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强烈的现实意义。
她严峻地剖视整个病态社会——
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
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环境污染：地面、地下的污染，水的、空气的污染，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污
染”，立体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灵，台湾犹如“生了梅毒的母亲”；
反仆为主：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四十年来患了政治“敏感症”，有许多陈腐观念
需要纠正， 却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声， 卫道者动机指斥为“民族叛徒”、
“赤色嫌疑”；
封闭教育：在生活上“抱着走”，在课业上“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骑着
走”，牺牲学生自立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
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
的种种病象， 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去自剖， 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
“很苦很猛”，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因
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
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
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其二：说“美丽”的龙应台
一条上了电视的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
一则某专科学校强迫已婚女助教及职员辞职的新闻，
一封被歹徒强暴而自寻短见的十八岁姑娘的绝命书，
一家新开设的专卖“给女人看的书”的书店，
一桩开会时让女警察提茶壶招待客人的寻常事，
一名妩媚而年轻的大使的辞职，
一位主持人关于某小姐的介绍，
……
龙应台以“胡美丽”的笔名，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发表了多篇杂文，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上观察、思考和评论女性问题。龙应台
藉自我访问的方式，这样评价这些杂文：“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
而言语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有的论者认为龙应台是理性的、中性的，“胡美丽”
是感性的、女性的，而其为“善”则一！
社会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如上述那些事例，在龙应台眼里，却带有另
一番意味。她一针见血地揭示“结婚就得辞职”的真正涵义：一旦结了婚，在你眼
中，我就成为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残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的肉
体——所以你要我离开。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受害者：杀了你女儿的，并不是那个丑
恶的暴徒，这个社会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轻视逼使她走上绝路，无形的贞节牌
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龙应台针砭痼疾丝毫不留情面，可又不令幽默感：一般
的书店不能满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女人书局”有个重要任务——时时提醒女人
不要“捞过界”来。对于那些抽象、宽泛的事理，龙应台常常用明快、简捷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述。比如，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她都会说：“胡美丽，
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你不像个女人！”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龙应
台开列了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必须是被动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最重要
的还在于比男性要来得“柔弱。 ” 龙——徐徐辩驳，而后举重若轻，一语中的：
“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
这‘一个’模子。“
说“美丽”的龙应台，尖锐、深刻，却又不带片面性。其文锋芒直指“愚女政
策”——“这不是缠足，这是缠‘脑’、缠‘心’！”在淋漓尽致地抨击轻视女人
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同时，龙应台毫不讳饰女性自甘示弱的顽症：从小到大你
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昧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
个性软一点吗？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
后？她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单角度，褒贬得体，尖锐而不尖
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说服力。
其三：“在欧洲”的龙应台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
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龙应台在描述旅欧心路
时流露的情怀，几多无奈，几多感慨。
《人在欧洲》是龙应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详尽、形象地显现了龙应台目前
的关注点：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
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比
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弱势文化”中的作
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谈社会，
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栏杆》等。二，谈人生，如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烧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谈文学，如《诗
人拎起皮箱》、《视大奖·必藐之》等。换一个角度，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还
可以划分：谈国际问题，如《德国，在历史的网中》、《丑陋的美国人》、《慈善
的武器工厂》等；谈台湾问题，如《台湾素描》、《台北游记》等。实际上，二者
融为一体，她议国际问题，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议台湾问题，无不置之于国
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力倡开阔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观：在彼
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关爱
人。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
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人在欧洲》，转换成了
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视野、胸襟等），
也获得匡正和弥补。
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
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
实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线，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人’，
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
观的宽还是窄，大还是小。”
“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
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龙应台的这段心路，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
的印记，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这一个”
龙应台。
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别有用心”和“哗众取宠”是其中主要的两项。
对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龙应台坦然应承。她直言不讳：“不错，我是‘别
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
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
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
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
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
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
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
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
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
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
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
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
—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
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巴人对鲁迅的一番评价：他一直面着现实，时时在观
察现实，掘发现实，分析现实。他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他那“热到发冷的
热情”（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犀利、冷峻的字里
行间，跃动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龙应台无愧为大写的“人”。
非议者还一再贬斥龙应台“哗众取宠”。以虚浮之辞“哗众”谈何容易！龙应
台杂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万读者。一位法律教授不胜感慨地说：“龙应台最
大的优点是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落笔率直，且能以大众化、浅白的
笔触突破过去的禁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换言之，感性的文学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为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为大众化的
实际效果创造了基本条件。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
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
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
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按照鲁迅的看法，杂文的主要内容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批评不完全等同
于杂文。“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杂文离不开议论，但这种议论只有具备“理趣
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点，才有艺术感染力。龙应台相当讲究素材的
剪裁，结构的营造，语言的锻炼；她的杂文，融知、情、理为一体，议中含情，情
议相偕。
综观龙应台的杂文，无一不是缘起于具体事物，有感而发；但无一仅仅局限于
某一事物，就事论事。始终着眼于观念的探讨——作者和读者，肯定意见和批评意
见，都十分明了这一点。
龙应台认为，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即观念上的框框。她的杂文警策
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为以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观……每一篇大致都在
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出版者对龙应台的良苦用
心也体悟得很透彻：“长久以来的歌功颂德，已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批评建议的勇气，
传统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龙应台努力点燃的，正是
独立思考、勇敢质疑、热心参与的新观念。”无怪乎，对着名原子科学家孙观汉所
说的“小脚观念”、“小脚行为”，她的揭示是那么尖锐，那么严峻，那么不遗余
力。客观上，这是对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贡献的继承和延续。
新文学运动后，白话文兴起，杂文勃然盛行，名家辈出，佳作如涌。这三四十
年间，杂文在台湾也久盛不衰。论其指向，大体分为社会批评和人生杂谈两大类。
前者，率直、尖锐地揭穿社会缺陷，立懦敦薄，以促进社会改革。后者，由社会批
评衍生而来，可能有较严肃的议论文学，也可能是幽默地闲谈人生琐事，但无不以
议论的方式出现，以人类日常生活为主题。以社会批评见长者，柏杨、李敖等凌然
卓立。以人生杂谈专擅者，当然首推林语堂、梁实秋，台静农《龙坡杂文》的多数
作品评说人生，娓娓道来，平实中见深沉。而龙应台不落窠臼，独步健行，开了一
条新路。“龙卷风”终究要随时而逝，然而，龙应台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书写下的
锦文华章永远不会失却它的光彩。
一九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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