家有两只小老鼠，安安和飞飞，一只五岁，一只一岁，谁能协助我照顾
他们？供吃供住还有薪水，应征者必须有五分爱心、三分耐心、两分童心。”
隔邻太太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摇摇头：
“东德的人不会做事的！他们吃了四十年的大锅饭，一切责任由公家承担，他
们不知道什么叫努力工作！”
太太的丈夫摇头摇得更厉害：
“你错啦！人家那边的人不像我们倚赖机器，还是习惯动手，说不定比咱们西
德人还要勤快呢！”
“哈——”太大眼睛鼓起来，“你就不记得他们上班时候那个懒散的样子了！
你不记得我们有一次跟别人去排队买香肠，那售货员让几十个人等着，自己去聊天
了？”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是为公家做事，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起劲嘛，现在不
一样——” “可是——”
两个人就在我家门口老松树下口角起来。
然后有一天，门铃响了，是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来自那个东边的小镇。应征
的信，成把成把地，塞进我们的信箱。电话却很少，因为东西线路缺乏。
每一份电报，每一封信，都有一种急切：
“我的父亲失业了，母亲被遣散了，哥哥现在只上半天班，我则根本找不到工
作，希望您给我这个机会……”
“我今年四十多岁，马上要面临遣散。公司要关门了。这里是毫无前途，一片
灰黯……”
还有一些企图雄伟的要求：
“我需要这个工作。我丈夫也失业，他是否可能一并迁去，为府上工作？我育
有二子，分别是十五及十八岁，可以都住您府上吗？”
※ ※ ※ ※ ※
我很兴奋。一则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广告，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这一回，大概
真可以找到好的管家了。唉，希望东德的失业问题越严重越好。
信件筛选之后，挑了几个人写回信，信中注明条件：吃住之外，我们还负担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她的净收入，大概有一千马克，很好的条件了。
我们等着。
那被我们选中的人，却没有一个愿意要这份工作：
“哈哈哈哈……”从德东来访的亲戚纵声大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个可厌的亲戚，四十年来互不相识，围墙垮了之后，他常来，而且每次都
是三更半夜闯来，事前毫无预兆，每次来都搞得家中鸡飞狗跳。
马丁第一次出现时，是八九年底，围墙刚垮吧，他开着一辆典型东德同胞开的
“拖笨”车——你也知道关于东德制“拖笨”车的故事吗？
灰扑扑的十字路口，在西德，一只大耳短腿的驴子和一辆小“拖笨”碰上了。
驴子惊奇地看了一眼“拖笨”，问道：“你是什么动物？”
“拖笨”回道：“我是汽车！”
驴子仔细地看看对方，抬起头说：“如果你是汽车的话，那我就是一头马！”
这个故事，在越来越多的小拖笨来到西边之后，就流传成另一番遭遇：
小拖笨在西德乡道上碰到了一团已经干扁得像个小碟似的牛粪；干牛粪惊奇地
问：
“你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拖笨忸怩地说：“是汽车。”
干牛粪哈哈大笑：“别闹了！如果你算汽车的话，那我——那我就是个披萨饼。”
※ ※ ※ ※ ※
大胡子马丁开的就是这么一辆小小拖笨。可是，他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
围墙垮了半年之后吧，他开着一辆崭新的西德制Audi，刚刚从西班牙度假回来。
这一回，他和全家到埃及度假。半夜来到我们这里。驶进我们车库的，是宾士
560。
华德是表弟，在灯下，骇然问他：
“马丁，你杀人了是不是？抢劫了是不是？哪来这么多钱？”
马丁摸着胡子，得意地大笑：
“亲爱的表弟，听我说，人无横财不富！时机到了，不能错过！”
这个曾经是集体农场小队长、忠诚共产党员的表哥，很诚恳地为我们解释他成
功的途径：“是这样的。我向西方进口，譬如说，值一百万马克的香烟吧！我把这
些香烟出口到匈牙利去——匈牙利还属于华沙集团，香烟属于优惠品，我用马克和
卢布兑换来、兑换去，一转手就可以净赚个五十万，单靠卢布和马克的兑换就行。”
他眯着眼睛，做作出小心翼翼的样子：“可是，关键是在，那香烟根本就没到
匈牙利，我只需要布达佩斯那边有人打通关节，作点纸上工夫，证明货到了就行。”
“那香烟到哪去了呢？”我问，知道自己看起来很呆。
“香烟？”马丁咕噜灌下啤酒，胡须上沾着泡沫，“香烟我留在德东卖呀，供
不胜求呢！”
我终于懂了。
这位表兄是个新德国的“倒爷”。柏林围墙一倒，社会主义大厦也开始四壁龟
裂，他就趁着大家手忙脚乱补破屋的时候，在漏洞里钻来钻去，比任何人都机灵。
现在，他坐在那儿哈哈大笑：“你知道为什么东德人看不上你所提供的条件吗？”
我不知道。
“因为呀，”他大刺刺地对着灯罩吐烟圈，“因为他们如果根本不工作，成天
躺在床上吧，政府——从前是西德政府，现在是德国政府了——会给他失业救济金、
