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田说：“是的，芮先生不能接受你对小丹的态度。”
丁元英说：“行，我不去。”
放下电话，打开台灯，他伸手拿来写字台上芮小丹的照片，躺在床上凝神地看。
这张照片是和那枚玉佩同一天拿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先是与欧阳雪谈股东出资，然后是小丹在公园广场跳街舞，后来在小丹家里听音乐。就是在那天晚上，在公园广场，他曾告诉她：只要你一分钟是警察，你这一分钟就必须要履行警察的天职，你就没有避险的权利；但是，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这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和通俗的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
而眼前的一切竟不幸被他言中了。
也是在那天晚上，她依偎在他怀里陶醉地说：到时候我就躺在你的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在你怀里悄悄死去了，我的坟墓上开满了细碎的勿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的坟前默默伫立……不行，你还得给我撒海里，你望着无际的大海，落下了两滴狼狗的眼泪……
而今……而今……他甚至都不可能知道她的墓地在哪儿。她留给他的是永生的魂和永恒的美，是关于“作为价值”与“人生价值”更深刻、更本质的思考。
古城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刑侦处两路人员驱车昼夜兼程900公里，历时15小时，于3日中午12点20分抵达秦谷。
欧阳雪、肖亚文是8月2日晚在北京接到丁元英的电话得知芮小丹不幸的消息，而此时距离开庭只剩下2天的时间。两人在泪水和悲痛中搁置了所有的工作，迅速查询能够最快抵达秦谷的交通路线，于8月3日上午乘坐北京至银川10点15分的班机，中午11点55分飞抵银川河东机场，下午13点乘出租车行程4个小时，傍晚17点20分到达秦谷。
芮伟峰是8月2日晚在上海的家里接到古城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和传真笔录，传真笔录里有数名刑警的目击证言，有通缉犯黄福海、刘东昌的目击证言，这些目击证言在证明芮小丹与通缉犯交火的真实情况的同时，也证明了芮小丹自杀的事实。
然而在这些证言笔录里，惟有丁元英的那份询问笔录让悲痛中的芮伟峰愤怒了，他了解女儿对这个男人的感情，他坚信这个男人能够影响女儿的决定，所以他无法接受这个男人高尚而残酷的沉默，无法接受这个男人对女儿面临生命危险的漠视。他认定丁元英对女儿的死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拒绝丁元英前往秦谷。
被芮伟峰阻止前往秦谷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芮伟峰既向前妻告知了情况，又阻止张慧敏回国。这不仅是因为张慧敏是德国籍办理中国签证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张慧敏的精神和身体很可能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芮伟峰在两名弟子的陪同下于8月3日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乘坐8点50分飞往银川的航班，中途经停西安，下午13点降落银川机场，受到了银川影视界朋友的接待，与代表警方前去接机的曾华、黄文贤见了面，两辆车于傍晚18点到达秦谷。
当晚，警方与芮小丹家属、亲友的见面协调会在秦谷宾馆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古城公安局副局长，有刑警队长雷剑峰，刑警周伟、马林，有省公安厅刑侦处政委和陕西警方的官员，有曾华、黄文贤和秦谷县刑警队王队长，其中雷剑峰、周伟、马林等人都是以芮小丹同事和朋友的身份列席会议。
芮伟峰、欧阳雪、肖亚文作为芮小丹家属、亲友参加会议。
会议预定两个议程，一是移交遗物，出具证明，宣布并解释古城公安局的决定。二是听取家属的意见、要求，商议告别仪式的主办和日期。会上，各方领导相继发言，对芮家的不幸表示哀悼和慰问，对芮小丹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古城公安局副局长向芮伟峰移交芮小丹的遗物和秦谷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
古城公安局副局长陈述了公安局方面的意见，说道：“坦率地说，这是我从警几十年来最难启齿的一次发言。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明白小丹，但是站在广义的社会伦理的角度，自杀毕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特别是警察自杀，社会影响更不好。因此，古城公安局基于小丹是自杀的事实，决定对芮小丹不授予烈士称号，不做宣传，不发抚恤金，不记功，不以组织名义开追悼会。这很残酷，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社会价值体系。”
芮伟峰花白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拿着香烟的手微微颤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燃烧的香烟仿佛成了一个支点，支撑着他的精神不至于垮掉。这时，他表态道：“人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我没要求，也没意见，只求尽快结束这一切，结束这种场景的煎熬。”
