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学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熟知前朝董仲舒的遭遇。《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艹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在这种背景下，桓宽所记述的文学应答辞，就显得非常低调：勿用严刑、顺天，宽民。他们用「天道好生恶杀，好赏恶罪。」（〈54论菑〉）来躲闪桑大夫的陷阱，同时也反击性地说：「…故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此灾异之应也。」（〈54论菑〉）文学在此巧妙影射桑大夫「臣不臣」，这种勾心斗角，后世的读者不一定容易体会到。
桓宽是个公羊学者，在重建这段对话时，显然也很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笔端，保持低调的态势。那是因为有眭孟的覆辙在前，更提醒他要用这种谨慎的手法书写。26如果他真要臆造《盐铁论》的下半部，就应该根本回避这个题材。
6结论
赖文的旨意是在呼应姚鼐的论点，说《盐铁论》的下半部（4259篇），有可能是桓宽臆造的。姚鼐的论点是直观性的，并没有提出结构性的证据，也没有外部和内部的逻辑检验。赖文从《盐铁论》上下两部结构迥异的角度，提出四项理由来呼应他的观点。这当然是个有趣的议题，赖文的怀疑乍看之下也有些道理，但主要的缺失，是他单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忽略了从内文找出细微的证据，来检验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相反的论点，说《盐铁论》的上下两部之间，应该是有机的关联，关键点在于是否有会后会。姚鼐和赖文认为没有会后会，主要是质疑〈42击之〉的首段文字。我们认为此段可能有逸文，因而导致解读困难；若无逸文，则在断句上应有其它的解读方式。我们在第三节提出新的断句法，并考证会后会的可能日期，这两点可以用来支持很可能有过会后会，而不是桓宽臆造的，也不是他在托事立言。
如果真的有会后会，那就回答了赖文的第一项质疑（双方代表人物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丞相和丞相史并未出席会后会，出席者有：御史大夫桑弘羊、他的属下御史（数人）、文学（五十人以下）、贤良（八人或更少）。
第二项疑点，是4259篇的主题，与盐铁会议的主旨不相干。是的，桑大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文学和贤良能支持伐匈主张，因为盐铁问题在〈41取下〉时已有定论，所以会后会的主要议题，就转到伐匈问题，但双方因相持不下，怨怒而散。
第三是匈奴问题的比重，为何在141篇内所占的比例不多（只有三篇），而在4259篇内却有11篇？此事在第四节已有详论，不赘。
第四个问题是：141篇内的言辞激昂，各篇之间的主题跳跃不连贯，而在4259篇内，却是论点平稳理性，诸篇之间的秩序井然？那是因为141篇所论的主题纷杂，各方相持不让，焦点不易集中。而4252篇中的主题单一（伐匈问题），5359篇的题材是次要的，是辅助性的言谈，不是桑弘羊的主要诉求。再说，一旦进入〈55刑德〉、〈58诏圣〉这些论题时，桑大夫当然不是文学们的对手，再论下去必然自讨无趣，所以就不欢而散了。
针对4259篇是否为桓宽臆造的问题，我们提出另一些可能性的论点，希望引发更多角度的讨论。
附录：车丞相的重要发言
丞相车千秋在盐铁会议内的发言次数最少：在〈29散不足〉有两次单句型的话，在〈31箴石〉开头有一段六行的论述，在〈39执务〉有一段四行的表述，如此而已。一方面这是他的政治成熟度与个性，二方面因为他是会议的主席，发言次数少也合乎会议常情。然而，车丞相的角色并非无关紧要，其实他发挥相当重要的功能，只是因为做得清淡，容易被人忽略。
在〈29散不足〉的前两段内，桑大夫其实已被贤良驳倒，以致「大夫默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转谈他题，但车丞相却再度挑起这个会让桑弘羊更难堪、更处于下风的题材。他只轻淡地说了一句：「愿闻散不足」，这就给贤良一个大幅发挥的空间，从第5段一直论到第38段，大论奢靡之不当以及节俭的重要。这些话都是针对桑派人士平日的作为而发，车丞相表面上是在关心时政和民弊，但更深沈的用意，却是在使桑弘羊难堪：车丞相在政治上阴党霍光，但在盐铁会议上又不便直说，就利用这种单句挑拨法借刀杀人。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31箴石〉的首段，丞相说了一段六行的话，再度借着贤良、文学的事来批评主政者（桑弘羊）：「…使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而贤良、文学被不逊之名，窃为诸生不取也。…县官所招举贤良、文学，而及亲民伟仕，亦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
