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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历史月刊》2007年12月第239期
5井地说与井田说
1基本论点
本文最重要的论点，是在辩明井田之说源于《孟子》，接着论证孟子当初的用意，是要替滕国规画「井地」，而非倡议「井田」制。后儒误解了这点，而导致不必要的「井田有无」之纠葛。其实「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把土地划成「井」字型，目的是要「正经界」（类似农地重划）；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复合关系），是不相干的。
191920年间，《建设》杂志曾经对「井田制度有无」这个议题，刊登过一系列的辩论文章，主要的参与者有胡适、胡汉民、廖仲凯、朱执信、季融五、吕思勉等人。这些文章由上海华通书局汇印成书《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1930年147页）。柯岑（1933）《中国古代社会》的附录中，重印这场辩论的内容。这本书在1965年，又由台北的中国文献出版社重印。此书对井田有无的各种看法，以及与先秦田制相关的论题，已大致有具体的呈现。梁启超在编写讲论《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时，不知是否已听闻胡适等人的争辩，然而从《先秦》内相关的论点看来，感觉不出梁对那项辩论有所反应。
民国以来，对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争辩的文章很多，有些是单篇专论，有些是在土地制度史内附带论述，有些像梁一样在论先秦史时带上一笔。我们认为其中最有力的辩解，是钱穆（1932）论述《周官》的著作年代时，在第3节「关于田制」的详细深入解说。齐思和在〈孟子井田说辨〉（1948）中，将孟子论三代田制的一段文字，与回答毕战的一段文字作出区分，认为后者是专替滕国设计的方案，这帮助我们澄清不少混淆的观念。
钱穆
从民国初年胡适与胡汉民等人辩论「井田有无」以来，这场大争辩至今仍未止息，学术期刊上还不时出现各式各样辩解井田的文章。以专书形式探讨井田制的研究，在197080年代就有陈瑞庚（1974）《井田问题重探》、金景芳（1982）《论井田制度》、徐喜辰（1982）《井田制研究》、吴慧（1985）《井田制考索》。这些专著以及无计其数的单篇论文，各自从独特的角度出发，论证井田问题的各个面向，可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无能相互信服的定论。日本学界对井田制的研究，请参考佐竹靖彦（1999）〈日本学界井田制研究状况〉，和佐竹靖彦（1999）〈从农道体系看井田制〉。佐竹的基本见解是：「笔者明确地认为井田制确实存在。」
在这些庞杂的文献中，以「孟子井地」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在此仅举两例。木村正雄（1967）〈孟子の井地說：その歷史的意義〉是較早的一篇，他認為「井地說」是孟子獨創新倡的（頁167）。方清河（1978） 的硕士论文〈孟子的井地说〉，基本论点和本文的看法相近：孟子的原意是井地「方案」而非井田制，井田制是后儒误会、附会、强加注释，而仍无法求自圆其说的「人工产品」。可惜这篇论文没有整理发表在期刊上。虽然本文和方先生的基本路线契合，但在论证方式与左证数据上仍有相当差异，各自有侧重的面向。若举一例以说明差别，则本文第3节「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是历年来否证井田说较独特的方式。
本文从一个较特定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井田说源自《孟子》，而孟子当初替滕国所规画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经界」，这与后儒所谈论的、理想化的井田制无涉。把「井地」和「井田」混为一谈，是日后争讼井田有无的肇端。整体而言，井田有无的辩论，是自树稻草人的虚拟型「空战」，正如胡适在《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页30）所说的：「“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1950年代之后，有许多学者从马列史观的角度，探讨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看，本文的论点也可以视为我们对这两个主题，以及对各种不同诠释的回应。