副局长说：“基于同样的理由，芮小丹的人身保险将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局里研究决定，芮小丹发生在秦谷的善后费用将由古城公安局承担。”
芮伟峰说：“这个我不接受，这不是情绪，也不是风格，是我的女儿必须由我打发。”
…………
由于芮伟峰不提任何要求，当晚的见面协调会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家属纠缠不清的情况。会上商定明天上午举行告别仪式，明确了各项事务的具体分工，明确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规格、步骤，以及领导发言、发言的顺序，其中包括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的发言。
欧阳雪和肖亚文在协调会上一直没有发言，她们的身份既不是家属也不是单位，没有法定权利，也就没有实质的发言权。
肖亚文只在上大学的时候见过一次芮伟峰，芮小丹在她面前极少提到父亲，她在电视里偶尔会看到他出现在访谈类的节目里。欧阳雪从小就认识芮伟峰，或许是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都是离婚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小丹的态度，总之她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淡漠。
肖亚文心里很不赞成在告别仪式上念悼词的做法，她很困惑，这不是评职称，也不是求职应聘，悼词是念给谁听呢？在坐的这些人还需要通过悼词了解小丹吗？小丹还需要通过悼词被说明吗？小丹从来活的都是自己，没活给别人，如今不在了，不能自主了，就得由着好心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摆布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做，却是离那个真实的芮小丹越来越远。但是，那是他们的真心，也是他们的权利。
肖亚文只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欧阳作为小丹的朋友向芮叔提个问题，小丹会被安置在什么地方？是老家古城，还是上海？”
芮伟峰回答：“小丹跟我回上海。”
肖亚文又问：“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知道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场合回答。”
肖亚文沉默了。
1998年8月4日上午9点30分，芮小丹的告别仪式在秦谷县殡仪馆举行。
秦谷县殡仪馆在县城东面，离县城大约三公里的距离，炎炎烈日下，周围是看不到尽头的黄土荒滩，白墙围起来几栋青砖灰瓦的平房和高高耸立的巨大烟囱在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孤零、凄凉，由于当地的风沙，殡仪馆里那几棵原本就不高的树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几乎将原来的绿色都遮盖住了。
告别厅里，芮小丹的遗体安放在十几个花圈的后面，她穿着警服，警徽以下的身体被一条洁白的绸缎覆盖着，脸上受伤的一侧被一束鲜花遮挡。几位领导做了短暂的讲话，最后是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致悼词。
欧阳雪站在那里根本就没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她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芮小丹的脸，心里一直无法接受芮小丹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这些年来她对芮小丹有一种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的感情，突然之间，一直在支撑她精神的东西失衡了，内心的绞痛使她真切地体验到了一种失去亲人的滋味，身边的一切都像是一部遥远而虚幻的电影。
芮伟峰无法承受眼前的情景，转身出去了。
肖亚文感觉到胸口像被重锤撞击了一样，胸闷、哽咽、疼痛。她想放声痛哭，又怕招来别人劝慰，只能压抑着、忍受着。
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各位来宾按程序依次退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把遗体推走。肖亚文和欧阳雪迟迟不忍离开，目送着推车向侧门离去。
就在推车即将消失的时候，肖亚文突然发现了什么，急叫一声：“等一下！”
这声急迫而真切的女性尖叫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停下了脚步，使刚刚出了告别厅门口的人不由主地回身打量，包括欧阳雪也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亚文快步追上推车，把手伸进白绸下面应该是芮小丹双脚的位置摸了一下，果然是空空荡荡，情急之下脱口说了句：“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说着脱下自己的两只皮鞋放进芮小丹双脚的位置，这才允许工作人员推走。
门口回身张望的几个负责具体事宜的刑警惊讶地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眼神里充满了自责与懊悔，分明是在自责：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芮伟峰一见肖亚文光着脚出来，当即就明白了，对银川的朋友说：“你去开车，带亚文到县城买双鞋。”
欧阳雪说：“你光着脚别跑了，我去给你买鞋。”
肖亚文说：“行，你去吧，买36码的，我在这儿和芮叔说几句话。”
