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曹氏一帆风顺地将买卖打入了内地。在中国各地广设分号，生意兴拢
曹氏坐镇总号指挥调度，总号下设分支号，每个支号又控制着若干小号。总号还派出“钦差”到各地的商号巡查。曹氏通过调度各支号和“钦差”指挥整个集团运作，保证了庞大的曹氏家业的正常运行。
按曹家的号规，凡工作出色、作出贡献者，皆可得到重奖和提拔。凡违反号规者，不管是何人，一律受到严厉处罚。如徐州“丰治通钱庄”的大掌柜和二掌柜闹矛盾，使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被曹家巡查的“钦差”发现，随即将二人均行撤职。他们二人一个是“砺金德分号”陈经理之子，一个是曹润堂的亲戚史某，虽然各有强大后台，但也不徇情例外。正是因为赏罚分明，才使曹家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第93节：文武兼施—蔚字号
第93节：文武兼施—蔚字号
曹家坚持“用人不疑”的原则，所以才使手下的人能充分发挥才能。当年曹家在沈阳设分号时，掌柜领了七万两白银的本钱，不到几年就赔光了。掌柜回到太谷向曹家详细地报告了亏损的经过，讲的十分有道理，曹家不但不责怪，反而问他是否还敢再干？那掌柜说：“只要东家信任，当然敢干。”于是又领了第二批资本，不料又赔光了，曹家又慷慨地付给了第三批资本，掌柜又大干一番，结果不仅赢回了前两次的亏损，而且大获奇利。仅由此例就不难看出，曹家对手下的人是何等的信任，手下赔掉了十多万两白银，但因赔的有道理，不但不责备，反而仍然得到重用。
曹家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实施了股份制。他们的股份有两种：一种是以白银入股，另一种是“顶身股”。按曹家的号规，业绩突出者，可顶生意，即参与股份利润之意，当时顶一份生意者，年终可获得利润白银一千两。由普通员工上升为顶生意的掌柜以后，便与曹家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盈利的多少与自己的收入有关，因而无不忠心耿耿以求事业发展。
“因利制权”是曹家坚持的灵活的经营原则，他们不管利润大小，只要有利可图，都锐意经营。［小说下载网…wＷw。QiＳuu。cＯm］
曹家要求各分号掌柜必须时刻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曹家在东北的商号，多半利用当地丰饶价贱的高粱，以酿酒为业，因此掌柜对天气旱涝、收获丰歉都极为关心。如某掌柜每夜半起床，以观天象，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如驻沈阳的“富生峻”分号的掌柜，某年坐大车回关内探亲，途中在高粱地内大便，见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回家的念头返回沈阳，连夜到处抢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各处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而“富生峻”商号不仅保证了酿酒的需要，而且高价抛售了一部分高粱，结果大发其财。
光绪年间，当时各大银钱业均发行一定数量的平贴（即原始纸币），这是一种信用货币券。发行这种帖子，首先必须建立其商号在群众中的可靠信用。商号信用昭著，即可按资本的1/3或1/4发行帖子，经本行会批准便可流通。一年，祁县乔家、梁家的票号因发行帖子过多，人们怕帖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机之际，乔、梁两家求救于曹家。有的人建议曹家不要救之，认为这正好是挤垮两个竞争对手的好时机。曹家却出人意料地宣布，所有曹家各票号、银号均可代乔、梁两家的帖子兑现金。这样一来，社会上认为曹家资金雄厚，既然答应代付兑现，帖子绝无问题，挤兑风波因而平息。乔、梁两家在东北的商业实力本与曹家不相上下，但经此风波以后，乔、梁两家感激曹家在危难之际的扶持之义，故遇事处处让着曹家，这样一来，无形中使曹家商号的声势更为提高。原来，曹家经认真分析认为，乔、梁两家实力雄厚，绝不会因为这次风波而倒闭，即使一时受挫，也一定会东山再起。若见死不救，乔、梁两家一旦渡过难关，必会联合报复曹家，导致曹家无法招架。与其见死不救，不如送个人情却大有好处，事情正如曹家所料。
曹三喜非常重视对弟子的教育。为使弟子们读书明理，提高经商才能，曹家设有专馆家塾名为“书房院”，高薪聘请名师为之教授。智力投资确实培养出了不少有建树的儒商，渊博的才学使他们在经营场上如鱼得水，为曹家开拓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4。文武兼施——蔚字号
介休城东55华里的北贾村，有个名叫侯万瞻的人，凭借艰苦创业取得了成功，后经其子孙发扬光大，成为山西有名的巨贾，其资产不亚于日升昌。
清康熙年间，山西有钱人家皆喜欢穿绸缎，而当时当地贩卖绸缎者并不多，故绸缎价格昂贵。侯万瞻看准了这一时机，立即筹措银两，率领两个儿子去了丝绸之乡苏州、杭州廉价买回了绸缎，回山西又高价卖出，转手之间，获利颇丰，家业渐渐发展起来。
第94节：文武兼施—蔚字号
第94节：文武兼施—蔚字号
侯家的家业传到侯萌昌时，家资已经很雄厚。侯家的“蔚泰厚绸缎店”位于平遥西街，和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只隔一个小烧饼铺。侯萌昌见“日升昌”由颜料行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大发其财，非常眼红，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熟悉票号业务的人才，于是他决定采用“偷梁换柱”之计将“日升昌”票号的副经理毛鸿挖过来。雷履泰是一个经商将才，毛鸿也是一个将才，两将才相遇，一山两虎，难免有些不和之处。毛作为副经理，有点怀才不遇之感，而雷履泰又有独断专行的毛病，毛就处在受排挤的地位。侯萌昌盯住了这点空隙，立即巧使“离间计”，就把毛拉过来了。
拉过毛之后，侯萌昌立即将“蔚泰厚绸缎店”改为票号，并让毛任总经理，由他全权管理一切业务。毛深感侯的知遇之恩，于是他怀着与“日升昌”决一雌雄的雄心壮志，锐意经营。毛又从“日升昌”拉过来两个熟悉业务的朋友，一个名叫郝名扬，一个叫闫永安，二人被提拔为分号经理。仅仅一年的时间，毛的才能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为侯家鞠躬尽瘁，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于是“蔚字号”票号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举成为“日升昌”票号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毛也善于采用“文武兼施”的方法管理员工。一方面他用文的方法教育员工；另一方面请颇有才华的平遥超山书院院长松龛出山，为蔚字号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以约束全体员工。毛采用“文武兼施”的计策，有力地推动了蔚字号的迅猛发展。
