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文句分成了这么多段落。若把贤良在此篇内的发言只算成一次，那么他们在全书中则只发言26次（9％）。桓宽对文学和贤良的评价很高：「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60杂论〉）。
丞相史和御史都是随从，他们的发言立场有两种形态：（1）帮上司解危，（2）缓和争论的场面。他们对政策性的议题较少触及，可论性较低。所说的论点，也多在重述桑大夫的旨意（尤以御史为甚）。但也有精采的场合，例如〈23遵道〉到〈26刺议〉之间，丞相史意图为桑大夫解围，但也饱受文学的流弹攻击。另一个例子是在〈26刺议〉内，文学毫不留情地对丞相史说：「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乃公卿面从之儒，非吾徒也！」然后「丞相史默然不对」。20 桓宽对丞相史和御史的评价很低：「若夫群丞相史、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60杂论〉）
为何在〈42击之〉到〈59大论〉这下半部内的讨论，显得秩序井然，而且在态度比上半部141篇更和平理性？那是因为在会后会里，桑弘羊希望文学和贤良，能支持他要讨伐匈奴的主张（详见第四节），而文学和贤良对桑大夫却已无所求（当初所诉求的盐铁问题在〈41取下〉已有定论），所以可以从容反驳桑弘羊。在第四节可以看到，桑大夫和文学用11篇（4252）的长度，激烈争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但因为文学坚持不让，桑大夫气得把话题转到表面上看来不相干，且无实质政治、经济、社会主题的〈53论邹〉、〈54论菑〉等问题上。简言之，4259篇的题材其实只有一个：是否应讨伐匈奴，这才是桑大夫要召开会后会的主因，可惜碰了一鼻子灰。
3会后会的问题
要辨清有无会后会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解释〈42击之〉第一段的不合情理：「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以下分几点解说此段所产生的困扰。
（1）从与会者的角度来说，既然御史已辞，他就不应该再出现，但从〈55刑德〉的倒数第二段起，御史竟然出现了，直到〈58诏圣〉的倒数第三段，才停止发言（「御史默然不对。大夫曰：…」）。再说，御史是大夫桑弘羊的属下，既然桑大夫出席，则御史也应出席才对，所以御史其实未辞。况且，御史的地位并不很高，若要退席，也不应该和丞相车千秋用同位格的「辞」，用「退」即可。所以这段话可能是由于其中尚有逸文，或是学者在断句上的不当。
我们认为，这段话应该到「辞丞相」就结束了。「御史」这两个字，应该和下一段起头的「大夫曰：」合在一起，成为「御史大夫曰：」。这样比较讲得通的原因，是因为既然有了会后会，而桑弘羊又是官位最高者，所以由他带头发言是合理的。再说，既然是会后会的首次发言，所以用他的官职全称「御史大夫」来描述，也是合理的。或曰：〈01本议〉的首次发言是文学，但也没称他们为「文学高第」，所以硬要把〈42击之〉的大夫，说成应该是全称「御史大夫」才正确，似乎有点勉强。这或许是有点勉强，但总比「辞丞相、御史」这句话所产生的两项矛盾合理多了：（a）在官方用语上奇怪；（b）御史其实有出席，并未退场。
（2）比较麻烦的是「咸取列大夫」这句话。很有可能在〈42击之〉的开头有逸文，才会造成后世读者的困惑，但也有可能是由于传抄的错误。有一种可能的断句法是：「贤良、文学既拜，咸取（通「聚」）列。」（因为〈60杂论〉里有「咸聚阙庭」这种用法）。21之后的句子是：「大夫辞丞相。御史大夫曰：…」。依照这种断句法，「大夫」这两字就重复了。我们也可以把全段读为：「贤良、文学既拜，咸聚庭，辞丞相。御史大夫曰…」这样读起来就畅顺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正式的会议是始元六年（81 BC）二月召开的，那么会后会是在同年的几月？会后会的时间，应该是在始元六年二月到七月之间。二月的会议结论是：「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41取下〉），此奏已上，而昭帝之诏并未立刻传下。所以可能有一部分贤良和文学还留在京师候讯，桑弘羊就利用这个时机召开会后会。另一个设想是：可能在五、六月。上官桀用假造的燕王旦上书来倾害霍光，这项阴谋在那时已破露，昭帝开始怀疑上官桀那批人。这件事一方面会逼桑弘羊想利用召开会后会讨论伐匈之事，来挽救政治危机的压力；另一方面，朝廷发生这件大事，所以昭帝迟延到七月，才下「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的诏书（「秋七月，罢榷酤官，…」）。
4匈奴的问题
