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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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的趣味-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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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公十二年传〉:「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此事发生在楚灭萧之役。楚大夫申叔(展),先前对萧大夫还无社暗示:当楚军入萧时,要他藏入眢井以避难。所谓的眢井就是废井,废井可以躲人,可见不很深,或甚至是干井。萧是宋的附庸,井在宋楚之间,后来属楚。
(3)〈成公十六年传〉、〈襄公十九年传〉、〈襄公二十六年传〉等处都提到:军队作战时若需要空地,可以「塞井夷灶」。所填塞的井,是军队为了获得饮用水所挖的井(野战井)。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渐大,估计每一方包括后勤人员在内不下数万人,饮用水就必须靠野战井,兵过即弃。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战车奔驰,以及有足够的空间让士兵列阵,弃井随即用土塞平。能在短时间内塞井,可见挖得不深。
(4)〈襄公二十五年传〉:「(前年冬)陈侯会楚子伐郑(东门),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意思是:郑国对陈国的举动恨之切骨,并以之为伐陈的口实。这显示郑国民间饮用井水已逐渐普遍,井若为陈兵所堙,当然会怀恨。同样地,在短时间内即可填塞大量水井,可见那些井并不深。
(5)〈襄公三十年传〉:「郑子产为政,使庐井有伍。」可见当时郑国的水井已多到需要管理。郑国人口密,地处中原,河溪水量夏冬涨落大,需要井水补充。
(6)〈昭公二十五年传〉:鲁昭公孙于齐,「先至于野井」。此处的「野井」应是地名,但是否因水井而得名,尚不可考。
以上是《左传》中关于井的记载,时间始于鲁宣公二年,已进入春秋中期。到了春秋后期(襄昭之际),民间的井水使用,在人口较密的郑国已渐普遍。再过几十年,井在鲁国也普及了,所以在《论语?雍也》里,有宰我设喻向孔子问难之言:「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到了孟子的时代,离襄昭之际又过了两百多年,水井就更普遍,因此《孟子?公孙丑上》,就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来反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是井水用得多了,地下水的水位较前降低,所以《孟子?尽心上》才举这样的譬喻:「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8尺为轫,9轫为72尺。孟子虽以此为譬喻,但亦能反映当时人的常识。9轫之深与春秋中期之井深不足1丈,变化甚大。

(b)泉
对春秋时期的贵族而言,泉水在生活中似乎相当重要,《左传》里提到「泉」的地方亦不少。
(1)〈隐公元年传〉:郑庄公阙地及泉,与母亲姜氏相见。
(2)〈文公十六年传〉:「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据《公羊传》解释,「泉台」即郎台,在鲁都曲阜的南郊。「泉台」大概是因泉而筑。考其地望,其泉应该就是逵泉。
(3)〈昭公十七年传〉记载:楚国俘虏吴国之乘舟余皇,严密看守。「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代命。」楚军掘壕沟深可及泉,在隧道中满置木炭以除湿,并在内列阵,显示掘隧道通泉在当时并非难事。
(4) 此外,《左传》中地名为某泉者,多因泉而得名,姑举数例:
逵泉 ─ 见〈庄公三十二年传〉,位于鲁国曲阜南郊。据杨伯峻(1982)《春秋左传注》(页254)引述《清一统志》,谓其泉水中有石,如伏鼋怒鼍。
翟泉 ─ 见〈僖公二十九年传〉,位于洛阳。《杜注》:「大仓西南池水也。」
华泉 ─ 见〈成公二年传〉。齐师败于晋,齐国之车右丑父假冒齐顷公,令顷公往华泉
取饮而逃脱,可见该地以泉为名。华字则可能来自华不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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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泉水得名。
从这些引述,可见春秋时期泉水普遍,以泉为名之地相当多,尤以齐鲁与成周附近为甚。泉水应为当时饮用水之上品。当时已知地上之涌泉来自地下,故亦称地下水为「泉」或「黄泉」。故郑庄公可以阙地及泉、楚军掘壕沟其深可以及泉;而掘井祇是通达地下泉源的管道,这可从孟子的话得证:「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c)余论
《今文尚书》28篇内,完全没有「井」字,伪《古文尚书》也祇有〈毕命〉篇内,有一句「弗率训典,殊厥井疆。」(宋)蔡沈《书经集传》解释为:「其不率训典者,则殊异其井里疆界,使不得与善者杂处。」伪《古文尚书》出现于晋代,「井疆」的名称,完全是后代人心中的制度,伪造者不自觉地漏了底。
