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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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全译- 第3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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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己酉,公元229年)

  '1'春,汉诸葛亮遣其将陈戒攻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准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归;汉主复策拜亮为丞相。

   '1'春季,蜀汉诸葛亮派遣部将陈戒攻打武都、阴平二郡,率领州刺史郭准领兵前去相救。诸葛亮亲自抵达建威城,郭准退去,诸葛亮于是攻下二郡回帅,汉王又委诸葛亮为丞相。

  '2'夏四月,丙申,吴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黄龙。百官毕会,吴主归功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欲褒赞功德,未及言,吴主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吴主追尊父坚为武烈皇帝,兄策为长沙桓王,立子从事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子绍为吴侯。

   '2'夏季,四月,丙申(十三日),吴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黄龙。文武百官都来朝会,吴王把功劳归于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起板想要歌黛颂德,没等开口说话,吴王说:“如果当初听了张公的计议,现在已经要饭了。”张昭极为羞愧,伏在地上直流汗。吴王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

  以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曰:“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谭;凝辩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羊私驳综曰:“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发辩而浮,孝敬深而狭。卒以此言为恪等所恶,其后四人皆败,如所言。

  吴王任用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等都作为宾客,于是东宫号称人才济济。太子孙登让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说:“英才卓越,出类拔萃,是诸葛恪;精识时势,见解深刻,是顾谭;雄辩明达,言能释疑,是谢景;学问深邃,可与子游、子夏等同,是范慎。”羊私下反驳胡综说:“诸葛恪才大然而粗疏,顾谭精明然而残忍,谢景善辩然而浮浅,范慎精深然而狭窄。”羊终于因此言被诸葛恪等厌恶,以后这四人全都败倒,正中羊所言。

  吴主使以并尊二帝之议往告于汉。汉人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丞相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当更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守,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深思远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使于吴,贺称尊号。吴主与汉人盟,约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吴王派使者到蜀国通告他已即皇帝位,提议两国并尊二帝。蜀汉认为与吴国结交没有益处而且名号体制不顺,应该显明正义,断绝友好盟约。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僭号篡逆之心已经很久了,我们国家所以不追究他的薄义寡情,是有求于他的犄角之援。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吴国对我们仇恨必定加深,我们势必转移力加强东方防卫。与吴国对抗,必须先兼并吴国国土,才能谈论进取中原。可是,吴国贤能人才还很多,文武将相,团结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兵防守,师老兵疲,使得北敌得逞,这不是谋略之上策。以前孝文帝对匈奴出以谦卑之辞,先帝宽容大度与吴国结盟,都是权衡形势,随时变通,深思长远的利益,绝非如匹无一时忿恨用事。而今议论的人都以为孙权的利益在于鼎足之势,不能与我们合力,而且已经踌躇满志,没有北伐的愿望,这样推断,都是似是而非。为什么?是他的智谋和实力不够,所以以长江为界保全自己;孙权不能越江北上,犹如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南下,不是力量有余,并且有利也不去夺取。若我们大军伐魏,孙权的上策应当先是分占魏的土地再作打算,不策当是劫掠民众开拓疆境,在国内显示武力,绝不会端坐不动的。即使他不动而与我们和睦相处,我们从北伐,没有东顾之忧,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为了防备吴国,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就是这一点利益,也已经够深远的了。孙权僭号篡逆之罪,不宜公开表明。”于是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到吴,祝贺孙权称号登极。吴王与蜀汉结盟,约定将来平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汉,司州地区以函谷关界划分。

  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的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后汉使来,称汉德美,而群臣莫能屈,吴主汉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明日,遣中从事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谢,吴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吴主辞谢焉。

  张昭因年老多病辞去官职,交回所辖部众,改为辅吴将军,班位次于三公,并改封为娄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朝见,辞严气盛,义形于色,曾以直言冒犯旨意,以后不肯来朝见。后来,蜀汉使节来到吴国,称赞蜀汉的美德,然而文武众臣都不能辩倒他。吴王叹息说:“假使张公在座,他不折不服,气焰也会收敛,怎么可能再自夸呢?”次日,由宫中派遣使者部侯张昭,接着亲自请见。张昭离开席位请罪,吴王跪下阻止了他。张昭坐定之后,仰起头说:“以前太后、桓王没有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是想竭尽臣节报答厚恩,然而见识肤浅,违逆陛下旨意。可是,我是一片愚拙之心为国效劳,志在忠心效命而已!如若变心,想要为了荣华富贵巴结奉承,这是我不能做的。”吴王连连辞谢。

  '3'元城哀王礼卒。

   '3'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4'六月,癸卯,繁阳王穆卒。

   '4'六月,癸卯(二十一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5'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5'戊申(二十六日),魏明帝追尊曹氏高祖汉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6'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宏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地度,人神弗,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从后之义;敢为佞邪导庚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6'秋季,七月,明帝颁布诏书说:“古礼规定,王后没有儿子时,遴选庶子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公义,怎么能再主个人亲情!汉宣帝继承昭帝的帝位,追加生父皇号;哀帝以封国国君身分即位,而董宏等竟然引用灭亡的秦国为例,迷惑当时朝廷,既尊称生父为恭皇,在京城建立祭庙,又宠用藩国妃妾,使她和长信宫的太皇太后并相比同。在朝廷前殿叙论亲疏远近,后宫同时并立四位太后,超越身分,毫无节制,人神都不保佑,而非难归罪于忠正规劝的师丹,这样就招致了丁太后、傅太后墓被王莽发掘的祸事。自此以后,继位君王接连效法。从前鲁文公违反傺祀礼议,这种逆祀之罪是由于夏父胡言诱惑;宋文公厚葬过度,大臣华元受到指责。现在我下令公、卿、主官,深刻地以前代所行之事为戒,皇室后裔中万一有由诸侯身分继承帝位的,就应当明白入嗣继承的大义。有谁胆敢用佞邪之词诱惑庚媚当时君主,图为已死的父母建立非正统尊号,干犯正统,称已死的父亲为皇,称已死的母亲为后,那么你们这些国家重臣,要对那些佞臣诛杀不赦。这份诏书要用金写在简册上,藏在宗庙之中,载入国家法典。”

  '7'九月,吴主迁都建业,皆因会,不复增改,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

   '7'九月,吴王迁都建业,全部承用原有的宫室王府,不再增设改建,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让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监督全国的军政大事。

  南阳刘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于逊,逊呵之曰:“礼之长于刑久矣;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南阳人刘曾经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高等景向陆逊称赞这部书,陆逊呵斥说:“礼仪为首,先于刑法,已很久了,刘用繁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你现在在太子宫中任职,理应遵照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象刘那样的言论,没必要讲!”

  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求见启诲,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太子孙登给西陵都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并上书鼓励规劝说:“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自己不用再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哀的关键。愿使太子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

  张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子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重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黜陟失序,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则上无偏廖之授,下无希冀之望矣!”吴主省书,为之流涕。

  张回吴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临终时,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遗表说:“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同登山,从恶如同山崩’,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无需听 取采纳别人意见,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语,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而不厌烦,抑制私情,损减私俗,出于大义割舍私恩,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吴王读着这封遗书,感动得流出热泪。

  '8'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情命也。”每 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初,魏文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萧何定《汉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为章句,马、郑诸儒十有余家,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览者益难。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8'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要刑事案件,经常到听讼观临听。以前,魏文侯老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以后逐渐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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