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cott在2000年代初期，当然更没有这些资料，只能从国民所得的统计，去重构出估算值。他们的结果显示，就算只用最低的无形资产数值来计算，1929年10月的股价，都没超过上市公司的价值。他们的估算认为，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其实相当高：至少是公司有形资本存量的60％。
Prescott用现代理论来分析，外加他的诺贝尔声誉，增强了这项研究的可信度。接下来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股市会崩盘？他说这个问题在此不回答（Answering that question is not addressed here），但指出股价的急剧下跌，和当时的货币政策措施有关。崩盘前，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简称Fed）对股市投资者的信用管得非常紧，因为担心「股市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上涨，必然会把美国的信用吸去，用在投机的证券操作上，达到令人警戒的程度。」股市崩盘后Fed的货币政策转松股价回涨，听起来这像是Friedman的口气。
Prescott的论文提供一个表格，显示两个重点。（1） 1929年8月时，股价和上市公司盈余的比值。有5个不同来源的数据显示，这个比值最高的数字是19。0，最低的数字是14。1，表示股价尚称合理，并非天价。（2）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和全国GNP的比值：最高的数字是1。67，最低的数字是1。24，表示股价并没有被高估。他们在正文和附录中，还提供一些走势图与90家主要上市公司的市值、净盈余，以及两者的比例。这90家公司中，有50家是工业，20家是铁路，20家是水电瓦斯业。
我对他们的分析工具不熟悉，对他们的计算过程也不够掌握，但我对这篇文章感到相当困惑。一方面Prescott说得合情合理，也看不出有什么缺失；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明白回答关键问题：如果Fisher是对的，为什么股市会崩盘？单用货币供给的松紧度来解释，我认为不够说服力。如果一个人够健康，单是短期的食物管制，还不致于因而崩溃吧！我认为Prescott还没充份说服我，有请专家为我们解惑。
参考书目
McGrattan； Ellen and Edward Prescott （2004）： “The 1929 stock market： Irving Fisher was righ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5（4）：9911009。
32战争时期经济学家有用吗？
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时，经济学家没有提出有效的警告。这情有可原，因为那时期的经济学界规模还小，统计数据相对地欠缺，有博士学位的人也不多。2008年美国金融大恐慌时，情况已完全不同：经济博士无处不有，各种统计数据在网络上随手可得。但为什么政府还是措手不及，严重影响各国的金融与产业。回想一下，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间，新竹科学园区有多少人在放无薪假？
所以问题很简单：经济学家到底在干什么？只会「黑板经济学」，一下讲台就没用吗？在黑板上写一堆吓死人的方程式，看起来很科学，怎么连房市泡沫都解决不了？哈佛大学的教授John Galbraith（19082006）说过一句名言：「经济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创造与维持经济学家的就业。」
其实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学者有过实质的贡献。战争是残酷的破坏与杀戮，但不可讳言地也有正面效果：平衡过多的人口、发明许多新科技（例如核能技术、高阶密码）。美国的经济学家在二次大战时，有一批在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策略分析局），估算敌方（德、日、义）的伤亡数，评估敌方的意图与能力，协助战后重建的谈判。
另一批经济学家在Enemy Objectives Unit（敌方目标组），挑选适合轰炸的目标。还有一批在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统计研究组），应军方要求评估各式问题。在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物价管制局）的经济学家，协助资源分配到民间，避免通膨和投机性的囤积，让资源能有效供应在欧洲的部队与盟军。在War Production Board（战时生产局）的经济学家，协助民间工业生产军需，确保有急需的军备，都能取得原物料（例如铝矿）。
