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
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
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
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
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
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
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
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
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
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
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
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
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
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
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
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
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他个人的政治
策略有损。
掩藏历史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图。以革
新、开放作号召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希望重新调查波俄两国之间从前所忌讳的历史案
件。苏联政府体认到，波兰百姓对俄国的憎恶与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关系。冤
案未结，仇恨永远埋在心里。不如开诚布公地发掘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让过去的
过去”。戈尔巴乔夫要让历史出头，当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潜伏的危机。
与企图掩饰历史的执政者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边—
—一万五千个人的命运悲剧，要有个交代，死者的亲人仍旧在痛苦的回忆中惘然地
等待，辛活的波兰人对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责任。历史的“黑盒子”打
开之后，波兰人的仇俄情绪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尔巴乔夫所希望，却也可能更加
深血债血还的愤慨，如许多波兰人猜测。但是即使公开真相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达
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旧会有两重收获；第一重，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之后，波兰
人即使无法原谅，却因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会有固定的对象，有一定的程
度。在历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张时，他的仇恨必然是隐藏的、臆测的，因
此往往是夸大而且扩张的。第二重收获，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将来历史的肯定，因为
他肯定历史。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现在总算有人敢公开谈了。俞国华说，政府其实从来不曾
禁止过对二二八历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来人们不敢谈这个事件只是个误会！
就好像台湾其实根本没有“报禁”这回事，也是误会而已。好吧，让我们相信俞院
长的话，就开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实上，为了对历史表示绝对的尊重，对冤枉
牺牲的同胞表示遗憾，对牺牲者的亲人后代表示负责，政府何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历史学家组成，客观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诸
社会？
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
台湾素描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
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
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
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
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
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
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
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
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
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
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
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
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
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
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
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橡黄牛
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
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
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
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
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
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
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
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
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
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
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
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
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
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
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
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
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
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
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
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
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
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
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
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
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
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
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
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
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
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
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
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
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
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
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
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
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
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
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
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
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
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
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