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是清楚的，如果农哥留在北京就不会死，我就知道这个，别的也不想知道。”
梁士乔说：“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但是不能因为有看法就不给打火机了。”沈彪说：“戴小姐没资格代表农哥。”梁士乔想了想，谨慎地说：“恕我冒昧，如果是钱的问题，好说的。”沈彪当即就火了，手往店门一指，说：“请你出去。”看来真不是钱的问题。
梁士乔说：“如果不是钱的问题，你这个态度，那我就要说几句了。”
沈彪瞥了梁士乔一眼，问：“说啥？”梁士乔说：“叶先生认为，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需要在巴黎躲起来，这个态度就是对中国社会制度正当性的否定。叶先生去不去巴黎是他们个人感情的事，我们局外人无权裁判。戴梦岩不懂政治，但是能让叶先生看得比命都重要的东西，她就相信一定重要。戴梦岩保护叶先生是押上命的，放叶先生出去也是押上命的，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好处？叶先生遇刺还算个义士，戴梦岩没了算什么？不死算恶妇，死了算偿命，这样的好处你要吗？这种事要放到你我身上，不一定能做到吧？如果是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戴小姐？我告诉你：如果能把她拉回来，我宁愿听你骂她。”沈彪愣住了。
梁士乔说：“这个打火机也不是戴梦岩要收藏的，人都没了还收藏什么？这火机是要按遗物交给官方的，包括戴小姐送给叶先生的纯金打火机。”梁士乔说完就走了。
沈彪回过神，马上追了出去，喊道：“梁先生等一下。”说完到墙柜下面的货柜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盒子，走出去交给梁士乔，说：“打开验一下吧。”盒子里面是一只铸铜立体国旗贴章的打火机，非常漂亮。贴章的下沿还有一行小字，也是一体铸出来的，写着：1992。04。21YZNDZ。一看就知道“YZNDZ”五个字母是“叶子农定做”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日期、字母即是这枚个性贴章的唯一性。
沈彪说：“底机不是ZIPPO，农哥特意交代用国产的。”
梁士乔合上盖于，说：“谢谢！”
沈彪问：“那戴小姐……”
梁士乔说：“尽力吧。”梁士乔上车，客客气气与沈彪挥手道别，离开ZIPPO沈彪专卖店。
来到“久悟杠子面”餐馆，虽然还没到晚饭时间，但是店里已经零星开始上人了。梁士乔走到服务台，问女服务员：“请问方迪小姐在吗？”
女服务员问：“请问您是……”梁士乔回答：“我姓梁，是九哥的朋友，有件东西九哥让我转交给方小姐。”女服务员说：“请稍等。”接着就打电话，然后说：“请您到二楼办公室。”
梁士乔上到二楼，看见一女子从办公室出来，朝他迎上几步，问他：“是梁先生吧？”梁士乔说：“是的，我是梁士乔。”女子上前握手，说：“我是方迪，请屋里坐。”进了办公室，梁士乔在沙发上落座，从文件包里取出打火机，打开盒子，连同盖子一并放到方迪面前的茶几上，说：“这是九哥让我交给方小姐的打火机。”
方迪拿起打火机看了看，说：“九哥说您在巴黎，这么快就送来了。”
梁士乔说：“九哥给我打电话，说那事由张主任处理了，让我该忙什么忙什么，我就回来了。梦岩有部戏要开拍了，有好多协调工作。”
方迪说：“是吧，挺忙的啊。”
梁士乔说：“给方小姐添了麻烦，多谢了。”
方迪说：“不谢，应该的。”梁士乔与方迪是第一次见面，相互之间都是陌生的，没什么话可说，按人之常情交付完打火机就该告辞了，但梁士乔没有告辞的意思，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又有些犹豫，在想说与犹豫之间迟疑了片刻，还是说了：“方小姐，你……是亲自跟张主任谈的吗？”方迪回答：“不，我打电话谈的。”梁士乔微微点下头，说了声：“哦……”这声“哦”不自觉地拉了一个长音，有一种微妙的意味，既表示“知道了”，又夹杂着些许不放心。
方迪说：“九哥告诉我的当天我就和张主任联系了，办公室的人说他不在，我说叶子农的案子是张主任经办的，我有重要情况跟张主任反映。对方说可以转告，我说不行，必须直按跟张主任通话。对方让我放下电话等着，停了几分钟我父亲的电话打过来了，我知道这是对方在核实我的身份，然后对方让我守着电话继续等，又过了20多分钟电话来了，是张主任亲自打来的，我把九哥说的情况转述了一下，他先说了一句‘这个子农啊’，对叶子农没处理好这事不满，然后说：你告诉他们，该忙什么忙什么，这事我来处理。张主任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人在巴基斯坦，张主任的工作性质和级别我知道，我判断不了他的行踪哪些涉及保密、哪些可以公开，所以我只把张主任的答复告诉了九哥，其他什么都没说。我理解您的担心，怕我不上心，那我就跟您说了吧，希望这不算个错误。”
