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上来说还是个小国家，中央税务署和各地税务局的连络，至少要好几天，甚至要好几个星期。18世纪时，普鲁士的国土大幅扩张，但交通与运输的进步跟不上，因而在税收上造成许多麻烦，加上各地封建势力的抵抗，税收成本明显增高。
过去的税收基本上是包税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缴多少金额，各省收到命令后，要求各县每年上缴多少。各县再向各乡镇要求上缴额。各地的实际税收额，与实际上缴额之间的差额，就是各层级的盈余。普鲁士税制的一项特点，是只对城镇课税。为何不对农村乡间课税？因为地主大都是有权有势的贵族，必然会团结抗税，所以把税源集中在抵抗力较弱的城镇工商业与居民。这样的简化有好处：可以大幅精简税务机构的组织与人员规模：18世纪时有3千位税务人员就够了，和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相较，实在是「少得惊人」。
普鲁士有何秘方？这些论点较难用数字左证，分述如下。
（1）普鲁士国王对各阶层的官员有直接控制权，有人称之为王权制，也有人说这是「朝廷的绝对主义」。这种王权制大约始于1640年，终于17941806年间。1806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由法律条文规定的现代文官制，也限制了君王对官员的指挥权。在财政效率最佳的16401806年间，两位国王直接控管各级官员，腓特烈二世甚至还亲自处理税务。要发挥「朝廷的绝对主义」，必须有两项前提：（1）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太多（小国寡民）；（2）国王的雄才大略。为何1806年之后就无法发挥「绝对主义」？因为普鲁士的领土，在强大的军国主义下扩张3倍，人口增加10倍，税收的效率跟着下跌。
（2）税务官员的薪资，以专业考试和业绩考核为基础，目的是避免无能的冗员（降低成本），增进税收效率。税官的主要招募来源是退役荣民，雇用这些受过军事训练，尤其在战场受过伤的退役者，有几项好处：（a）忠心耿耿，愿意接受国王指派。（b）以雇用替代免费的荣民福利，公私互利。（c）荣民人数众多，容易挑选有才干者。（d）荣誉感较强，不易被贿赂腐化。（e）荣民之间有军队的关系基础，可相互牵制掌控。这些优点让普鲁士的税收成本大幅下降：每收到100元，只需付出13元，在1764年时全欧洲最低。
（3）组织上采取阶层制，各层级的官员有明确工作业务，同职等的官员，可在各地轮调。绩优者往上调升，绩劣者向下调配，制度灵活不僵化。
（4）监控系统明确，国王与中央级官员，可直接监管税务组织，另派督察人员暗中访察。各阶层之间相互监督，目的在打破派系，减少集团贪污，以及因单一主管所造成的监控缺失。
（5）在官僚体制内服务的优点，是有稳定的薪资与工作保障，但主要的威胁是被撤职查办。前面提过「朝廷的绝对主义」，这是惩罚税务官员的主要手段：相当任意也相当频繁，腓特烈二世在174086年间，开除过14的省级税务长官。严厉的好处是贪污率很低：在鞭长莫及的时代，严厉是必要手段。在官僚体系尚不完备的时代，官员无法有效自保，只好让统治者为所欲为。还有三种制裁方式：高额罚金、处死刑、没收财产。
官员有统一薪俸，整体而言待遇不错：高阶官员的年收入约有400到800 Thaler，低阶的有20到70（平均约40）。高薪的目的是「养廉」，否则贪污会严重化。高薪的另一个风险，是就业权没保障，长官或国王有任意裁撤权。如果税收的业绩超过目标，缴库后的剩余还可分红。
如果上述的做法那么有效，为什么1804年之后，要改为对官员较有保障的官僚体制？主要原因是客观条件的改变：从19世纪初起，欧陆的交通与运输有重大改善，从前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监督不易的状况，已变成讯息传递快速的状态。这样就不必让官员分红养廉，文官的职位有法律保护后，朝廷的绝对主义相对萎缩。另一项原因，是普鲁士的领土扩大3倍，人口增加10倍，经济快速成长，税源变多变大变广，人治的成份逐渐由法治取代。
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Joachim Schneider （1994）： “Bureaucracy and efficiency： an analysis of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Pruss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2）：187204。
39长子继承制是日本战前经济成长的阻碍？
学界过去认为，资本、土地、劳动才是经济成长的要素。1960年代后逐渐理解到，软件面恐怕也相当重要，例如宪法是否奖励经济活动、专利法是否能有效保障新发明。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有惊人的成长，但为何从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到1940年之间，没有类似的经济奇迹？现在发现有一项重要因素：战前的农业部门成长不足，几乎是停滞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主因有两项：（1）农业部门的资源被扭曲了，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率。（2）农业部门的资本累积不足，导致起飞困难。如果这两项障碍不存在，战前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不致于只有美国的33％，应该可以提升到美国的50％。接着要追问：是哪项因素造成上述的两项障碍？答案可能是：父权制下的长子继承制，迫使长子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自由转入城市与工业部门，造成农业部门的资源无效率，以及资本的累积不足。