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在西周至春秋初期之间,统治者所颁的文告与典礼记录,不会用到井字。此外,在殷商甲骨文与周金文中,「井」字未见作「水井」解的。还有,我们在《诗经》与《尚书》内,也都看不到井字。这几件事共同指出一项事实:在西周之前,水井不像后世那么重要。从上面的讨论得知,要到春秋中期人口密度大增后,水井的重要性才渐显露。另一方面也因而确知,泉水在西周以前是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尤以贵族为甚。16

4综述与结语
1综述
孟子与滕国君臣的问答,到底制造了甚么谜团,让两千多年来的饱学之士都转不出来?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5个问题。虽然在正文里已经尝试回答,但为了能更清晰地综述,我们把相关的答案归纳在各个问题之下。
(1)孟子回答滕文公问「为国」的第一段话里,除了一些原则性的,如「民事不可缓也」、「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以求「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外,主要是一段关于三代税赋制度的传说。似乎孟子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些制度的细节,还要引用龙子的话与《诗经?小雅?大田》的句子来补充。到底他对哪些话较有把握?哪些是仅凭猜想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对三代税赋制度的了解,也许比同时代的人稍多一些,可是离完整还远。他较有把握的片段,似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惟助为有公田」,以及他对「助」与「彻」的解释;这些都是他特别提出来讲的。另外,他引龙子的议论,作为他认同助法的根据,他对议论中的叙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显示他是赞成助法的,这是属于「较有把握」的部分。他对其他事情的叙述,把握就少一些,尤其是他对〈大田〉诗中「公田」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使得他对原来所相信的「周人百亩而彻」,也产生了怀疑。他说「虽周亦助也」,祇是提出心中的疑问,并不是他的结论,因为这和他所认同的助法之优点并不抵触。
(2)在同一段内,孟子并未提出「井地」的字眼;而在之后的第二段内,滕文公却主动派毕战向孟子问「井地」。是否滕国君臣已先知道井地这个观念,而仅向孟子请教具体的办法呢?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他的回答总纲,这是要传达甚么讯息呢?毕战所问的井地,与第一段内的赋税有甚么关系呢?
我们的回答是: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问的井地,是土地规画的方针。「井」字在此应作「型」字解。滕国的田地因受战祸与兼并的破坏,经界不够规则,导致面积无法准确计算,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回答的总纲,正是针对此问题,提醒滕国君臣要及早整顿,不要让「暴君污吏」去「慢其经界」。当时人口的增加,已造成各家的农田接壤,破坏了以前的经界。同一时期,因人口外移所造成的农村失血,可以抵消部分人口的增加效应,这正是整顿经界的好时机。
井地与赋税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孟子认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在他心目中,赋税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以「正经界」为先决条件。
(3)孟子在第2段所描述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何讲得那么笼统?毕战听到这段话后,真的就能自行补充细节吗?他有没有继续发问?若有,何以没有记录?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所策画的办法(「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针对滕国地势平坦而小面积的特性所设计。滕国独特的情况,当时大家都知道,无须多讲。反而是后代的人,在事过境迁之后,没有考虑到滕国的特殊背景,才会产生误解。若能把当时的背景考虑进去,就可以发现孟子的话已经相当清晰明白。孟子的方案已经把「野」、「国中」、「圭田」、「余夫」都照顾到了,其余细节已不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可以放心让滕国君臣自行决定。毕战有把握在孟子方案的精神下补充细节,所以就没必要多问。
(4)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何以与他在第一段所认同的「什一」不一致呢?有没有「托古改制」的成份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是因为「正经界」的井地方案,如本文的图(a)所示,是切成9块,只能「九一」,无法兼顾到「什一」的原则。由此可知,孟子所着重的是「正经界」。在此前提下,能够实行「莫善于助」的赋税制度,当然就更理想。
与战国后期的诸子相比,孟子的井地方案理想中,托古改制的成份不多。他所引的「古」大多有所传承,就算有错,也是当时儒家共有的错。儒家对「古」有相当一致的认识,孟子无须、也无法自己托古。他所叙述的三代税制,在战国初期流传过,即使非常不完整,也可能代表当时对此问题的较好信息。孟子显然了解这些传说的不完整性,只好加进自己的猜想。如果他真的在托古,为甚么不托得更完整一些?