2孟子的井地方案
许多学者将纯凭理想的井田制，与孟子为滕国所做的土地规画混淆了。我们对此事另有看法，要点是认为孟子所提议的是「井地方案」，而不是「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段对话引发了孟子的井地说。我们先厘清井地的意义，之后论证井地与井田之间毫无关系。
1井地的意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从这段话看来，似乎滕文公已经知道有「井地」这回事，祇是不知如何实行，所以要毕战去请教。孟子的回答要点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孟子的重点是在「正经界」。如果孟子不是答非所问，那么「井地」的重点，应该就是「正经界」；这和后世所强调的「井田」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孟子从来没提过「井田」这个名词。「地」与「田」固然关系密切，可是他一再讲「公田」、「粪其田」、「分田制禄」、「圭田」、「乡田同井」，却以「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来回答毕战，可见「井地」不可能是「井田」的同义语。6「井地」究意应作何解？滕文公所关心的到底是甚么？当时滕国所急需的是甚么？这几个问题应该先弄清楚。
孟子很高兴滕文公了解「正经界」的重要性，7这样就有希望实施他所提倡的「仁政」。可是滕国很小，总面积不到2；500平方里。根据考古资料，1周尺约等于 19。91公分，8而1周里为1；800周尺，算得1周里约等于 0。358公里。假设滕国的总面积约2；500方里，只比新竹市的面积稍大。滕国位于泗水近旁，地势平衍（但也因而易遭洪泛），有较大块平坦的野地（估计不到1千平方里）可用。因此孟子设计一个「井地」范型，将每1平方里的耕地，用「井」字形的阡陌分割成9块，每块面积约1百亩。以当时的耕作水平（用铁犁，也许还用牛），大约可供7、8口之家食用（《孟子？万章下》：「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孟子给这种1平方里的田地，取了一个单位名称：「一井」。9这种范型的设计符合孟子的两项基本要求：（1）容易计算面积，井地均而谷禄平。（2）经界不怕损坏，经界的标志就算因泗水泛滥流失，或被暴君污吏毁损，因为形状「超整齐」，日后也容易重建。如果孟子的构想仅停留在「正经界」的层次，这样的设计确是恰当。
然而孟子还想把属于赋税制度的「助」法附益上去，企图将两项改革一次解决。所以他把公田放在1井的中间（税率等于九分之一），但这就违反了他先前所主张的什一税率（十分之一）理想。如果孟子将标准1里见方的「一井」地，分割为10块长方形小单位如图（b），而非「井」字型的9块如图（a），也许就可以避掉这个缺陷。可是1方里刚好等于9百亩，划成如图（a）的方块，则每块刚好为1百亩，正好符合孟子心目中的「周制」标准。
图（a）和图（b）的面积相等（等边等高），差别在于切成9块或10块。若孟子用图（b）的划分法，图型稍复杂还不是主要的困扰，问题是每块的面积就必须缩为90亩（而非每块百亩）。孟子当然不愿意使每家的田地，少于他心目中「周制」的百亩标准。10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替孟子着想，他的确不容易各方面都兼顾到。孟子大概不愿意求简反繁，所以决定对「野人」的税率稍苛一点（「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反正这已经比往日的税率低很多了。
图（a） 井字田（每块百亩，九一税） 图（b） 长方田（每块90亩，什一税）
图1井字田与长方田
此外，他又主张对卿大夫在世禄采邑之外，另给奉祭祀的圭田50亩，给余夫（可能是未成家的男子）田25亩。这些零碎的田地，究竟位于滕国的何处或出自何方呢？《孟子》中没有交待，他把这些枝节问题留给滕国君臣润泽了（「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以常识来揣测，野地的可耕部分不会太整齐，既然大的方块已画作井字田，剩下边缘不规则的部分，就可以切成小块分给余夫。这大概相当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说的「町原防」11。圭田则可能位于城外郭内的「郊」，以便照顾。这两种土地的面积都比较小，价值较低，对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严格，所以孟子就把税收的方式留给滕君自定了。孟子的这项策画，滕文公似乎是接受而且实行了，否则孟子不会在滕国继续留一段时间，12还能看到滕国「徕远民」的效果，甚至还有时间与陈相辩论许行的「共耕」主张。