旁边的人知道肖亚文和芮伟峰有话要说，于是都到休息室去了。芮伟峰往门口台阶的左侧走了几步，台阶下边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片阴凉。
芮伟峰说：“呆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坐我们的车回银川。听说你们明天开庭，也真难为你们了。银川到北京的班机下午6点有一趟，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
肖亚文直截了当地问：“芮叔，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如果你承诺丁元英不会来打扰小丹，我安置好了就通知你。”
肖亚文说：“我不能。”
芮伟峰说：“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小丹是我女儿，是我的掌上明珠。我女儿有机会避险而没能避险，如果是小丹不听丁元英劝阻，那我无话可说。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丁元英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我甚至都能想像出来小丹当时的心情。这个情况我会如实告诉小丹的母亲，我们有权对小丹的墓地保密，有权保护我们的感情不受伤害。”
肖亚文说：“通缉犯是四名死罪的武装暴徒，离县城只有20分钟路程，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明白，如果让这样的武装暴徒进城会对群众生命安全有多大威胁。”
芮伟峰说：“那是小丹的事，我说的是丁元英。丁元英的话对小丹有没有影响？”
肖亚文答道：“有。”
芮伟峰又问：“有多大影响？”
肖亚文回答：“很大。”
芮伟峰说：“但他沉默了，我女儿没了，这对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了！他失去的只是一个女人，他还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可我失去的是女儿，不可替换，不可再生。就为这个我不能原谅他，也用不着他拿着一堆高尚再来看小丹。”
肖亚文注视着这个眼角和唇边带着深刻的皱纹、鬓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的老人，那种掩饰不住的痛苦使他看上去显得更加憔悴、苍老。她完全能理解老人的心情，却不能赞同他的道理，于是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您想保密，那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改主意了，请您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您根本不了解小丹，而您凭借的也仅仅是血缘的权利。”
最后一句话让芮伟峰愠怒了，本来就悲痛的心情更加堵闷，顿时感觉到头重脚轻，脑子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阵地出冷汗。他勉强支撑着想抽支烟，可是拿打火机的手却不受控制地发抖，打了几下也没打着火，于是把打火机一扔，走了。
肖亚文光着脚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嗓子里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连哭声几乎都发不出来。她只觉得芮小丹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天际，划出一道凄艳绚丽的光芒，转瞬间就消失了。
她所能够留住的，只有心里的那道凄艳的光芒。
第四十三章
1998年8月5日下午2点，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法院第四审判庭国徽高悬，审判长高坐法台正中，审判员分坐两边。原告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由法人代表赵青总经理、诉讼代理阎希成、蒋汉臣律师三人出庭，被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由董事长欧阳雪和总经理肖亚文两人出庭。
此案由于媒体的前期炒作以及商业伦理、音响价格走势、伯爵公司高价收购、败诉既跳楼等诸多热点，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庭旁听区座无虚席，有来自16家新闻媒体派出的记者，有音响业内人士，有社会问题研究机构的人士，也有音响发烧友。庭审情况，北京星际有线电视台法律频道向北京地区进行现场直播。
此时，在距离法庭12公里之外的北京梅林宫饭店，还有一个人正独自坐在豪华套房的客厅里通过有线电视关注着庭审进展，这个人就是此案的核心人物——林雨峰。
他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一包香烟和一只玻璃烟灰缸，电视里庭审的声音夹杂着房间里中央空调微弱的响声。他静静地看着电视里庭审的场面，旁听区的座无虚席和诸多新闻媒体的参与让他感到宽慰，他对诉讼结果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他所期待的是真相大白，是通过庭审把幕后的丁元英推到媒体评论的前台。法庭里惟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两个20多岁的女子，格律诗公司连个律师都没请，这其中既有人数、性别、年龄、专业的不对称，又有强弩之末与四两拨千斤的不对称，这使乐圣公司的阵容既成了两个女子的陪衬，又受到了丁元英的轻视。
电视里，法庭调查阶段正在进行——
原告代理人蒋汉臣律师正在发言：“被告以违反劳动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