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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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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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窗子都得来不易,如何奢谈窗台外的天竺葵?

可是,你不能不让我沉默地发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个为了炊火可以
把长城的石头挖掉的民族,一个为了方便可以把连城的凤凰木连根拔起的民族,变
成一个在某些时候愿意为“美”作些妥协和牺牲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

条件,照你的说法,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台湾的贫困艰苦早成过去,钱,在灯
红酒绿的街上流动着,却并不走向天竺葵。你想必也去过万华夜市那家台南担担面。
金碧辉煌的装演大刺刺地告诉你——用四种文字——你手中法国的金筷子多少美金
一双、眼前英国来的瓷器、德国来的酒杯、哪里哪里来的桌子待子桌巾桌灯要多少
多少钱,多得教你目瞪口呆。担担面提醒你我们共同的卑微的过去,金杯银匙(全
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
打个满足的饱嗝。

你真相信一旦摆脱了贫困艰苦,对美的漠视就自然会改变吗?恐怕没那么决。
这一年来,异乡这儿的街坊邻居明显地感觉到治安恶化的威胁,三天两头地听说左
边有边谁家谁家遭窃了。我们离家度假时,总预期着回来时家中可能巳被搬空;隔
壁老太太,更是惯常地在厨房台子上压张一百块钱,“这样,”她说,“小偷有点
收获,就可能不会因怒而破坏家具。”不安全感到这个程度,够强烈了吧?

为什么不装铁窗呢?你说。

对呀!我也正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装铁窗呢?
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经决定住在铁窗里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铁窗是那样一个外观丑陋、内在意义丑陋的东西,这里的人
连那个念头都不会有。或许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吧,我自己,宁可出外回来发现家中
面目全非,不愿意在房子上加上铁窗。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罢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5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里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点点,漫天
漫地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泪就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不
过是一点花香罢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联在一起的。小的时候,街头巷尾,哪家没有几株茉莉,
在墙角,在夜晚,静悄悄地呼着香气?少女恋爱的时候,难免爱走最黑的巷子,因
为巷子里甚至没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样绵长的蠢动的茉莉花香,带着致命的魅力,
把人牵引到梦里去。

从此我再也不去别家买香水,再也不买别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们原来有茉莉花,只是由于钻营忙碌,把花给甩了。



   6



谈什么住宅文化——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茉莉花的意义?

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的仰望星斗。我们,从
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个能够仰望星斗的地方,一点点脚的空间,心的空间。





 遇见阿土的那一天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园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个粉红色的气球,气球上系着一
张小纸片,写着两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岁半,住在德国克伦堡麦河街六号,收到气球请来信。”

十二月底,一个下雪的早上,胡须上沾着雪花的邮差送来一封信,给安安的信,
来自波兰。

邻居把波兰文译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飘来的气球。我今年三十六岁,名叫可兰波
斯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岁。波兰通货膨胀得厉害,这里什
么都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我也失业了,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我们住在华沙一
百公里外一个小村子里。收到信后请给我们一个回音。”

安安听完翻译,失望地说,“不是小孩!”兴致索然地走了。

邻居说,“怎么样?要给这什么斯基寄个包裹去吗?这信分明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摇摇头,觉得疲倦,“不了。于事无补。”


   ※  ※  ※  ※  ※


中午,雪变成了雨,挟着冷风,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肃杀之气。

有人按铃。

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德国人。衣裳穿得单薄,早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淋
到眼睛里去。他打着哆嗦,嘴唇发紫地说:

“请——请问您——你要不不要订订一份杂志?”

我的天,是个推销员,该杀的。

“我不要, 对不起.” 我让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脚边淋成一个小潭,
“我家的杂志有二十来种,读不完的,但是我可以给您一杯免费的热咖啡……”

他在发抖,青紫色的手指在胸怀里摸索,取出一张单子,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
了:

“明镜、明星、画报……随便订哪一种,一种就就就好”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我准备关门,年轻人突然哭了出来———或许那是雨水,不是泪水,他急迫地
用呜咽的声调说:“我已经走了一整个整个早上,只有两家订,我只要再一家,只
要您肯帮忙。我就有救了……”

头发里的水不断滴到他眼睛里,眼睛里又不断流出水来,简直可怜极了,他哽
咽着说:“我明天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缴不起房租,只要您您肯订订一份,我就
就——就可以回去交差……”

他停住了,就那么湿淋淋地望着我,像只从阴沟里出来的老鼠,腿站不稳,打
着哆嗦,嘴唇发紫。

我看着他,半晌,叹口气说:

“对不起!我实在没时间再多看一份杂志。”

对着他湿淋淋的脸,把门关上。转过身,背靠着门,觉得自己在生气,可是不
知道在对谁生气。


   ※  ※  ※  ※  ※


下午,竟然放了晴。从窗里望出去,一片湛蓝的天空,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

出了门,才知道那蓝色的晴朗是个假相,因为雨雪初化,蓝天下的世界冷得刺
骨。

大街被打扮起来,红花绿叶配着黄澄澄的灯,像蜂蜜般柔腻甜美的圣诞歌曲在
街上荡漾。橱窗里站着红光满面笑呵呵的圣诞老人,毛茸茸的小兔小狗小熊小猪在
电的操作下很可爱地向人摇尾点头。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礼品,包装得精致漂亮。
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桶,马桶上系着一只巨大的金色的蝴蝶结。

我也是那珠光宝气的人群的一分子;我是出来买礼物的。

扎着金色蝴蝶结的马桶在玻璃窗里边,玻璃窗外边,墙角下,挨坐着一个女人,
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母子拥抱,守着地上一只空罐子。

我看看马桶,看看这个女人,继续往前走。

没有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冷,冻得他两颊通红,鼓鼓
的。

我又踱了回来,站在女人前面。她裹着围巾,两眼盯着地上的罐子,里头有些
零钱。

我又拔腿走开。

又回来。那小孩张开了眼睛。

又走开。又回来。

我终于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蹲下来。

“这个孩子很冷,”我握着孩子肥短的手,“您从哪里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南斯拉夫。克罗埃西亚。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个拜占庭时代的老城,被炸毁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没有家人吗?”我问,感觉背后不断流过的人潮。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来德国多久了?您住在哪里?”

“四个月了。住在一个营帐里。”

小孩瞪着清亮的大眼。

“这么冷,”我说,“您要不要到我家里去吃点东西?我用车再把你们送回来。”

女人摇摇头:“不能离开。您把饭带来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个小男孩,背着个风琴,提着一盒披萨饼。他把身
上七七八八的东西搁在地上,然后对我说:

“她要留在这里赚钱,不能走开,可是,”小男孩笑着,露出两颗大大的兔宝
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  ※  ※  ※  ※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
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
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
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
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
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
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
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
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  ※  ※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
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
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阿塞拜疆开火,他们就变成阿塞拜疆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
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




 见证者



没事吧?跟你随便聊聊。

每个星期二,我从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海德堡大学去教课。昨天,在火车上,看
到这么一件事,说给你听听。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着换车。这天人特别的多。一群外国旅客,总有十来
个吧,脚边围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显然是出远门的,愉快地说笑聊天。

火车进站了。这是班开往意大利的快车,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阿尔卑斯山的湖泊
和隧道。

车子停下来,一大堆人堵在狭窄的车门口。没有行囊、只夹着一本书的我,第
一个上了车。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种的车程,所以我就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走道里找
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
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发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
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
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
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发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发女人
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
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
—”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发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
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
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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