后儒对《孟子》的这一章颇有误解。朱熹认为「周时一夫受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显然他是受了《周官》的影响，把孟子的话套在《周官》的「乡遂」与「都鄙」庞大系统上。甚至连崔述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套，他对朱熹的修正，祇是乡遂仍用彻法，而都鄙因已实行「助」法，划分公田与私田，故没有「通力而作，计亩而分」的需求。13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孟子祇是替滕这个小国，设计一套经界范型与税收制度。滕国卿大夫（包括然友与毕战）的世禄采邑，也有部份土地分布在城郭外的野地上，这是朱熹与崔述所讲的「都鄙」。然而，滕国的总面积不到2；500方里，其中的「野」就算占三分之二，也禁不起每人数百方里采邑的瓜分。如果这些都鄙的封疆再占去一些地，那就更不够了。
文王的庶子叔绣初封于滕，为侯爵，封地方百里。《春秋经》载隐公11年滕侯朝鲁，此时还是侯爵；在两年之后的桓公二年，《春秋经》载「滕子来朝」。从此《春秋经》就一直用「滕子」来称呼滕君。《杜注》对这项差异的解释，是「盖时王所黜」，这项说法有可能成立。当时周桓王正力图振作，以摆脱郑庄公的控制，可能借口滕君不朝而贬其爵以立威，但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因而削地。滕与宋相邻，一直受到宋的侵蚀；僖公19年宋襄公为立霸业，会诸侯而执滕宣公，大概也侵占不少滕的土地。日后滕君虽竭力巴结盟主晋国，会盟几乎无役不从，但这么做也只徒然耗损国力，本身并未得到多少实质的保护。
到了孟子的时代，滕国祇剩下始封国土的四分之一弱。14在损失国地的过程中，分布在野地上的卿大夫采邑，当然首当其冲。在孟子的时代，一方面卿大夫的数目不会太多；另一方面，他们在野地的采邑庄园，也不可能再浪费许多面积在封疆上。换言之，应该不会有一般结构的都鄙。在这种状况下，野地还是可以规画为井字型的方块，然后把某些井字型内公田的收成，作为特定卿大夫的俸禄。
至于乡遂，因为城郭的范围小，所以近郭墙内外的土地面积就不大，不可能再分出多少乡多少遂。《周官》基本上是以战国后期大国的心态，去建立复杂而多层次的地方制度。甚至僖公时的鲁国，也比孟子时代的滕国大过20倍，因此《尚书？费誓》才会有「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的要求。后儒往往不考虑个别的背景差异，把这些文献混而用之，遇到互相抵触的地方，就牵强饰说，越讲越繁复，反而离真相越远。
其实孟子的重点，还是在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他希望当地尽量能自给自足，死徙无出乡。因为当时的城市经济已经萌芽，吸收不少农民往外移出，以往闭锁性的氏族社会，已逐渐失去规约农民的功能。在春秋初年，《诗经》内已不乏抱怨生活痛苦而企图迁移的心声，但有可能还是个别的事例。
到了战国初期，农村人力大量失血，迫使各地诸侯用「徕远民」的策略来挽救缺粮危机。从梁惠王问孟子：「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就可以觉察到这种趋势。孟子经常强调的「仁政」，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发挥的，确实也能针对当时的弊病创议；他所说的「法先王」，只是作为包装的外衣而已。
后儒往往认为「井田制」的主体是「计夫授田」，这和《孟子》在此章所说的话并不吻合。因为孟子仅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是以「家」为单位，而以余夫之田作为补充；并未如后儒所说，规定多少岁始受田、到几岁要还田。当然，毕战当时应该也会「润泽」一些细节；其中有多少流传到后世，被吸收入后儒的「井田制」，正不易言。但我们确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