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 第31部分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地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
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地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家伙。克罗人要
独立，塞人不让，就火并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
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像一张张口要喊的大嘴。
南斯拉夫旅客三三两两地从别的车厢下来，往这里聚拢，边走边彼此探问：发生了
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下车？

疑惑全写在脸上。

警察面对着秃头男人，取出纸笔：

“请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见窃盗的发生？”

“嗯！”男人很严肃地看着警察说，“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里头，那个人大约
五十五岁，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头发，穿暗红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气说到底。

我倒抽一口凉气。

对着陆续走来、正在七嘴八舌说话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说：

“请您指认……”

男人的眼睛逡巡着。

……

然后抬手一指，指着一个走在大伙后边的人。

“他。”

男人低声对警察说。

他。在我看来，大约有六十五岁，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着整齐的黑呢大衣，
颈间裹着格子围巾。很英挺地走过来。

这个人，茫然地看着两个警察向他靠近。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显然是旅行团里唯一懂德语的人，愤愤地对警察说：

“那个人有什么证据？你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警察已经开始搜身。被搜的人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顺从地打开大
衣，抬高手臂，让警察伸手触模贴身的衣服。他甚至于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议些
什么，他听不懂。

另一个警察，弯着腰，打开一只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关好，又把手伸
进一只百货公司的塑胶袋。

整辆列车等着。人们倚着窗子，伸出半个身子看热闹，不时彼此交换意见，比
手划脚地发表对世界局势和种族差异的评论。

秃头的男人似乎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拎起皮箱，果决地对女人说：

“走！”

他踩着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后头跟着。

会说德语的南斯拉夫人对着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罗，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们一个解释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给我们一个
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会儿就上了电梯，不见了。

两个警察，没搜到东西，一时之间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交头接耳了一会，
决定请所有的人回到车上，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

“开车了！　开车了！”列车长挥舞着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两两地登
上车厢，只有一个，火车开动了之后还攀着车门，对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这是不公平的……那个人怎么能没事一样……他要道歉……”

火车隆隆的车轮把他声音给淹没了。

搭电车已经来不及，我在火车站前跳上一辆计程车，赶到学术街去。还好，学
生还在。




　秩序还好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
觑来人，喝，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走，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
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
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
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
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
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
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
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
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
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
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
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
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
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十公
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十公里速
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
也就是说，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
行速度属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罚
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
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
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
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
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
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
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
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
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
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
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十三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
好，奋斗到六十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
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
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十一公里被拍照，罚金二十元，市长拒缴。
消防队队长以十五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二十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
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
被照像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妈的！


　　人吃人的西方



离开小冷，往北就是历史古城威玛。走出火车站，回头看看；这虽是威玛，毕
竟还是东德的威玛。火车站是个灰扑扑、陈旧不堪的建筑，泥墙剥落了，窗框的木
头绽出裂纹。

迎面袭来的空气，混合着煤味和汽车放出来的废气，令人窒息。每条路都有工
程，交通因而堵塞不堪。车身布满脏泥，行人的鞋子也裹着一层泥。各种各样的建
筑工程机械在每条街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个崭新的旅行社。

“能够帮我找个家庭旅馆吗？”

“我们新邦没有什么家庭旅馆，只有两种旅馆，一种很破旧失修的，您大概不
愿住，一种就是观光饭店了，比较贵。”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您早来了两年；再过两年，我们就什么
都有了。”

“再过两年，”我说，“四十年的共产东德就连影子都没有了。我来得正是时
候。”

她点点头。

“大象旅馆有一个单人房，没有浴室，九十块一晚。就在老街广场上，五分钟
就到。”

五分钟其实走不到，因为要穿过无数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搁在人行道上，等着
埋入地下。房子围上鹰架，等着翻新。地面上的砖块被掀了起来，等着重铺。机器
隆隆地震着地面。

后共产的威玛，在机器声中震动。

古街广场上，工人在铺地面。整个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块一块
的石头缀成。每一块石头，大约有两个拳头大，切割得不平整，显然是用手工敲的。
工人在地上打下铁桩，绑上细绳，铁桩和铁桩之间就拉出一条直线来。工人屈腿跪
在地上，一手持锤，一手挑选大小适中的石块，把石块一个接着一个地排列起来；
几千几万颗石块缀连起来，就成为一条当年走马车、现在行汽车的石板街。

几百年前路是这么铺的，今天还是这么铺，因为这是条老街。

进入老街之后，威玛突然换了面貌。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把斗篷和面具
突然摘掉，露出风华绝代的真面目来。躲藏在陈旧的建筑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后面，
是威玛光彩夺目的历史。

面对着广场的大象旅馆，只是一栋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有典型
的公家机关那种保守和沉闷；可是就在这里，巴哈曾经夜宿，汤玛斯曼曾在这里写
小说，用大象旅馆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余光瞥见隔壁墙上刻着几行字：“从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
巴哈居住于此。他的两个孩子在此屋诞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见一栋黄色的建筑，是威玛图书馆，墙上的牌子说：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间，歌德在此任图书馆馆长。”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钟的脚程之外。他的马车停在车库里，车库楼上，是他写
作的书房，他的笔还搁在书桌上；他的床，还铺着他睡过的床褥。

踩着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还有他弹过
的钢琴。

最后，还进了席勒的屋子，看见他的书桌，靠书桌边，摆着一张床，是他临终
的床。

威玛的历史光辉，使人完全忘了有东德这么回事，直到这个席勒书房的解说员
开始聊起自己来。

“对我来说，统一不但没带来好处，还让我遭了殃。”

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衣襟上别着名牌，“保利”。我们站在席勒的书架
前。

“我有个严重智障的儿子，今年三十四岁了。三十几年来，我抚养他，帮他穿
衣、系鞋带、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国家还算照顾我，有特
别的津贴，工厂还有手工品让我在家里做，因为我不能离开儿子一步。”

几个浏览的客人走近来，保利停了一下。

“现在统一了，工厂倒闭了，我失业了，要申请什么补助得跑好多个机构；我
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请什么，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观念也是新的，我觉得糊涂极了。
不得已，只好把儿子送去智障辅导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么办呢？我自己朝不保
夕……”

“您在这里不是个工作吗？”

“这是临时雇员，大概下个月又得失业了。老实说，统一的‘自由’对我一点
意义都没有。以前是没有旅行的自由，现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没有钱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