这两处已可以显现车丞相的手法与立场。《汉书？车千秋传》说：「昭帝初即位，…政治壹决大将军（霍）光，千秋居丞相位，…终不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桓宽在〈60杂论〉的末段也盛赞车丞相，说他「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车丞相这种「终不有所言」的形象，和上面所引述两段借刀杀人的话，并不一致。他借着轻描淡写的挑拨手法，来表达他对桑派人士的不满，以及对贤良与文学的支持，确实能让他「容身而去」，这种高超的政治身段，真是「彼哉！彼哉！」。
车丞相的四次发言，几乎全都在配合贤良的论点。从〈28 国疾〉到〈41取下〉，有某位贤良大出锋头，他的语气平缓坚定，层次清楚，举例丰富，多方面都能顾虑到。此次会议最后能达到部份目标（「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这位贤良的功劳不小。开始时他完全没有发言，直到桑大夫在〈28国疾〉时受了困（「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贤良曰：」…），并尊称这位贤良为「子大夫」，向他求援而碰了一鼻子灰时，才知道他的厉害。然而，如果没有车丞相在旁边撑腰、打边鼓，这位贤良的作用可能就小多了，此事的前后过程很值得欣赏。27
这位贤良在〈28国疾〉开始讲话，在此篇末段作了20行的大议论，这股大气势在场面上把桑大夫压了下去。这位贤良在此篇的结语是：「故国有严急之征，即生散不足之疾矣。」「不足」这个名辞，后面也数度用到。针对这个论点，桑大夫的初步反应是恐吓性的：「患至而后默，晚矣！」（〈29散不足〉首段）。接着，贤良以不亢不卑地态度响应。桑大夫一时也没有话讲，若非车丞相把这个话题再挑起来，恐怕这个论题就这样放过了。
车丞相的用语很讲究，他没有接续刚才的那句话，而是巧妙地趁之前一回合的印象还没有消失时，说一句挑拨性的话头：「愿闻散『不足』」，这就启开贤良的长篇大论。这篇大论，是全书内最长的，依照王利器的分段方式，共有34段（段538），其结语是：「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这时，丞相说了一句结束语：「治聚『不足』奈何？」这句话表面上看来，是不关痛痒的发问，但临场效果却不止如此。贤良立刻又接着说：「盖桡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质。…」。结果是桑「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应」（〈30救匮〉）。这时候丞相才假装责备几句：「…使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而贤良、文学被不逊之名，窃为诸生不取也。…」（〈31箴石〉）。贤良趁机把论点拉开，说：「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狭耳。」希望藉此来缓和场面。然而桑大夫已被激起斗志，身不由己地辩起这些话题：「己不能故耳，何狭之有哉？」（〈32除狭〉）。为了避免无谓的冲突，贤良趁势谈起「选贤」。
一直到〈38备胡〉，桑大夫和这位贤良之间的辩论有如短兵相接，针锋相对。论点有时偏离主题，有时又回到会议的主要议题上：废除盐铁专卖。到了〈38备胡〉的尾段，桑大夫又「默然不对」。此时丞相又介入了：「愿闻方今之急务…」（〈39执务〉）。这句挑拨性的问话，再度把桑大夫逼得图穷匕现：「利归于下，而县官无可为者」（〈41取下〉）。这个说法再度引起贤良的最后一击：「安者不能恤危，饱者不能食饥，…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邪？」场面急转直下，「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41取下〉）。
综观车丞相在盐铁会议内的四次发言，我们的评语是「清淡」、「精准」、「老到」。
李怡严
与李怡严合着，原刊于《当代》2000年3月151期
7良币驱逐劣币：汉文帝的放铸政策
劣币驱逐良币（格雷欣法则），要有一项前提才会成立：在金属货币的时代，如果政府规定劣币与良币的购力相同（或有固定的交换比例），劣币就会驱逐良币。但如果（1）良劣币之间没有固定的交换比例，（2）政府鼓励民间自由铸币（放铸），那就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良币会驱逐劣币。西汉文帝（公元前179157），鼓励民间自由铸造四铢半两钱，就出现这种「反格雷欣法则」的现象。从考古的证据可以证实，放铸期间铸造的四铢钱，比国家铸造时期的四铢钱，在含铜量与钱币的重量上（成色），都明显地优越。
