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延�40万灾民，露宿运河堤防上。到了8月中旬，黄河的大水淹没所经之地，22万灾民涌向济宁火车站附近的收容所。此次受黄河大水影响的还有江苏、河北、河南三省，但以山东的情况最严重。山东灾民涌入邻近的河南，对铁路和城市造成很大困扰，中外人士积极捐献救助。
依据9月初的统计，山东的济宁、嘉祥、巨野、郓城、荷泽、鱼台等十个地方，总人口约3。6百多万，其中有2。3百万多是灾民（64。62％）。到了9月下旬，外送到各地收容所或难民营的灾民，只有27。17万（11。68％），另有2。85万人因老弱残疾无法离开，住在当地的收容所，还有1。87百万人（80。62％）需要协助（无人照管）。
这次水灾影响4省，国家的救助犹如杯水车薪，必须靠中外各界捐款。灾民送抵救助站后，先分送到学校与公共建筑内安顿。基本的原则是男女分住，百人到千人编成一个大单位，家人可定时会见，食物每日配给两次，成年人每月可领1。8元，每日有2餐，供应医疗与粮食。还提供娱乐节目，目的是要和当时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农村重建」配合，希望灾民返乡后能改变旧习俗：剪辫子、放缠足、识写字。
在韩复渠省主席的强势领导下，有几项重要的作为：（1）用铁路运灾民。（2）提供灾民教育机会，要求讲究卫生。（3）搜集灾民资料，出版两册救济报告书，一方面向外界宣传山东的政绩，二方面提供日后各省救灾时参考。
从这两本救灾报告，可以看出几项基本统计：（1）灾民来自78个县。（2）在有照料的难民营内，1935年912月间，竟然还有10；296人死亡；未得到照料者，死亡比例必然更高。（3）各县的死亡率相当平均，大都小于2％，只有省会济南的死亡率高于9％。（4）但前述的十大受灾县死亡率特别高，前三名是：济宁（26。5％）、嘉祥（19。3％）、巨野（17。9％）。（5）以月份来说，1935年9月的死亡率17。5％，10月40％，11月26。5％，12月15。9％。（6）死者中以幼童占大多数：11岁以下的80％，5岁以下的63。5％。（7）女性的死亡率51。4％，男性47。6％。（8）这3个月内，共有3；392名新生儿，籍贯遍及78个县，各县的出生人数相当平均：9月份的新生儿有259人，10月922人，11月1；040人，12月1；146人。
以下把重点放在婴幼童的死亡比例，以及母亲的岁数。从各项统计表格，得到两项主要推论：（1）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消除女婴的倾向，因为她们要把生育的资源与机会，留在日后生男婴。（2）同时有男女婴的母亲，在逃难的状态下，较倾向于留下男婴。主要的左证数据如下。
（1）先从年龄与性别，来看1935年912月间死亡的10；296人，统计上的几项分布。（a）在没有申报年龄的死者中（应该是刚出生者），女婴的死亡率是66。7％，男婴的死亡率33。3％，这违反我们的日常经验。（b）同样地，在2到7岁的幼童中，女童的死亡率都超过50％，男童低于48％，这也违反常识。（c）但1520岁的死亡性别就正常了：男大于女。
（2）有母亲身分的女性中，30岁以下的人数有50％，表示逃难者中年轻人占多数，老弱残疾者较不愿或无力远离家园。
（3）正常社会的男女比例，约是105比100，但难民营婴儿的整体男女比例，竟然高达150比100。更奇怪的是，如果依母亲的年龄组，来看婴儿的性别比例，就会看到：（a） 20岁以下的母亲中，男女婴的比率高达188比100，表示年轻母亲对性别的选择非常明显。换句话说， 20岁以下的母亲，最有不保留女婴的倾向。（b）这个比例，随母亲的年龄组增高而下降：2125岁母亲的男女婴比例，是167比100；2630岁组的降到137比100；46岁以上者只有123比100。
（4）在难民总人口内，7岁以下的只占13。7％，而在正常社会里，大约是44％到48％，表示难民营内：（a）不带小孩逃难；或（b）放弃7岁以下的小孩，尤其是女孩。
