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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吃亏是福”，或者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有时候，吃的亏是明显的、表面的，但占的便宜却是无形的、长远的。从经营上来说，刘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付钱推瓮下山是吃亏了，但他赢得的时间价值却是难以衡量的。这种以小损换大益的行为，是创业者的目的也是一种经营手段。
见利思义，善行义举
作为商人就要谋求更大的利润，但儒家提倡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完全超出了“金钱至上”的西方价值观，成为中国商人独特的管理价值论。
义以为上，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既包括行为准则上的“见利思义”（或“取之有义”），也包括价值判断上的“先义后利”和“以义克利”。这一“义以为上”的命题，为现代儒商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义后利”命题，是儒家针对“先利后义”的弊病而提出来的。孟子认为“先利后义”，势必造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的结果。最高统治者如带头讲利，就会带动人人言利的风气，而人的贪欲难以满足，必然会引起互相争夺，天下大乱。只有“先义而后利”，人的欲望容易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会因此而得到好处。“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
第30节：予民以惠，长线钓鱼
第30节：予民以惠，长线钓鱼
荀子从个人荣辱的角度阐述了两种治国之道，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见利思义”也叫“见得思义”或“义然后缺。
“见利思义”和“义然后缺是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中提出的；“见得思义”则是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提出的。这些都是说人在判断事物和行为准则上应以“义”即道德价值作为惟一的取舍标准。根据“见利思义”的观点，儒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利”是要追求的，钱是要赚的，而“君子言义不言利”的传统思想是必须抛弃的。但是赚钱必须以“义”为取舍标准。何谓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行而宜之之谓义”。（韩愈《原道》）这里所谓“义”，除了传统儒家从道德层次上大力提倡职业道德，力求做到赚钱不“缺德”外，还必须注入以法治企业的新观念，从法律层次上大力提高守法意识，力求做到赚钱不“违法”。
只要在不缺德、不违法的前提下，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讲挣钱，理直气壮地赚大钱。根据“见利思义”原则，即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门歪道，进行走私活动、偷税漏税、贪污盗窃、侵吞公款、贩卖毒品、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要求国家和个人只能创立与发展对社会和人类有益的企业，任何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企业和产品都不应创立与发展。同时，要求商人在经营中只能赚取合法合理的利润，不能以假冒伪劣产品去搞不正当竞争或以违法行为来获取利润。这就为现代儒商指出了一条正确的价值取向，赋予儒商以崇高的道德价值。
捐善款的义举固然是出自商人的仁义之心，但这一义举的又一客观效果则是为商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树立了一块无价的金字招牌。
李嘉诚在商场上成功了，但他并没有捂紧自己的钱袋，而是捐赠大量财物来兴义举，做善事。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树起一座心碑。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甚至不愿意参加剪彩仪式。
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边用早餐，边听广播，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即在第一时间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四大公司名义捐出5000万港元赈灾，同时倡议全港市民掀起救灾热潮。数日后，汕头遭遇强台风灾害，李嘉诚又以个人名义捐500万港元给汕头市政府。李嘉诚的善行义举显示了其崇高的人格和品德。但谁又能否定，李嘉诚的高尚形象没有给他的商业事业带来效益？
道理很简单，做生意谁不想找一个人品人格高尚、信誉卓著的商人作伙伴？谁愿意与奸商交朋友呢？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善举是他在商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
