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 第10部分

George　Boyer
马恩合写《宣言》时，两个人都还不到30岁。马克思因为政府关闭他所编辑的报纸，1843年从普鲁士搬到巴黎，1845年被法国驱逐出境。恩格斯当时住在巴黎，他父亲经营棉纺业，在德国与英国的曼彻斯特有分公司。1842年他们在巴黎结识，合写过两本书：The　Holy　Family（1845）和The　German　Ideology（1846）。1847年11月，他们去伦敦参加「共产党联盟」（munist　League）大会，马克思在会中大放异彩。会议结束时，有人邀约他们写一项「宣言」来陈述「联盟」的主张。马克思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元月间写出《宣言》，2月在伦敦出版，正好赶上欧洲各地的革命热潮，但《宣言》对革命似乎没有影响。
《宣言》最广为人知的，是书内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位作者描述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预测它日后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宣称：「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他们把资产阶级形容为「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资产阶级制造了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得到工作。
工人成为机械的附属品，像士兵一样地被组织起来。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吧！」
以上是众所熟知的「思想」，现在来看当时英国产业界的「实况」。1840年时，英国成年男性劳动力中，有47。3％在产业界工作；1900年之前，西欧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比例这么高过。这47。3％的工人，并非全都在与机械、技术相关的部门工作。1861年之前，整个英国还称不上是「一座工厂」，大型的工厂很少（大都是棉纺厂）；这些棉纺厂位于英国中西部兰开夏地区，集中在此区东南方的曼彻斯特。
我们从《宣言》得到的印象是：只要是劳工，就被资产阶级剥削得很悲惨。其实是《宣言》过度渲染了，大部分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地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集中在曼彻斯特。以撰写《美国的民主》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59），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1840年代英国的第2大工业城）。他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产阶级。工厂内的工人数以千计，每个工厂有两三千人。」而伯明翰「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有道德。」
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他没在伯明翰住过，他把曼彻斯特的状况，过度一般化为全英国的普遍情形。贫困的马克思，家庭的负担那么重，根本没钱去伦敦之外的地方旅行，他对劳工阶级的知识，泰半靠恩格斯转述，或从报章杂志断章取义。革命的热情加上共产党「联盟」的委托，这两个人在30岁不到的年纪，在见闻有限的认知里，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外国和后世的读者，缺少第一手的实况理解，很容易就被《宣言》里的动人言词，激起无限的情怀。
为什么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会观察到工人的悲惨生活？《宣言》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削。现代的经济史学者有另一种解释：因为那时的英国正处于「1840年代的饥荒」（hungry　’40s）。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的悲惨印象，和de　Tocqueville、Charles　Dickens、Sir　Charles　Napier等人的观察类似。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一座让人震惊的城市（the　shock　city），而曼彻斯特就是1840年代令人「震惊的城市」。它吸引世界各国人士来参观，把社会与政府措手无策的问题，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问题，都浮在桌面上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1841年普查128家曼彻斯特的工厂，数据显示有32％的棉花工人，在规模大于5百个工人的工厂里就业。城里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相对地，在乡村地区的Ruthland，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曼彻斯特的孩童，57％在5岁之前死亡。为什么工人还要住在曼彻斯特？因为工资是Ruthland的2倍。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参观的时间，是1842年秋季，正是「饥饿的40年代」初期：英国的景气大幅下跌，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在1841年时已经15％，1848年更高达18。6％。虽然有社会救济，但那是杯水车薪。以1842年夏季为例，每天要供应三千人热汤（无食物），「有很多人已经到了绝对饥饿的状态」。在这种高度压力下，整个社会与工人阶级已经出现暴动的倾向（rioting　propensities）。
1842年8月7日，有一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　for　a　fair　day’s　work）。罢工者拔掉工厂的动力设备，破坏生产工具，军队介入逮捕带头者。罢工事件三个月后，也就是1842年的秋季，恩格斯才来到曼彻斯特，他所见到的是罢工后的残破景象。
现在要争辩的是：你认为这是社会性的事件，还是经济性的罢工？前面说过，工人要的是「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目的在养家活口，属于「经济衰退型的民权运动」。恩格斯把他在曼彻斯特的见闻转告马克思，15个月后《宣言》出版时，罢工运动早已结束，气氛消失。如果《宣言》提早6年出版，说不定会有火上加油的效果。1842年大罢工时，有人预测会出现革命，但没发生，原因很明白：工人要生活，生活不下去才暴动。
《宣言》在1848年2月出版后，欧洲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从巴黎开始，迅速传到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为什么没传到英国？这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明显对立的时期，是劳资斗争最好的战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联盟最期盼发生革命的国家，为什么反而一片宁静？因为1848年之后不久，英国就进入185060年代的「维多利亚繁荣期」（Victorian　boom）。
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成长1。3％，这项成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完全猜错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这段繁荣时期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年间，增加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工人生活安定后，对斗争的兴趣就不大了；《宣言》里所预测的工人革命，也就无从发生。这项重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拼经济」是治国的首要目标，古今中外皆然。《宣言》里所传达的讯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显然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英国经济好转后，《宣言》的两位作者仍未死心，期盼着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历史显然让这两位30多岁的作者失望了。失望之余，他们转而批评劳工阶级在向资本家（压迫者）摇尾乞怜。恩格斯去世之前一年（1894）说：「我们对英国工人实在失望，…他们的思想与观点，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式的，他们只有实际倾向的狭隘心态。」恩格斯去世22年后（1917），共产党的革命才在俄国发生。

