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形容声音的时候，使用了乐器作类比对象，例如：
“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西山经）
“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中山经）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吴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大荒东经）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海内经）
“炎帝之孙伯陵，是生鼓、延、殳。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海内经）
“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大荒东经）
山海经中大致提到过钟、磬、鼓、琴、瑟这几种乐器，那么这些乐器是否真的存在于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个时代呢？先说钟，人们都熟知编钟之类的乐器，一般钟都是金属所制，看字型也是如此，而我们知道，五藏山经记载的年代，初民根本不懂得使用青铜器或者铁器，那些玉制祭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新石器时代也有钟，不过这种钟都是用陶土烧制的，例如庙底沟陶钟，属新石器时代，高9。3cm，甬长2。7cm，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这个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900年左右。陶钟形制与商代铜铙相近。“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管子》）”。这应该是‘黄钟’一词的本源。
再如罄，磬是一种石制的打击乐器，可能源于石制的劳动工具。磬也称作“石”或“鸣球”，“夏击鸣球，……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个石磬，形状像耕田用的石犁，斜上方有一圆孔用于悬挂，整体非常粗糙，棱角也有些锐利，敲击时有清脆的声音。出土的这个磬年代稍晚，但磬的制作工艺很简单，在新石器时代完全可以做到。
至于鼓，有土鼓、鼍鼓之分，1985年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乐山坪出土了九件新石器时期的彩陶鼓，兰州市博物馆藏，这应该是“以瓦为框”的土鼓，属一面蒙革的单皮鼓。鼍鼓则和大荒东经中的夔牛鼓很类似。
通过已出土的钟、鼓、磬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以玉为兵’的五藏山经年代，这些乐器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
《史记》云“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羽籥是文舞所用的乐器，如“武舞执干楯，文舞执羽籥”，我们知道，五藏山经中只有一种舞，那就是武舞，根本不存在文舞，所以也不存在‘羽籥’这样的乐器，在这一点上，山海经的记载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史记中提到了‘管’这种乐器，其实这种乐器也是新石器时代就有的，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
从出土文物看，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有骨哨和埙，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从侧面证明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年代，音乐是相当发达的。
至于琴瑟，却很有些难度，因为出土的瑟年代至多在春秋时期，而典籍记载却要久远得多，传说更纷纭，有伏羲、黄帝、神农为创始者之说，也有山海经提到的‘晏龙为琴瑟’之说。
史记中便记载，素女为黄帝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但由于出土文物匮乏，琴瑟对山海经的责问就显得相对严厉了，幸好新石器时代的钟、磬印证了五藏山经的确凿，这也算是稍有安慰吧。
后记
山海经是一部驳杂的著作，探究它自然也就要方方面面都照顾到，通过前文杂乱的透析，我们大致有了一些可关联的证据。比如生物方面，那些昆虫、犀牛以及那些可理解可阐释的怪兽，大大增强了五藏山经的可信度。再通过祭祀的方式、语言的习惯、动物、山脉命名的规则，这些也可以有力的反驳五藏山经是伪作的嫌疑。在地理方面，河流西向、山有水无草木又向我们展示了那是一个诡异非常的年代。那么五藏山经到底记载的是什么年代？是哪的地理？