梁士乔的担心显然是多余了，他有些尴尬，歉意地说：“对不起，我多心了。”
方迪说：“梁先生放心了就好。”
梁士乔起身说：“那我就告辞了。”方迪把梁士乔送出门。
梁士乔说：“留步，留步。”方迪伸出手与梁士乔握手道别，说：“那您慢走，我就不远送了。”握手间，梁士乔把包夹在腋下，刻意把另一只手也握上，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张主任，真的非常感谢！请方小姐放心，我不是多嘴的人，知道分寸。”方迪说：“真的不谢，我很钦佩戴小姐，都是该做的。”
第四十九章
得知张志诚已回到北京，方迪马上办理叶子农的物品移交。这天下午她开车回家，她的新房子对于她只能叫居所，只有父母住的地方才能叫家。
路过大院篮球场，几个小伙子正在打篮球，方迪停下车喊了一声：“涛子，小军。”
两个小伙子跑过来，小军问：“方姐，啥事？”
方迪说：“耽误一会儿行吗？帮姐搬两个箱子装车上。”
涛子问：“箱子在哪儿啊？太远可能时间不够，还有事呢。”
方迪说：“在我家楼上。”
涛子说：“那没问题。”然后对球场的人喊道，“等着啊，马上回来。”
两个小伙子上车，到了方迪家的院子门口。这个时间方迪的父母都上班了，家里只有王妈在，王妈听见车声已经迎出来了。
方迪下车说：“阿姨，你在这儿看车，我带他们上去搬箱子。”
方迪带他们上楼到自己的房间，掀开床单，指着两只木箱子说：“就这两个，一趟只能搬一个，搬下去先放地上让王妈看着，等这个也搬下去了再装车。”
两只木制包装箱打得很结实，尺寸都是高35厘米、宽50厘米、长80厘米，上面都贴着运输单子，来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原封未动。等两个小伙子把箱子都搬到院子门口，方迪指挥着将一只箱子放进汽车后备厢，一只箱子放进后排车座。
车里已经坐不下两个人了，小军说：“方姐你忙吧，没几步路，我们走过去。”
方迪说：“谢谢啦。”然后开车走了。
来到张志诚所在的办公机关，她把车停在大门旁边，下车到警卫室窗口办手续，递上身份证对值班警卫说：“我找张志诚主任，有预约的。”
值班员打电话核实之后让方迪填写登记，发给一张准入证，问：“知道地方吗？”
方迪说：“知道，来过。”
值班员说：“进去吧。”
办公楼下，张志诚、周秘书、秦处长、焦干事4位已经在等候了，焦干事还拿着一只照相机，方迪的车一过来就开始拍照，包括方迪下车、方迪与张志诚握手寒暄、打开汽车后备厢抬出两只箱子、对箱子的细节特写……所有过程都被照相机记录下来。
箱子搬进一间会议室，会议桌上已经摆好了开启箱子的工具，有钳子、撬杠、锤子、螺丝刀等，几个人很快就把两只箱子打开了，然后清点箱子里的物品，多少本笔记、多少盒录像带、多少本书、“文革”时期的大茶缸、纯金打火机、遗嘱……边取东西边登记，写了一张物品移交清单，所有过程同样被照相机记录下米。
方迪把叶子农定做的打火机也放桌上，说：“我经手的就这些，还有20多万美金和柏林两套房子，九哥说随后办理，需要点时间。叶子农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您处理就行了。”
全部登记过之后，张志诚把清单给方迪，说：“你核对一下，没问题就签个字。”方迪核对了一下，在移交清单上签字。
这时，周秘书、秦处长、焦干事都在看东西，一个看笔记，一个看打火机，一个在看叶子农的遗嘱，虽然每个人在看的东西不一样，但表情却是一样的，都是感叹。
方迪很想拿过打火机仔细看看，却也不好意思从别人手里硬要过来。
张志诚看了看签字，说：“请转告慕容久，并通过慕容久转告戴梦岩和梁士乔，我感谢他们的信任，非常感谢。”
方迪说：“好的。那没别的事我就告辞了。”
张志诚说：“等会儿，我还有话跟你说。”然后对秦处长说，“你们待会儿再看。”
秦处长把一本笔记递给张志诚，说：“不简单啊，你看看。”
张志诚接过笔记看打开的那一页，点点头说：“嗯，有见解。”
方迪也很想知道叶子农的笔记里写了什么，就问：“我能看看吗？”
张志诚说：“当然。”就把笔记递过去。方迪坐下，看打开的那一页，明白秦处长说的应该就是这段了——
中国盛也民主，衰也民主，盛于实事求是的民主，衰于事于道的民主，盛于国家所有权利益的本质民主，哀于迎合大多数人好恶的形式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曾经是革命的，现在已经不革命了，甚至需要革命了，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如果还抱着美国式的民主不放，将来的结果很可能跟苏联一样，是自身垮掉了，用不着谁去打倒。意志不一定体现利益，人类社会走到这个共识还需要时间，谁先意识到，谁就占优势。