这些平民出身的经济学者，所做的各项分析，时常得到罗斯福总统采用，也协助联邦储备局和财政部筹划各种政策。这些在战时贡献过智慧的年轻学者，日后有五位得了诺贝尔奖：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得奖）、Tjalling Koopmans（191085，1975得奖）、Simon Kuzs（190185，1971得奖）、Wassily Leontief（190599，1973得奖）、George Stigler（191191，1982得奖）。还有几优秀的分析者，战后在MIT、哈佛、史丹佛、耶鲁等名校任教，有5位日后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理事长。
Tjalling Koopmans（191085，1975诺贝尔奖）
二次大战的主战场在英、法、德、中、俄，美国本土未受影响，有余力调集这批通晓各国语言（原籍俄德法）的才智人士，加入智慧性战场。罗斯福总统很看重这种幕僚分析，1940年派他的好友William Donovan（一次大战的英雄，日后在纽约执业律师），亲赴伦敦分析，在纳粹的猛烈空袭下，英国的存活机率有多高。结果Donovan和总统幕僚的判断相似：日后英国有可能在空战上打败德国。
这项经验让美国采取一项重要决策：全力搜集情报，由政府汇整，聘请专家做细部分析，直接对总统负责。国会图书馆与各地图书馆全力配合提供数据，创立研究分析小组。以图书馆的协助内容为例：提供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轴心国）的报纸、地图、统计资料、交通路线、桥梁、铁路、燃料、隧道的战地讯息。
以下举实例说明，经济学家的分析如何协助军方拟定战略。在1941年12月12日提出的〈德国军事与经济现状〉报告中，经济学家有好几项见解，和海外情报单位的结论相反。军方的情报指出，德国的状况危急且严重缺粮。经济学家的判断却是：从19367年间起，德国前线士兵的三项重要配给品（面粉、肉类、脂肪与食用油），其实一直在增加。民间对这三项配给品的消费量虽然减少，但已被1939年起大幅增加（约50％）的马铃薯弥补过来，整体而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好很多。
在〈西欧轴心国的营养状况〉报告中，经济学家说德国人的卡路里摄取量，开战后已减少15％，但平均每天仍有2；784大卡，这表示不会在短期内因缺粮而投降。战后的研究显示，1940年时德国每人每天能摄取3；370卡，1942年因战事吃紧，降为2；555卡，1943年增为2；751卡，1944年战争结束前一年还有2；810卡。这表示活命没问题，但食物以谷类为主，相当单调。肉类与脂肪的配给状况和英国差不多，但德国的配给制度较早实施，涵盖的范围较广。战时的卡路里虽可维生，但无法负荷粗重的体力工作。德国还能维持2；500卡以上的摄取，主因是人口的大量耗损：战死、赴外国（尤其是俄国）打仗、战时人口出生率大降。经济学家对这件事的判断，比情报单位的讯息精准。
1941年德军入侵俄国，这是会扭转欧战的战役。美国政府要经济学家分析，德国需要调配多少资源才能打败俄国。刚开打时，德国很快就占领俄国十条主要铁路，迅速运送200师军队与粮饷深入俄境。在有限的情报下，经济学家去请教铁路专家，了解零度以下的火车载运效能，以及各种状态下的每日最高运送量。
在〈东战线的德军供应问题〉报告内，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与俄国开战的前6个月内，由于德军事前充份准备，各项军需都很充裕。但也会很快就耗竭：军队每推进200公里，就需要额外的3。5万次卡车运输。换句话说，运送物资到前线的能力，每天会减弱1万公吨。这表示到1942年初时，德军的战力会明显下降。战后证明，这项评估基本上正确。另一战场是北非，美军分析德国隆美尔将军（有「沙漠之狐」之称）的战备能力，经济学家再次展现优秀的分析能力。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
打了几年仗之后，盟军想了解德国境内的损伤状况。经济学家想到一个妙招：阅读各地报纸地方版的讣闻。德国文化长久以来对讣闻相当看重，对死者的生殁年、职业、阶级、服务单位、死亡地点都有详细记载。美国透过驻瑞士（中立国）领事馆，搜集德国各地的讣闻，样本数约为各地报纸总家数的14。分析者计算，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0月31日之间，各阶级官兵的伤亡统计，得出一个比例：每阵亡1个军官，就会有21。2个国民死亡。
另一项推估是：德国在入侵俄国之前，已损失11。4万名官兵，这和战后的调查数字（13。4万）相当接近。但对侵入俄国之后的死亡数，就太高估了：经济学家估算，1941年6月到1942年10月之间，德国损失181。3万官兵，战后的估算只有77。4万。在斯大林格勒（现改名为Volgograd）的战役中，经济学家估算有40。7万阵亡，实际数字是30。7万。
在地球的另一端估算阵亡人数实在不容易，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是军备估算。经济学家假设，掳获和毁损的德军轮胎，约占总生产量的0。3％。又假设前5大轮胎厂的产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70％，就可计算出德军消耗橡胶胎与人造胎的状况，也可看出德国缺乏橡胶的严重程度。情报单位估算，德国在1943年时，每个月约能生产1百万个轮胎，但经济学家的估算只有18。61万个，战后调查的实际数字是17。55万。类似的估算法，也应用在坦克车、战斗机、枪枝、V1飞弹、V2火箭的生产。情报单位估算，1942年8月的坦克产量约1；550辆，经济学家说只有327辆，战后的调查数字是342辆。