秦朝统一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看起来可以由上而下一条鞭，但也要付出相当高的监督成本。在这个短暂的朝代里（公元前221206），货币体制并未和政治一样地标准化。这种混乱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西汉初期的几位统治者，发行过好几种货币，但效果并不好，主要的困扰是盗铸与贬值：减轻钱币的重量或降低含铜量。
汉文帝登基的第5年（公元前175年），宣布两项新政策：（1）铸造新币，名为四铢（每铢的重量＝0。651公克）；（2）开放铸币权（放铸），民间可以自由铸造，私人铸币无罪（「除盗铸钱令」）。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惟一的放铸时代，效果如何？意外地好，可以说是替「文景之治」（公元前179141），奠下良好的基础。
文帝的放铸政策只维持30年（公元前175144），之后收回铸币权，禁止民间私铸。铸币权回归中央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直到公元前119年为止，四铢钱的寿命总共约55年。我们从出土的钱币质量分析报告，可以看出汉代的各种钱币中，四铢的质量最佳（含铜量最高）。历史学界认为，文帝的放铸引发币制混淆，这是不正确的见解。
四铢钱
前面说过，四铢钱是放铸政策下的新钱，但国家收回铸币权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这就方便对比「放铸」与「禁铸」时期，四铢钱的质量优劣。我们要提出一个论点：在自由铸造的环境下，透过「产品」（民间自由铸造的钱币）的竞争，货币的质量会不断提升，导致「良币驱逐劣币」。
这个结果其实很符合格雷欣法则的精神：（1）如果政府不强制规定劣币与良币的交换比例；（2）如果民间对钱币的质量，讯息对称透明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反格雷欣法则」（良币驱逐劣币）。大家会问：如果放铸能让良币驱逐劣币，为何古今中外的政府，大都采「禁铸」政策？原因很简单：在放铸政策下，政府赚不到「铸币利润」。铸币利润是君主的重要财政收入，铸币权收归国家因而成为常态。
但放铸并不表示，民间可以铸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含铜量）的钱币。事实是：政府会提供「标准货币」的样本让民间遵循，重点是要让民间赚取「铸币成本」与「钱币面值」之间的铸币利润。换言之，政府把原本由国家赚取的铸币利润，转让给民间。放铸的目的是希望：（1）透过民间的竞争，钱币的质量会愈来愈好，国家的币制可以更快统一。（2）减少政府的负担，不必支付铸币成本与发行费用。
在这种鼓励下，民间有意愿铸造成色较佳的钱币，这样才比较容易把自己铸造的钱币卖出去。在利润的诱导下，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钱币的质量就和其它商品一样，会愈做愈好，劣币自然会被驱逐。但如果铸币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就会在财政考虑下（为了赚取更多的铸币利润），降低钱币的质量，因而掉进格雷欣法则的陷阱里。
把秦朝铸造的12铢钱、西汉早期的3铢钱、吕后时期的8铢钱、文景时期的4铢钱、武帝时期的4铢、5铢钱，以及东汉时期的5铢钱，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含铜量，可得到很明确的结果。以秦朝12铢钱每公克的含铜量当作基数（=100），就可看出秦汉各种钱币中，以文景时期的4铢钱质量最佳（指数=205），其次是西汉初期的3铢钱（=198）、武帝时期的5铢钱（=184）。这个结果说明，在放铸政策下，钱币的质量最佳，良币真的有可能驱逐劣币。
接下来要问的是：单用放铸政策，就可以保证这项结果吗？当然不是，还需要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称钱衡」。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168号汉墓，出土了汉文帝前元15年（公元前165）的称钱衡（天平）。衡杆上记载与货币法律相关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意思是说：凡商民买卖所用的钱，都必须用「钱衡」（天平）测量实重，不可逃避，否则依条例处罚。
钱衡的目的很简单：持有各种货币的人，必须在公平公开的环境下交易。如果具体落实的话，民间很快就能评断出，哪种钱币质量较优、接受度较高。换句话说，钱币市场开始产生有规范的良性竞争，让良币更为人接受，拒收劣币。透过钱衡的公开运作，如果持劣币来买卖，对方会要求加钱才肯成交：「或用轻钱，百加若干」。反过来说，如果持良币来买卖，就会要求对方添给商品：「或用重钱，平称不受」。
格雷欣法则成立的第一项条件，就是良币与劣币之间有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