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
概率。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十五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
“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
说：
“让我瞧瞧——对，明年七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七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
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
神。
1956年， 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
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
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
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
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
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
之—卜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
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
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
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
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
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 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
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
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
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
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
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
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外人入侵”这
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这种态度
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
的钱， 辅助难民， 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黎世人说，
“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那些农人，生活很
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
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
当瑞士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 这种
“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
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们楼下
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蹦来蹦去，他
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
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
有洁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
人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国
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民所好而
制。
然而反对的声浪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基督教组
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通过。甚至有一
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
出境的难民。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精神，“自私”、“排外”。他们指
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民
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乃是亚洲
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难
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
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暂时留
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
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年，当欧洲、美洲、亚洲仍旧
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越种族、超越国
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难中，都是援
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
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精神的象征。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
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难民进入瑞士，在1986年，
这个数目变成8546人。 而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1000人申请庇护。21000多个案件
仍旧在等待之中。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
国，马上有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
真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
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
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精神？
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
并不比前者简单。
猫川幼儿园
一场细细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春气息。在幼儿
园门口，三个大人牵着六个小孩，一人牵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正从院子里出来。
“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 ※ ※ ※ ※
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建筑，四
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月大到两岁为一
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次。年龄较大，活动量
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有些孩
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的女性。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个孩子。
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个大人陪着四个
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性。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习
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或者在有
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际经验之后，而
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
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
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
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的口
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
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
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
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
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
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
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
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
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
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
姬若吻得很起劲。
※ ※ ※ ※ ※
“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
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精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
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
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
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
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
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
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
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
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
月薪大约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
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
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
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
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
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
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
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
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
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
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
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
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
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
※ ※ ※ ※ ※
安妮把孩子放下时，我注意到她圆满的肚子。
“生产之后，还继续工作吗？”我问她。
“不了，母亲是孩子最好的照顾，我出来工作，孩子就失去了最完美的成长环
境，我就对不起他。”
“所以你不愿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安妮摇摇头，安琪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