总结晋商的经营思想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的商人借鉴的经验。晋商很能意识到诚信对于竞争获胜至关重要。所谓“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就是晋商闯市场的大生意经。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在全国先后出现了山西、徽州、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角逐市场，晋商靠诚信的法宝而称强制胜，立于不败之地。晋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利以义取，讲求生财有道。晋商是行大义而取巨资的有战略眼光的商人群体，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出发，抓商机，占市常明朝政权沿长城设立军镇，驻扎80万军队，为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即纳粮换盐引，可取得贩盐售盐的专卖权。晋商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北方边镇、西北边镇多活跃着山西商人，晋商集粮、盐商于一身，连两淮、两浙的盐也大部分为山西商人所经营。到清代，晋商顺应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一举成为旅蒙商主力军。旅蒙商通过清朝军队北进草原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旅蒙晋商在交易繁盛时期，有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晋商不仅进行长途贩运，同时在各地开设店铺，以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二是群体共赢，讲求互惠互利。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这是商业竞争的需要。群体联合才能以集团性优势在竞争中显示实力，合作共利才有自身之利。“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山西商人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商帮，同舟共济。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建立的山西会馆，是地方性同乡组织。“本互相而谋福利”，对促进晋商群体尚信守规、维护同乡和同行商人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互信相与，讲求联合协作。晋商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一旦建立，则善始善终。祁县乔家开办的“复”字商号，对已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若对方发生经营困难，则及时伸手相助。“复”字号的这种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信很高，影响广大，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关系为荣，“复”字号的业务也越做越大。这种“相与”与现在的联营协作有相似之处。
四是信誉第一，讲求诚实守信。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满足”。以讲信誉著称的晋商比比皆是。史载盂县商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
第95节：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第95节：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五是首创票号，讲求强抓机遇。晋商首创的票号，是信用制度的产物。到清代，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城镇工商业自有资本不足，有求于借贷以扩大经营资本。而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北方又兴起一种具有保险职能的镖局。随之，专营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便应用而生。晋商资本积累雄厚，商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为汇兑业开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社会信誉高，让客户充分信任。
六是实行联号制，讲求制度创新。晋商实行的联号制，是由一个或一个为主的财东出资，对所经营的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管理的体制。晋商联号制的总号设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各商号独立核算，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等方面互相支持，必要时在财力上也挪款相助。商号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实行聘用制，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实行三到五年不等的账期，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这是以信义为基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一种体制创新。商号的设立实行股份制，股份有银股和身股两种。投资者的资本为银股，凭资力、能力参股为身股，银股、身股均可按股分红，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
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州商帮
徽商是我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有一个显明的特点便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组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常
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但有两个方面是肯包公祠定的，那就是“贾而好儒”和以道德为依托的“徽骆驼”精神。
历史上，徽商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经商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所谓“儒风独茂”的说法。徽人不仅在州内遍设学堂、广立书院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总之，崇儒重道是徽人恪守不变的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深受儒风陶，大多“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虽孜孜追求“厚利”，但他们更是念念不忘“名高”。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自明代开始，徽商就已有“儒贾”之美称。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