医疗保险、育儿辅助费等等，七七八八凑起来，和你给的薪水也就差不多了。住房，
他反正本来就有，大锅饭时代保证给他的。放着这么舒服的日子不过，谁这么傻还
去做工呀？”
马丁的手指上，有一个粗大的金戒指，在我的第凡内灯下闪着光。
有些亲戚，我想，还是四十年不见较好。
一九九一年九月
帮 手
“这是你第一次来西德吗？”
她点点头。
英格是昨天到的。她有着一对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就那
么冷漠的，没有表情地看着你。她的脸色苍白，没有廿岁女孩一般有的青春血色。
这是一个从街上走过，没有人会对她多看一眼的女孩。
“谈谈你的家庭吧！？”
她静默。
“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我再试。
“爸爸——”她慢慢地说，“本来是农机工厂一个主管，现在那个工厂关闭了，
他留在家里。”
她停下来。等了半天没有下文，我只好再问：
“妈妈？”
“妈妈本来在青年团作秘书，现在青年团解散了，他们要妈妈去当大楼清洁妇，
妈妈不肯……”
“哥哥本来是人民军的，现在退下来了，在找工作，好像也在哪里学电脑……”
灰色的眼睛不泄漏一点感情，可是我明白了。她只给了几个小碎片，但我约略
知道那大拼图的模样，小碎片属于那大拼图的几个角落。工厂主管、青年团秘书、
人民军——英格的家，是覆盖在东德共产党羽翼下的小巢，现在这个小巢被时代的
狂风打得零落了。
“厨房的事你都清楚了吗？”
英格点头。
“你每天工作到三点就下班了，自己的时间很多，可以常到城里逛逛——”
她点头。
“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动自发，不要每件事都等着我督促——我没有时间督促
你，你自己张大眼睛主动去做，行吗？”
她点头。
就这样，东德来的英格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往后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清早传来教堂的钟声，两岁不到的飞飞从幼儿睡袋里钻出来，开始了一天的游
戏人生。
作妈妈的边刷牙，边满嘴白沫地往楼下大叫：“英格，宝宝醒了。”
廿分钟之后，妈妈从书房探头出来，一眼看到换过衣服的飞飞，大叫：“英格，
宝宝没穿袜子！”
妈妈又回到书桌读了两页《八九——九一年柏林日记》，英格在敲门，探进头
来说：
“宝宝没有袜子了。”
妈妈抬头，看着她，
“为什么没有了？”
“都脏了。”
“拿去洗。”
“洗衣机正在洗别的东西。”
妈妈站起来，走到英格面前，很慢很清楚地说：“来，我有几个建议：一，你
可以暂时让他穿上昨天的脏袜子。二，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哥哥的大袜子。三，你
可以让他穿上棉布鞋。四，你可以到对面李太大小毛那借双小袜子来。五，你可以
骑车到杂货店买双袜子来——你有一千零一个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只要想出
一个来就可以。”
英格漠漠听着。
“但是，”妈妈继续说，“你要动脑子自己去想解决办法，可以吗？”
妈妈回到书桌。
这本书她不喜欢。一个美国记者写的，总是落入正邪两分明的窠臼。先写二次
大战时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后，又写德国人如何如
何地好，自由战胜了奴役，东德人民写下了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妈妈记得在华沙和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夜谈。在他古旧的书房里，这个曾经被
共产党迫害过的老人说：
“我觉得，吊诡的说，自由和奴役一样，是一种陷阱，一种危机。解放后的东
欧所面临的是自由的危机。”
敲门。英格说：
“哥哥的袜子太肥了，弟弟的脚穿不进鞋子。”
妈妈叹口气，放下书，转身温和地说，
“那么，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穿鞋，等袜子洗净烘干了呢？”
老百姓半夜来敲老作家的门，要求他为他们解决问题：蒙过冤狱的寻求平反，
失业了的要求复职，判了罪的试图脱罪……他们哀恳地说：
“现在你是国会议员了，波兰是民主国家了，你一定有办法。”
当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老百姓愤怒而绝望地说：
“为什么以前的共党书记有办法，现在的国会议员会没有办法？这是什么自由
民主？”
老作家皱着眉说：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
重的责任？”
英格推门进来，问：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过的哥哥的袜子需不需要洗？”
妈妈头也不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