武帝时因与匈奴火并，以致两败俱伤。在武帝、昭帝之际，汉朝经过休养生息，已稍恢复活力。为何在4259篇中，双方有11篇（4252）大论讨伐匈奴之事，而在141篇中，却只有3篇（12、16、36）和匈奴相关？
如果4259篇是会后会的记录，那么既然丞相和丞相史不参与会后会，依官阶而言，应该由桑大夫主导会议。桑弘羊在〈42击之〉的第一段，就把主题带到匈奴问题上，主张采取攻势：「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他的用意大概是：既然在正式的会议内（141篇），对铁税和酒税两项已作出让步，所以希望文学和贤良，能在伐匈政策上投桃报李。
昭帝初年，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已弱，为何桑弘羊对伐匈之事这么积极？主要是他已经意识到，昭帝和霍光想铲除他的政治势力。如果能够把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讨伐匈奴上面，若有小功，说不定还可以借机翻身重导国政。这是藉外乱以平内危的手法，没想到文学完全不给面子：「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方今县官计，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42击之〉）。
这种厌战的气氛，是自从李广利全军覆没后，已在朝野弥漫，所以文学才会向桑弘羊泼冷水。22然而桑大夫并不轻易放弃这项意图，和文学从〈42击之〉纠缠到〈52论功〉，互不相让。桑大夫的主张和论点一贯，例如：「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秋霜而振落叶，…」（〈52论功〉）。文学的反战态度也坚定如一：「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车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群臣为县官计，皆言其易，而实难，是以秦欲驱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轻用也。…」（〈52论功〉）。虽然桑大夫的姿态和要求都不高（「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但文学毫不假以辞色。
《盐铁论》下半部的18篇内，就有11篇在激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若说下半部是桓宽臆造，他何必让双方拉扯不清，反复地各自表述？以他的反桑立场和反战的见解，如果真要臆造的话，只要丑化和矮化桑弘羊即可，不必要让他有机会大发议论。以下再分三种状况析论。
（1）如果宣帝时期（即桓宽着撰此书时）匈奴的问题严重，国人讨伐匈奴的意愿必高，文学也应无反战心理。桓宽若以臆造手法，用反战的观点撰写下半部，岂不是自绝于国人？桓宽在全书内的立场，都是在支持文学和贤良的论点，可以说是反战派，那么他又何必臆造4252篇，大谈讨伐匈奴的事情？所以，很有可能真的是有会后会，而且桑大夫一开始，就把主题导入伐匈问题，然而文学却坚定地反对，双方相持不下。
（2）相反地，如果宣帝时的匈奴问题不严重，桓宽以臆造手法，用反战观点来讥评桑大夫的主战思想不当，这样说才比较合理。所以关键就在于桓宽撰写时，匈奴问题是否严重。《汉书？宣帝纪第八》说，本始二年（72BC）夏之后，「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有一种见解认为，汉军此时虽然无法抓住匈奴的主力，但常惠和乌孙兵已足够应付匈奴。此时的匈奴对汉朝已非大患，只是骚扰而已。若匈奴问题真的不严重，那桓宽何必耗费4251篇的精神大论此事？
匈奴
（3）荀悦的《汉纪》卷十七宣帝三年载：「…初，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武帝欲与乌孙共击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弥。…于是匈奴复侵乌孙昆弥。昆弥与公主上书，请击匈奴。…」。可见「匈奴数侵边」是在武帝时。《汉书？宣帝本纪》载：「…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乌孙昆弥及公主因国使者上书。…」，因为内容较简化，容易使人误为「匈奴数侵边」是在宣帝时。《汉纪》的记载条理分明，不似误抄，亦不似臆测。荀悦的《汉纪》虽是根据《汉书》而作，但荀悦亦有所删润，常可补《汉书》的缺陷。23《四库全书提要》称：「…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舛。…」。由此可知宣帝本始三年之役，并非由于匈奴侵边。