我们可以初步的假设，五藏山经记载的是第四级冰河时代末期，当时存在着大规模的新物种，如披毛犀象和各种无法解释的怪兽。在温暖间冰期来临的时候，地质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造山运动或火山爆发频繁，动植物大量灭绝，这就造成了五藏山经中大量记载‘山有水无草木’的怪现象。这种假设完全符合杨槐‘地球膨胀论’的四曲线图，战国秦汉的人想伪造出这样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现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五藏山经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疑问，如河流西向、美洲独有的动物犰狳、大量记述的黑色人种，这是臆想根本作不到的事，必有所见所闻之后才能记载。如果说五藏山经记载的仅仅是中原地带，那么上述的问题根本无法解释，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世界圈’，五藏山经记载的是他们所能远涉的每一个地区。
从方言上面考证应该是个不错的方向，不过我这方面没有基础，只能简略的敷衍几句。在山海经中出现了大量的方言，如孽頵摇羝、壑明俊疾、丰沮玉门、鏖鏊钜、不廷胡余，这只能是译音，就像我们熟知的阿斯匹林一样。
游修龄在《农史研究和历史语言及外来词》中举过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摘引如下：
海内经提到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对膏的解释，晋郭璞云：“言味好皆滑如膏”，并引外传曰“膏粱之子，叔豆粢粟也。”把膏字按汉字的实义解（味好如膏），说明郭璞及以后历代的《山海经》的注释家都已不知道膏是南方方言的名词带词头这一现象，如果膏作汉字的味好解，为什么在众多的古书中以及农书中形容味好的作物时不见使用膏菽、膏稻、膏粟等的称呼，而独见于《山海经》？也不见类似的用法如膏麦、膏麻呢，现今壮侗语言中，动植物名词带词头仍是普遍现象，如草＇ko’tum6＇、乌桕＇ko’kou4＇、樟＇ko’gu：n＇等，词头为＇ko＇，＇7＇ 因此，膏当是词头ko的译音，稻、菽、黍、稷，有实义可译，故将其意译为汉语的稻，菽，黍，稷，加上词头，便成为半音半义的外来词，其方式同现代的“剑桥”，“冰琪淋”（ice cream）之类的译法相似。
游先生的这种推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确凿的证明了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多民族多语言的现象，再如北山经中有一座山叫敦薨，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敦煌’另一个译名，东汉应劭解释‘敦煌’说：“敦，大也。煌，盛也。”这种解释就很牵强附会，其实这些强解‘印度’‘身毒’差不多。
五藏山经的文字最可信，却也最难论定，因为它内容的详实确凿，已经精确到令人不可思议，第四纪冰河末期的人有如此的跋涉能力，有如此的语言文字能力，那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至于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则是图画阐释的三个不同版本，蒙文通、袁珂等人都认为大荒经成书最早，海内经成书最晚，他们的观点略有差异。不过我的观点和他们正好相反，我认为海内经最早，大荒经最晚。
这三类文字，大荒经叙述最为详尽，也最为丰满，其中记述了很多海内经、海外经遗漏的图画信息，这在前文已经略有论述。同样的图画，三代学官在阐释的过程中有分歧是正常的，第一代学官的阐释应该是最简的，海内经恰好如此，简略而单调，而大荒经对海内经、海外经的修正是绝对必要的，例如海外经称奢比之尸为神或奢比尸国，而大荒经则把它们修正为‘奢比之尸’，大荒经记述的内容基本上涵盖海内经、海外经所有文字，当然有些是对图画理解不同，如把帝杀形天解释成成汤斩夏耕，把钟山烛阴解释成钟山女魃。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大荒经参照了海内经、海外经，成书最晚。
至于海荒经研究的是几幅图，这很难说，可能只有一幅图，也可能有四幅图，当然也有可能是五幅图。我个人倾向四幅图之说，例如海内北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叙述的是同一幅图，内容逻辑基本上一致，而海内北最简，大荒北最详，这可以看出学官们研究这幅图的历史演变，由简到繁，由略到详。
但有一点这些学官们是完全错误的，这四幅图内容多是连贯的，而这些学官把讲述同一个故事的图画，割裂成不同的卷，他们以为一幅图就是一幅图，而这些图的内容关联性非常大。我初步猜测，这些图可能是铸在鼎上，因为鼎有四面（底面有没有不知道），这就诱导学官们误认为这是四幅天下地理图。
关于图画的始成年代，似乎可与五藏山经同时，其实世界的岩画史异常漫长，中国的岩画也至少可推至三万至两万年前，有冰川擦痕为证（宁夏大麦地岩画）。当然五藏山经的文字和海荒经的图画，都是异常艰繁而逻辑严密的，年代自然要后延许多。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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