参考文献
Boyer；　George　（1998）：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unist　Manifesto”；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4）：15174。
Buchholz；　Todd　（1989）：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冯勃翰译：《经济大师不死》，台北：先觉出版社（第6章：马克思）。
Heilbroner；　Robert　（1983）：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蔡伸章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台北：志文出版社（第5章：马克思）。

原刊于《当代》2007年8月第237期

11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13至19世纪间，欧洲约有一百万人被控巫罪而死。主要的审判与行刑，集中在16和17世纪，以德国的某个乡镇为例，一天之内有四百人被处死。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基本上都是穷人，寡妇的比例高得有点奇怪。施刑者的分布很广：宗教法庭和民间法庭都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做。地理分布很平均：欧洲各地都有，西南欧比北欧和东欧更早开始，也更早结束；美洲也有类似的事情，尤其以麻州的Salem城最为人知。
虽然欧美地区审判巫者的事情，在18世纪时已经结束，但今日仍有许多国家（尤其在开发中地区），还有指控巫者与杀巫的情形。例如非洲南撒哈拉沙漠地区，就指控巫者散布艾滋病毒使人病亡。崇信巫者与残杀巫者，是古今中外的普同现象。

欧美审判巫者的研究
研究欧美巫者的文献非常丰富，只要在Amazon。打入witchcraft，就可以找到读不完的著作。在中国方面，Philip　Kuhn的名著《叫魂》，研究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是近20年来较著名的一本。在欧洲方面，现在较可追溯的事件，是13世纪时由宗教机构（尤其是天主教的法庭）执行，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就少见到教会介入，审判巫者的事件减少许多。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说明为何巫者人数后来会减少，其中一种说法是：专业男性医师出现后，女助产士和女性民俗疗者（女巫）的活动空间就少了。

大多数对巫者的研究，都属于某个地区的某些案例或某类行为，属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博士生Emily　Oster，2004年发表一篇宏观性、跨地区性的报告，检讨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会出现大规模的巫者审判。Oster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认为欧洲会发生大规模审判巫者、杀灭巫者，主要是经济性的因素：气候转入小冰期，农获减少，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必须去除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寡妇，社会给这些边际人口的罪名，就是宣称这些代罪羔羊为巫者。
为什么她会有这种奇特的见解？因为审判巫者活动最盛的时期，正好都是平均气温较低的阶段，也就是气象史上所谓的小冰期。这会导致农作物欠收，海水太冷也会影响渔获，这对欧洲北部的食物供应，会产生严重冲击。巫者审判增加、气候变冷、经济成长下降，这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偶然。
为什么要用指控巫者的方式，来消除边际人口？因为巫者的阴森形象，最容易引起民众的惊恐与排斥。欧洲的宗教势力庞大，拥有现成的教会组织网络，方便利用制度杀人。以天主教为例，驱魔是教廷正式许可的作为，去世不久的教宗保禄二世，就曾经在公共场所替一位少女驱魔，但未成功。
如果21世纪初期的欧洲，尚能接受教宗的驱魔，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杀巫现象，就不必惊讶了。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提到魔鬼，《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18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猎巫历史久远，道教和佛教在这方面的记载更多。
大致说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猎巫活动，在15世纪初期相当明显，15世纪末到16世纪之间暂时平息。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是迫害巫者最严重的阶段，这也是本文探讨的时期。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许多记载巫者的文献，以1484年出版的Malleus　Malleficarum为例，这本类似巫术大全的书，对各式各样的巫术信仰、巫者的法力与作为，都有详尽的记载。也提供完整的引导，说明要如何审讯嫌疑巫者，使她（他）们认罪；解说巫者如何呼风唤雨、破坏农作、兴风作浪、打闪电、引发海啸。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自然现象，却硬要被指控为巫者的代罪羔羊承担责任。
从气象史的角度来看，10至13世纪之间的平均气温，是四百年的「中世纪温暖期」。14世纪起气温开始下降，直到19世纪初期才又回暖。在这段小冰期间，最寒冷的是1590年代，以及16801730之间，平均温度约比之前的世纪低华氏2度。看起来数字好像很少，但已足够让当时接近北极圈的冰岛被冰块包围，伦敦的泰晤士河和荷兰的运河结冻。平均气温降低华氏2度，对农作物有何影响？如果今天冷明天暖后天热，全年的「总积温」不变，短暂的温度失调对农作物没有影响。但如果整年平均低华氏2度，365天就共降低730度的总积温，那就严重了。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Stanley　Jevons　（183582），曾经研究太阳黑子活动对农业歉收的影响，也有人研究印度尼西亚火山爆发，对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现在Oster要用统计数字，来观察气温变化和杀巫的活动，统计上是否有显著相关。研究欧洲杀巫历史的学者，早就把气候的极端化，当作控诉巫者的重要因素。Oster想用经济学界擅长的计量工具，来证实这项猜测，她得到的答案很明确：Yes。

Emily　Oster
她的资料取自欧洲11个地区的档案：瑞士的Basel、爱沙尼亚、英国的Essex、芬兰、法国东部的Francheté、日内瓦、英国的Home　Circuit、匈牙利、瑞士西边与法国交界的Neuch？tel、巴黎、苏格兰。她用这些资料画出两条线：一条是温度变化趋势，另一条是杀巫人数的起伏线。很明显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