那为什么在正式会议内（141篇），只有三篇谈到匈奴问题，而在会后会时才大幅讨论此事？那是因为正式的会议，是以盐铁问题为主轴，所以文学和贤良把论点放在宽赋减税这类的事项上，对匈奴问题只是跳跃性地应答（第12、16、38篇）。而在会后会时，既然桑大夫一开始就谈匈奴问题，文学就不客气地反驳了。在正式会议时，在〈12忧边〉和〈16地广〉内，都是文学和桑大夫对答，到了〈38备胡〉时，就完全由贤良应答。一方面贤良的人数少，二方面是他们的意见已表达完毕，所以在4252篇内就完全没发言，只由文学和桑大夫双方拉锯对峙。
5记载方式的问题
桓宽在〈60杂论〉说，盐铁会议的内容是「汝南朱子伯为予言」。所以有可能是汝南郡的朱生（他可能是参与会议的文学之一），把当时的情景告诉同郡的后辈桓宽，但恐怕也难免加上自己的见解。桓宽在宣帝时（7149 BC）举为郎（皇帝的侍从官），史称桓宽习公羊春秋，他有可能是宣帝时的博士弟子（可能师事颜安乐或严彭祖），后任庐江太守丞，但他的生平事迹以及生殁年尚无法确知。盐铁会议的正式发言记录，应该是由太史令执掌。《汉书？公孙田等传赞》说，盐铁会议「当时诘难，颇有其议文」，以桓宽的身分未必能见到这些记录，他的记载是靠别人转述的。《汉书？公孙田等传赞》称桓宽「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着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这句话说明了桓宽撰写《盐铁论》的手法与性质。
目前《盐铁论》最好的版本，祇能追溯到明代的涂祯本，离汉代已远，传抄的错误可想而知。历代都把它当作儒家的诸子书之一，科举功名上的用途，远不及群经和正史，也因而得不到应有的校勘整理。有些文字看来矛盾，可能是由于衍文或脱误。例如，〈60杂论〉与《汉书公孙田等传赞曰》所记载的就有差异。「赞曰」至「其辞曰」以下当为原文，若拿此段话来和《盐铁论》相对应的部份比较，则《汉书》应较少有传抄的错误。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班固作了整段的删节。某些引经据典的地方，也往往出现异文，其中有些可能是因为经书传承上的差别，但也有些地方是明显的衍误，例如「异乎吾所闻」就误成「异哉吾所闻」。24类似这样的地方，尚需要多作考证。
前面提到姚鼐说：「宽之书，文义肤阔，无西汉文章之美，…其明切当于也，不过千余言，其余冗蔓可削也。」桓宽的文体，恐怕与西汉的经学传统有关。博士传经，本期于致用，往往多方收集例证，不嫌杂庑。元帝以后，各家博士皆有「章句」，往往动辄至数万言，用之于「应敌逃难」。25昭、宣之时，此风已开（宣帝时的小夏侯《尚书》已有章句），桓宽大概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
桓宽在还原盐铁会议记录的过程中，难免把自己的议论和见解掺入。基本上他和桑弘羊的思想格格不入，如果要臆造的话，大概是着重于描述桑弘羊的窘境，如〈10刺复〉的「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和〈59大论〉的「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这类的描述将近有20条之多。若桓宽真要臆造桑弘羊的言论，手法上应该把他的说辞极端化，引人反感，而比较不会去虚拟他的论点，因为能揣摩得这么前后一致，唯妙唯肖，也不容易。
若说《盐铁论》的后半部是桓宽臆造，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反驳。虽然桓宽是在宣帝朝才撰写此书，但昭帝朝的老官，以及当时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和文学，也一定还有人健在。所以一方面是桓宽未必敢这么做，二方面是同时代的人若看到桓宽臆造，以当时私家著述的风气已逐渐蓬勃，难道不会留下抱怨此事的记载或传闻吗？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桓宽在处理下半部（4259篇）时，落笔的谨慎态度。在〈54 论菑〉里，桑弘羊把论点从邹衍的五行，转到阴阳灾异问题上。他的问话相当主动，特别强调：「妖祥之应，鬼神之灵」，而且用「不知则默，无茍乱耳。」来反激文学。他的用意，一方面是想替兵刑找出理论的根据，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想趁机找碴子，要从文学的答辩辞中，引出犯忌的话，看是否能扳回一城。阴阳灾异在西汉是大热门的题材，熟悉《公羊春秋》与《尚书？洪范》的文学们，很容易见猎心喜。从战国末期到西汉谈论灾异的人，很着重「天人感应」，一听到怪异的现象，往往会联想到政治人物的命运。若把这种信念用到实际问题上，而且认定自己的见解，就很容易产生悲剧。
然而文学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熟知前朝董仲舒的遭遇。《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