战争期间的资源有限，要精算如何以最少的耗费，得到较高的效果。以轰炸为例，要反复计算先炸哪里、要投下多少炸弹。有几位战后在MIT经济系任教的学者，以及一位诺贝尔得主，利用德国空照图，透过「成本效益」的分析，发明各种计算方程式，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打击效果。可惜战后的评估效果并不佳，主因是轰炸破坏民间财产的程度，远大于摧毁军事设施的效果。轰炸对德国士气打击不大，反而更激起民间团结对抗盟军。但轰炸油库的效果很好：1944年3月时，德国空军的油料产量高达18万吨，轰炸后在6月时只剩5。4万吨，9月时只有1万吨，已失去反击能力。
类似的故事多得数不清，最后举远东战区日本的例子。美国的分析家早在1941年11月24日就提出预言：「经济围堵的压力，已把日本逼到无法支撑的地步。解决之道只有两个：外交谈判或武力解放。」1941年12月时，由于海军的围堵，这个原本资源就缺乏的国家，进口量减少60％，出口工业只发挥30％的生产力。然而从1936年起，外债已增加5倍；1937年起，货币供给量增加3倍。电力、劳动、食物、商品都有管制与配给。
撑到1945年4月时，经济学家提出〈日本的粮食状况〉报告，说日本的食物（质量与数量），原本就比西方国差，大战后又下跌10％。战争期间的平均卡路里摄取量，从1930年代末的2；270卡，降到1944年的2；050卡。食物的质量严重恶化，脂肪和淀粉尤其欠缺。战后的研究显示，这些估算相当正确。19415年间在都市出生的小孩，比在乡间出生者较矮较轻，主因是粮食较不足。
以上的故事说明，除了推估俄国战区的伤亡人数，经济学家的分析基本上相当准确。为什么会比情报单位做得好，主因是这个由18个经济学家组成的分析团队（搭配许多助理与军方支持），擅长运用统计分析工具，从有限的样本做科学性的推估。这些有用的判断，帮助军方锁定关键重点，判断敌方的致命弱点。
他们的主要分析工具，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线性规画：在有限的资源下，在多重目标的约制下，如何求出最适解，也就是在解答optimization problems。这些经济学家，日后各有辉煌的专业成就，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战时的实际体验，让他们对战后的经济理论发展，以及对财经政策的建议上，提供重要的养成背景。
参考书目
Guglielmo； Mark （2008）： “The contribution of economists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8（1）：10950。
33希特勒为什么会兴起？
拼经济才是硬道理
二次大战后，希特勒成为邪恶的象征，原本是激发人心的自传《我的奋斗》（1925），据说在德国至今仍是禁书。从不少影片中，可以看到他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戴。为什么希特勒会得势？答案是经济性：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失业率太高，希特勒有效解决这个难题。
1914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强制德国，付出巨额赔偿给战胜国。当时年轻的凯恩斯参加英国代表团，极力反对向惨败的德国索偿。因为这种屈辱必将深烙人心，只要有机会再度强大，德国必然报复雪耻。凯恩斯人微言轻，愤而辞职，写了一本极其畅销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廿年后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真被凯恩斯不幸言中。这廿年间，德国的政治经济都有激烈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希特勒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称为威玛共和（the Weimar Republic，191933），那是因为在德国北方威玛城，召开国民会议通过的共和国宪法。这个政府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被迫提高税率，导致严重的物价上涨（通膨）。正在全国努力偿债时，飞来一件横祸，严重打击才刚要恢复的经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与大恐慌。
1923年发行的5千万马克纸币＝1美金
全球贸易在短时间内严重萎缩，德国的工业生产与出口因而大挫，失业率逐月上涨。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膨（hyperinflation）：物价急剧上涨，导致辛苦的储蓄与养老金，在短期内化为乌有。政府有庞大的外债压力，工商业缺乏资金，外国人不敢来投资。简言之，1929年大恐慌期间，德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外资眼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