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1885年时大约1；400万，占全国就业总数的64％。奇怪的是，这1；400万农业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到1937年都没改变。虽然农村移往都市的人数，在18851937之间不断增加，但为什么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这么稳定，不会随着都市与工业部门的增长而减缩？这种奇异的稳定，和其它新兴国家很不相同。背后必然有非经济性的因素，让愈来愈无效率的农业部门，维持固定的就业人数。战前的农业技术，不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型」，若一直维持1；400万的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资源必然会被扭曲而无效率。
在新兴经济里，城乡（或农工）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必然不同。如果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应该会有一边（城市的工业部门）会愈来愈壮大，另一边（乡村的农业部门）愈来愈萎缩。经济体内的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会流向效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战前的农村就业稳定，背后的非经济性障碍（即自我设限），应该不是法律性的（否则政府会排除它），而是习俗性的。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这项障碍是长子继承制呢？日本是个服从性高的国家，有长子继承家业的观念，但有什么总体（宏观）的证据，来解说战前农业部门的特殊稳定性呢？有一项较间接的证据：战后的民法修正后，长子就没承袭祖业的义务与经济动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立刻大幅下跌。单是这点恐怕说服力不足，以下做较全面的铺陈与分析。
若从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来对比：（1） 1885年美国工人的所得约是日本的3。4倍，也就是说，日本工人的所得大约是美国的13（或33％）。（2） 18851940年间，日本工人的收入，稳定维持在美国的30％50％之间。（3）战后日本经济急速起飞，19471972这25年间，日本工人的所得增长5倍；（4）到1990年代初期，美日工人的所得已相差不到20％。这4点说明：18851940这半世纪间，有个奇怪的因素，在阻挡日本经济起飞。
再回到前面解说过的农业就业人口，现在用较具体的数字来表达。1885年时稍微多过1；400万，这个数字长期而言持续下降，但到1940年时，也比1；400万少不了多少。简言之，战前农业就业人数非常稳定。但在194050年间，这个数字从1；400万不到，成长到将近1800万。可能是因为在战争期间：（1）都市人口疏散到乡间；（2）工业部门就业困难；（3）农村部门粮食较充足。较特别的是，1950年之后，这条就业线以45角度下滑，2000年时只剩下230万左右。
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在战后会下跌这么快？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的下跌，要晚到1950年才出现？农业不是技术进步快速的部门，亚洲开发中国家的农村，边际生产力早就「小于零」。这表示就业人口过多，早就该被推向都市部门、工业部门、海外。日本政府必然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知道经济要起飞的前提，就是农村部门要「减肥」（减除多余的就业人口）。但为什么没去做，或做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和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Prescott，运用古典成长理论模型，设计「反事实」的计量模拟，得到下列的显著数据。如果战前的农民，完全没有移往都市或工业部门的障碍，那么：（1）所得会从原本只有美国的13，大增到12。（2）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存量，在1940年时会增加1倍以上。（3）农村的就业人口，在1885年时会从64％减到40％，一路下滑到1940年时会少于25％。（4）农业部门的产值，反而会提高5％左右，因为把多余的就业人口「推出去了」，边际生产力自然提高。（5）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会明显上升，对农民的收入很有帮助。但从工业部门雇主的角度来看，粮价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或许就是这项考虑，政府没有积极引导过剩的农业人口，移转到其它部门。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