方迪还注意到旁边那页的一段话——
说到专制，不管什么事、什么条件，不问青红皂白，唯数人头论，也是一种专制，是对实事求是的专制，是对科学决策的专制，本质上还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专制，而违背科学的，违背事物规律的，就没有不付代价的。
方迪随手翻了一下，又被一段话吸引了——
判断一种文化的利弊，如果不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法理论，而是以东方与西方的方位论，以黄土与海洋的颜色论，以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论……这就唯了，要么东方西方，要么黄色蓝色，要么唯心唯物，要么儒家法家，很多的，这个思维半径已经不足以有效判断事物了。讲唯本身就错，说唯已经有了一堆，再弄个唯心与唯物的统一就更错，那不叫统一，叫搅拌，就更一锅粥了。人陷在这个境里面出不来，很多事物就无解，不是所有的判断都适用非此即彼的。如果不以方位、地域、新旧为判断，而是以认识事物真相和接近事物规律的有效为判断，你就不在意它古今中外。
方迪看着，脑子里想着老九跟她说过的话：叶子农说笔记是他个人的认识，对错都是他自己的事，不能公开，不妨碍谁。当然，这些话她已经告诉过张志诚了。
张志诚对秦处长他们说：“你们先忙去吧，我跟方迪谈点事。”
周秘书、秦处长和焦干事3人离开了会议室。
方迪站起来说：“有事啊？”
张志诚说：“桌上的东西你挑一件，留个纪念吧。”
这是方迪没想到的，她怔了一下，说：“这怎么可以呢？”
张志诚说：“那我这个处置权就是假的了？”
方迪环视了一眼桌上的东西，伸手拿起大茶缸，说：“我留这个。”
张志诚有些意外，说：“我以为你会选国旗打火机呢。”
方迪说：“国旗打火机是叶子农的政治态度，有标志性，我拿不动的。”
张志诚问：“那为什么是大茶缸呢？”
方迪说：“您是上海人，不了解以前的北京，以前‘文革’那会儿不像现在这么忙，特别是到了夏天，大点的男孩子一到晚上就扎堆儿，一个大茶缸，几个杯子，几个暖瓶，沏上一大缸子高末，高末就是茉莉花茶的碎末，便宜，三四个人就这么喝茶聊天，半夜都不散，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了，叶子农的心思不在挣钱上，人又懒散，就很难有什么朋友了。他一直带着这茶缸，我觉得他是内心孤独，他怀念那段日子。”
张志诚点点头说：“嗯，那你就留着吧。”
方迪说：“梁士乔来送打火机，问了戴梦岩的事。”
张志诚说：“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方迪说：“我也是这么回答的。我跟九哥谈过我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如果可以，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张志诚说：“戴梦岩心理有障碍，可以理解。她的公民身份隶属港英当局，她与子农也不是相互属于的关系，这就涉及两个权利，一个是身份权利，一个是关系权利。在人们的习惯认识里，如果她与子农的关系是母子、夫妻或情侣，就不存在用谁的血给谁镀金了，那叫牺牲与担当，而戴梦岩缺乏这种心理支持，也容易被人用功利的思维去评价。在这种负罪感的基础上，价值观的波动、感情的失败、失去叶子农的悲痛，还有曾经的委屈、无奈，所有这些集中在一个时间点时，戴梦岩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就很难承受了。但是我们说，不管是戴梦岩缺乏心理支持还是有些人用功利的思维看问题，都具狡隘的。在何一个中国人维护自己的祖国，都理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敬，这才是本质，才是主流。戴梦岩无愧祖国，没什么不可心安的，解了这个负罪感，她才有心理支撑的基础。”
方迪说：“还是您看得透彻。”
张志诚说：“嗯？学会拍马屁了？”
方迪说：“没有，是真心话。”
张志诚说：“戴梦岩想做什么就让她做去，她心里积的东西得有个释放，到了船上会有人跟她做伴的，她会有新朋友。梁士乔处理得也很好，不扩大范围，不许有围观的和好心帮倒忙的。只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