予民以惠，长线钓鱼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海中，企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就必须“予民以惠”，如此，生产则兴旺，才能在惠民中实现自己赚钱的长远目的。《韩非子》一书中讲述了一国的国君要通过各种手段树立国家形象，包括“惠民”、“节财”、“选贤”，其中有一则精彩的故事，就是“齐景公问政与惠民便民”。
韩非子强调，“惠民”是当时的基本国策。只有惠民，才能取得民心，才能巩固其统治地位。因此，国家应该经常保持惠民的形象，使百姓有基本的保障。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企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就必须“予民以惠”，如此，才会生意兴旺。在惠民中既实现了自己赚钱的目的，也可以确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孔子同样也提出了以惠养民的思想。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以民为本”，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坚持和实施“以民为本”，孔子提出了五条具体原则，即“五德”：恭、宽、信、敏、惠。五德最终概括起来，可以落实到最后一点，即“惠”。以惠养民，这是五德之精髓所在。它充分体现了孔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关心人民大众疾苦的仁爱精神。
无论是韩非子的“予民以惠”还是孔子的“以惠养民”，在今天都可以用“顾客至上”来表述，甚至也可用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来解释。
第31节：失信于人，自取灭亡
第31节：失信于人，自取灭亡
同仁堂中药店为什么能享誉神州？为什么其中药在国内外都能赢得很高的信誉？其成功的原因固然来自产品质量的优异，但不能低估的是，同仁堂在为本店扬名以扩大社会影响方面确有一套独特手法。
清代，北京城内每年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挖城沟一次。于是同仁堂便利用这个机会在城门附近开沟的地方高悬灯笼，为行人照路。灯笼上“同仁堂”三个大字在夜色中分外耀眼，过路行人在感激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同仁堂”的印象，产生了好感。同仁堂还主动开办慈善事业，冬天设粥厂，夏天送暑药，兴办义学，施舍棺木，提高了它在贫民中的声誉。同仁堂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力，从而取得了最佳的宣传效果，树立了企业形象。
近代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刘国钧的大成公司等成功的企业，都在惠民、利国方面做出了贡献，从而也牢固地树立了本公司的企业形象。
20世纪80年代，广东健力宝公司的成功，则得益于赞助奥运会。1984年，我国政府宣布将派出一个庞大的体育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23届奥运会，引起世人瞩目。刚刚成长起来的健力宝公司决策者，紧紧抓住这个借奥运会树立品牌形象和提升公司知名度、美誉度的绝好时机，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惊人的胆略，毅然斥巨资全力支持中国奥运代表团，使“健力宝”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专用饮料。中国代表团在23届奥运会取得了极大成功，世界体坛为之震动。“健力宝”的品牌也随着卫星传播到世界各地，日本记者惊呼：“中国人带来了‘东方魔水’。”被誉为“东方魔水”的健力宝饮料以此震撼了世界饮料界。“健力宝”的赞助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回报，使企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健力宝”在振兴民族体育事业、发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树立了自己良好的企业和产品形象。
失信于人，自取灭亡
自古以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买卖公平，信誉至上”，一直被视为经商格言。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也是经商不可或缺的基本品质。《尚书？皋陶谟》中说：“君能诚信地遵行仁德，就能谋虑高远而辅佐之臣也能同心协力。“孔子也曾说过：“无信不立”，而一向以儒士自命的刘基对这一传统思想的体会则更深，他在《郁离子》中创造性地阐释了这一思想。
有一个商人不小心坠入河中，情急而呼：“我是巨富，谁能救我，我给谁百金１可当打鱼人把他救上来时，却只给十金。打鱼人问：“为何刚才许诺百金，现在只给十金？”商人大怒：“你一个打鱼人，一天打鱼才能挣几个钱？现在一下得到十金还不满足？１打鱼人只好失望地走了。后来这位商人又掉入了河中，大呼救命。打鱼人不去救助，其他人问打鱼人为什么不去救人？打鱼人说：“这就是那个许诺而不兑现的失信人１最终商人被淹死。
刘基形象地说明了不诚信者的下场：失信于人，自取灭亡。