其实从江户时期人民就可以自由迁徙，在农工部门间自由流动，官方从未禁止转业。所以农业部门的稳定就业人口，应该是自发性与文化性的。就像美国的Amish族，也是希望根留原地，不愿搬迁，不愿用现代化的技术，即使收入因而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是自发性、宗教性的。日本的父权文化，倾向于要求长子继承家业，其余诸子可以自由离家择业。那么没有儿子的家庭怎么办？日本社会有一套补救办法：从亲戚中过继一个儿子，或在朋友、部属、优秀人才中找寻，入赘之后改姓，称为「婿养子」。
佐藤荣作（190175）与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
196472年间的首相佐藤荣作（190175），就是个显例。他父亲原本姓岸（Kishi），入赘后改姓佐藤。荣作的亲兄岸信介（18961987）也曾任首相（195760）。岸信介原本随入赘的父亲姓佐藤，后来被父亲的本家收作养子，改回本姓。1949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汤川秀树（190781），他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因入赘而改姓汤川。这种运用过继来解决问题的手法，在日本文化里是常态。例如德川幕府末期的将军夫人天璋院（笃姬），就是从九州岛萨摩藩一个分家的女儿，先过继给藩主岛津齐彬，再过继给公卿近卫忠熙，提高身分后才嫁入幕府当正室夫人（御台所）。
离题了，回来谈长子继承制。简言之，保守的农业部门，战前奉守「长子继承、诸子自由」的社会规范，使得农业的「总户口数」不变。但都市与工业部门，因为吸纳长子以下诸子的劳动力而增长。这是奇怪的现象：身体左边维持固定的体积，右边却一直增胖。其它新兴经济（如台湾），则是农业部门萎缩，工业部门迅速增长。
为什么1945年战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会急速下降呢？主因是1947年日本采用新宪法，也重新修订民法。最重要的是民法第24条，大意是说：对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权、住所选择权，法律应该从个人尊严的立场来制订。在这项精神下，家产的继承权有很大的改变：从长子单独继承，改为诸子平均继承。就算父亲有遗嘱，让长子继承所有家产，依据新的民法规定，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须拿出来分给诸子（女）。
日本农村每户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单子继承，如果由诸子继承，就会大家都不够生活。新民法的规定，让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那怎么够生活？所以长子就更没意愿留在农村，转而投入薪资较高的工业部门，或生活较舒适的都市。这些农户流失后，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还能维持粮食的需求吗？没问题，因为战后的农耕走向机械化、精致化。如果真的粮食不够，还有丰富的外汇存底可以去外国买。
参考书目
Hayashi； Fumio and Edward Prescott （2008）：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573632。
40筹设亚元圈要注意的几件事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他说未来十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亚元区（亚洲货币区）。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存底，早就排名世界前两名。20089年金融恐慌期间，美国政府拿着大笔国债券到中国说好话，要求协助减缓庞大的资金需求。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得主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ASEAN）十国已在构思，能否和欧元区一样，共同使用单一货币，暂称为亚元（Asian Currency Unit或Asian Moary Unit）。亚元不是可以在超市购买的实体货币，而是根据亚洲13个国家的货币价值、国内生产毛额、贸易规模，依公式加权计算后，所制订的虚拟货币。人民币在亚元中的权重最高（约30％），日元其次（约20％）。
亚元的两项好处是：（1）强化亚洲各国间的贸易、生产与经济合作。（2）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减少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亚元区的最早构想，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7年在东盟国家会议上提出的。为什么到了2009年底，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亚元的编制方法意见纷纭，对亚元的预期效果「还看不清楚」。主因是亚洲各国：（1）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2）缺乏共同的政治意愿。（3）缺乏有领导力的货币（「锚」货币），日元和人民币虽然逐渐强势，但仍比不上美元和德国马克的作用。
较悲观的看法，认为亚元只是个遥远的梦想。乐观者认为，亚元离我们愈来愈近。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