(5)在《孟子》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所坚持的原则,会向不同的对象一再地推销。然而,田地与税赋这么重要的方案,何以在《孟子》中仅此一见呢?他心目中有没有完整的草案呢?或仅是为了滕国的特殊问题,所做的临时发挥?
我们的回答是:「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孟子针对滕国特殊情况所做的个别建议,而非应该坚持的普遍性原则。方案背后的精神,是在「取于民有制」,这才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在规画方案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推销「民事不可缓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配合措施,这些更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孟子是感于滕文公的知遇,才针对滕国的情况作此策画,可见他心中并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草案。这是个特例,在《孟子》中仅此一见。梁、齐等大国的客观条件较为复杂,孟子当然不会冒昧提出同样的方案。甚至在鲁或在宋时,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托,他也没有提过任何方案。由此可见,所谓的井田制,其实是后人企图将孟子井地方案的外壳,在过度一般化之后,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地区,未必掌握到孟子当初的基本精神。

2结语
现在不妨检讨一下,历来对上述5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战国时代离孟子最近,他们对当时背景的掌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战国后期至汉初,托古改制风气最盛行,学者们因而以为孟子也是在托古改制,祇是说得不够详细而已。于是凭一己的理想,将《孟子》中的记载扩大渲染,误导后代读者以为那真是先王的遗制,是孟子所祖述的,此事尤以《周官》为甚。由西汉中后期到魏晋,那些说法所产生的问题就逐渐浮现。儒者花了很大精力,来弥缝前人对井田制说法,把那时已显得若有若无的传说,加上诗书中扯得上关系的一言半句,作为「解经」的根据。
结果是越解释越臃肿,害得唐宋以后的学者,也陷在此漩涡中无法自拔。仅少数学者如宋朝的朱熹,看出孟子此处「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见他在《孟子章句》中为此章所写的按语)朱熹作了较合理的推论,启发清代干嘉学者,逐渐扭转这项积重难返的趋势。
干嘉学者的努力,已部分澄清历来经学家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欧美日本的史迹与学说,也开始让国人有更宽广的眼界。梁启超所涉及的外务太杂,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并没有太多贡献。五四以后,胡适、顾颉刚、季融五等人,继干嘉遗风,对以往的经学抱怀疑与批判态度,对井田制的疑点当然不肯放过。上面综述的5个问题,他们也大致意识到了;对这5个问题个别的解答,也偶尔有说对的。可是,一般而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例如胡适在《井田制有无之研究》(页50)说:「孟子的文章向来是容易懂得的,但是他只配辩论,不能上条陈。他这几段论田制的话,实在难懂。」其实孟子并非在「上条陈」!他的话也讲得够清楚,毕战显然听得懂,所以才没再发问。祇是后人没有考虑孟子与滕国君臣问答的背景(而这些在当时是不需讲明的),才会觉得难懂。
另一方面,朱执信他们多少会感觉到,井田的传说有助于推介国外某些政经理论(例如原始共产社会)进入中国,故倾向于辩护传统的说法。然而经过这次辩论,疑古的风气已开,对日后解答井田问题的进展有帮助。尤其是日后大部分对井田的辩论,都知道要回归到《孟子》。
钱穆对人口问题与井田的关联,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对第1个与第5个问题的答案也与我们相近。齐思和对第3与第5个问题的突破,最有贡献。陈瑞庚已经注意到第2个问题的「井地」名称,他对第1个问题的处理也算正确;然而他对第5个问题的答案却错了,因而影响他对3、4个问题的处理。木村正雄比较接近第3个问题的解决。方清河对第1、第3、第5个问题的解答都有心得;可惜他对井地的意义解释得不很成功,对孟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也分析得不够透澈,有点功亏一篑。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效地否证井田说这个重要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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