松下幸之助最早创立松下公司时，尚不了解国家的纳税法规，为了核算纳税额，他邀请税务人员到其公司来办公。当时松下公司做的是小本生意，营业额不高，因此很顺利地通过核准。但后来随着经营的扩展，松下将营业额一一呈报上去，300元、1000元、2000元……以后逐年增加为10000元、20000元等，从不虚报。此时税务人员还是亲自到办公室去调查，并摆出一副不信任的样子。公司人员十分恼火，但松下认为，本来就是世人的钱，无论赚再多的钱，诚实地呈报，不妨随他扣吧。由于松下坚持这种诚实纳税的原则，因而在一段时间后取得了纳税机关的信任，而纳税的事反而更加简单和顺利了。
可见经商的方针不同，各自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
聪明的创业者把钱看成是寄存在身边的东西，能果敢有效地使用金钱，让金钱回归社会，既敢于承担责任，又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欣欣向荣。松下幸之助这种经商的方针无疑是对社会有利，对企业有益的。
第32节：买卖争毫厘，仁义让天下
第32节：买卖争毫厘，仁义让天下
不管是做小本生意，还是经营大公司，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就是取得顾客和客户的信任。并且，一旦取得了信任，就要不顾一切地维护它。在我国的一些“老字号”企业里往往视信誉为生命，他们经常督促员工注重质量，发现有问题立即追根究底，对出错者予以警告，严重或多次犯者甚至要开除。他们认为只有如此严格，才能保证质量。也正因为这样，企业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经济竞争中顽强地生存，并创造出非凡的业绩。总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市场观念以永久的继承性和影响力。
买卖争毫厘，仁义让天下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称“商人重利轻别离”，而胡雪岩则主张商人应当“重义不轻利”，讲究“仁义”是他商业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核心，以此取得民心，诚服员工。他有一句名言谓之“一碗饭，大家吃，花花轿儿人抬人”，这就是商事中的互惠“双赢”原理。他常主动给药农贷款，面对洋商刁难蚕农压价收购蚕丝时，敢冒风险以较高价购入。
霍英东是香港的建筑大王，可是他的生意黄金，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以说是经过了殊死的搏斗才拥有的。在中美朝鲜战争时，大陆海岸线被封锁，霍英东为了生意利润，冒死险，驳运大陆所需物资。虽说他赢利了100多万美元，可每一块美元都浸染着生命的风险啊！想一想，那惊涛骇浪，那枪林弹雨，付出的是真代价呀。
比之这些风险，是霍英东少年的不幸。他祖籍广东番禺，1922年出生在香港，7岁那年，风浪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不久，两个哥哥也坠海身亡。而后，霍英东也是在和风浪的搏斗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摇舢板的父亲遗留给他的资本。正是靠着风浪中的驳运业，霍英东壮大起来了。
霍英东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并不是一个缺乏远见的守财奴，他有更大的抱负。改革开放后，他对中国内地给予了很多“义举”，他积极投资和捐赠，为自己未来的事业铺路。他的行为和经商思想用中国传统的俗语来说可谓“买卖争毫厘，仁义让天下”。［小说下载网…wＷw。QiＳuu。cＯm］
开源节流创大业
一般来说。商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奢侈挥霍，视钱如泥沙；一种是俭朴自守，希望一文钱掰成两半花。成功的商人属于后一种。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先秦时期，诸子大都肯定“俭”而否定“奢”。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子说；“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管子说：“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崇俭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尤其儒家的崇俭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颂扬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又称赞秦末汉初的宣曲任氏“折节为俭”，“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因此，节俭应作为商人的精神内容之一。
古有训诫：成由俭，败由奢。其实，不少超级富豪由贫到富，自始至终都十分节俭。譬如李嘉诚，他从来不讲究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一套西服穿十几年是平常事；10双皮鞋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补好了照样穿；那只永远快10分钟的手表是普普通通而且用了很多年的电子表；为了赶时间，几块钱一包的饼干也可以当美餐。
节俭是成功商人一个极为突出当铺幌子的优点，我国明清时期的晋徽商人就是以俭朴著称的。
由于山西商人注意节俭，所以他们的资本积累较快。正如《晋录》所云，晋商“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廉味……故其居奇能饶。”能饶，就是能聚财，能积累资本。明代谢肇浙就说过，“富室之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