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
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
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
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
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
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
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
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
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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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
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
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
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
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
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
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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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
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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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中此节删去——扫校者注）
附 录
一只白色的乌鸦＇1＇
龙应台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来的董桥夫妇、为《当代》杂志献身的金恒炜夫妇、刚从
瑞士回国的我，和从通霄北上、一身乡村气息的七等生。
我们谈到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问题。地球村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臭氧层中一个破洞，对纽约高级住宅区中绅士淑女的影响和对南美丛林中的印第安
部落土著的影响一样。伊索比亚的饥民手中的奶粉来自瑞士，也来自加拿大。到一
九九二年，整个西欧要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邦联。在这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新世界
里，民族主义是不是该淡化？
“种族、国界，对我都没有意义，”七等生说，“我相信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
值；那价值是共通的……”
与我初识的七等生，留着齐颈的长发，用温文而缓慢的声调讲话，讲的是他对
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里透着梦幻似的光芒。
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妓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
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情。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
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 ※ ※ ※ ※
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
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春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
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
这些成见，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
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强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
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
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
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
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
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 ※ ※ ※ ※
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
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
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
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
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
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
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
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
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
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
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
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
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
一把尺——以强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
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
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
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
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 ※ ※ ※ ※
“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
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
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
蛮人” 。 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
“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
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出来，伤
了感情。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
子“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坚持“犯人也有人
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
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
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妓院作为雏妓。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
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妓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
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 ※ ※ ※ ※
《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
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
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离开瑞士，移居西
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
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三个和一个
——龙应台杂文散议
杨际岚
综观当代杂文界，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龙应
台” 这个名字； 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龙应台”三个字。
她的经历似乎极为平顺、简括。
无妨展视一下履历表：原籍湖南省衡东县，一九五二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
乡水源地；一九六九年，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学美
国，攻读英美文学，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
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
八五年八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苏黎世；一九
八八年五月，迁居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她的创作历程，似乎也不复杂、漫长。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投稿《新书月
刊》，批评《孽子》；十一月，“龙应台专栏”于《新书月刊》上开设；撰写《中
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野
火集”专栏于《中国时报》上开设；六月，文学批评集《龙应台评小说》由台湾尔
雅出版社出版；十二月，杂文集《野火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其间，还以“胡
美丽”的笔名，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不定期撰写有关女性问题的杂文。一
九人六年十二月，在“人间”副刊开辟“人在欧洲”专栏。一九八七年二月，《野
火集外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杂文、随笔集《人在欧洲》
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近年来，龙应台尚在台湾《皇冠》杂志上
撰写专栏文章，透过“安安”视野审观大千世界。
然而，她却平地卷起了一阵“龙卷风”26野火集》一个月内销售五万多本，去
年已高达一百○七版，十几万册，台湾百多人中即拥有一册。《龙应台评小说》也
印行了二十几版。而《人在欧洲》初版即印行六千册。《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
说》分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同仁们称她为“一九八五年最具影响力的
作家”。杂志评她为“一九八五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如今，作为大陆的读者，想要了解台湾杂文，不能不读龙应台杂文。迄今为止，
龙应台杂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烧“野火”的龙应台，谈“美丽”的龙
应台，“在欧洲”的龙应台，各具特色，纷呈异彩。
其一：烧“野火”的龙应台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话应于龙应台，再贴切不过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委”自
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并无太深关
系的《中国时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
的《野火集》来。正如龙应台本人所述：往往文章一出现，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
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老师
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邮箱里一把一
把读者来信……
不过，另一种声音却也嚣嚣不已——
“龙应台在‘中时’写文章，篇篇都是丑化我们中国，丑化我们中国人……以
一点概全般，丑化我们的社会……”
“他（指龙应台）遍撒野火，期盼燎原，但是，野火无主，易放难收，显然，
作者的用意，不在批评，不在建议，只想随心所欲地随手放火，火起之后，再拿一
本外国护照出国，隔岸观火。”
“用脚踩熄这点子‘野火’把，一如踩熄一截烟蒂。不值得再为此人此事写一
个字。”
更有甚者，“妖言邪魔”，“行险而骄、言伪而辩、激狭取宠”，“满纸酸溜
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等等，一股脑儿地朝龙应台头上扣去。有些“特
定”的团体明令将此列为禁书；甚至匿名地寄去撕了一角的冥纸，诅咒她早日归阴。
热烈的掌声与凶猛的骂声，这一深具涵义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了龙应台杂文
的强烈的现实意义。
她严峻地剖视整个病态社会——
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