（5）以济南地区为例，5岁以下的死亡率高达64。7％，610岁的死亡率约17％，但5160岁的死亡率只有1。9％，6170岁的只有2。5％，70岁以上只有2。9％。这是违反常识的数字，因为在衣食药品无缺的难民营内，70岁以上的死亡率不可能只有2。9％，而5岁以下者竟然高达64。7％。这表示5岁以下的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6）在正常的社会里，2024岁群组的女性，应该有27％具母亲身分，但在难民营中只有17％。这表示24岁以下的年轻妇女，有放弃母亲身分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放弃幼婴，就显示不出她们是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她们还年轻，日后还很容易受孕。相对地，25岁以上的妇女，具有母亲身分的百分比，在正常社会和难民营中，并无显著差别。这表示：（a）年龄较高的母亲，子女岁数较大，已无法放弃子女。（b）她们日后的生育机会减少，不敢轻易抛弃子女。
（7）如何证明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放弃女婴的倾向？1岁的男婴死亡率约30％，而1岁的女婴死亡率高达70％，两者相差太大。2到7岁的男婴死亡率，约45％到48％之间，2到7岁的女婴死亡率，在53％与50％之间，两者相当接近。这表示1岁以下的女婴，被牺牲的倾向非常明显。
Lillian Li（李明珠）
（8）若以1935年山东洪水的死亡率，和1943年孟加拉国饥荒的死亡率对比，更可看出汉人对男女婴的选择偏好。（a）在15岁组中，孟加拉国的死亡率是9。2％，山东高达60。6％。（b）在610岁组中，孟加拉国是18％，山东是17。3％，双方接近。（c）在2030岁组中，孟加拉国是12。3％（表示这些青壮年人真的是饿死），而山东只有1。5％（表示并无生存危机）。这3个例子就足够说明，山东在衣食无缺的状态下，高达60。6％的幼儿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竟然比缺粮的孟加拉国（只有9。2％），还高6倍以上。
杀婴是做得说不得的事，知情者掩鼻避谈。幸好有这两本水灾救济报告书，让研究者从间接证据中，推证年轻女性杀女婴的倾向。重男轻女不是传说，而是血泪的残酷事实。不必谴责这些下毒手的年轻女性，因为背后有几股文化力量，在逼迫她们必须这么做。真正的凶手可以是社会习俗，可以是公婆，更可以是丈夫。
参考书目
Li； Lillian （1991）：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3）：466510。
16守寡有理
现在说起来奇怪，但在1970年代初期我上大学时，台湾的社会好像认为妇女守寡比较受尊敬。时代变化很快，35年后的今天就没有这种心理，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觉醒，二方面是经济能独立自主，三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开放与大量吸收西洋观念。
寡妇守节不嫁叫做「节妇」，自杀殉节的叫做「烈妇」。鲁迅在〈我之节烈观〉（1918），有尖锐的观察：「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然而仍旧牢不可破，…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它钉到自己和骨肉的身上。」
节妇旌表
到宋代为止的寡妇通常会再嫁，守节是少数例外。到了元代，蒙古统治者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强加在农耕的汉人社会上，使得原本属于妇女的人身权、子女权、财产权，转移到夫家手中。这项制度上的转折，让元明清三代的丧夫妇女被迫选择守寡，因为这么做最符合她们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人文、（尤其是）经济的转变，让明清的妇女更容易守节。换言之，明清的守节风气，是汉人的婚姻制度被外力扭曲后，妇女在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也可说是蒙古与汉人婚姻制度的混血产物。到了民国初年，一方面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二方面有鲁迅这类的见解，才引发废止守寡的声音。
举几个例子就可说明，元代之前年轻寡妇再嫁，并非例外而是常态。宋太祖把寡妹嫁给名将高怀德，程颐赞成寡侄媳再嫁，南宋名将张俊把寡媳嫁给部将，魏了翁因嫁寡女，而摆不平众多的竞争者。还有许多寡妇再嫁的例子，都可看出到宋末为止，并无节妇与烈妇的观念。以下解说元代发生哪些重要的转变。
蒙古统治汉人之前，如果女儿婚姻不美满或女婿死亡，本生父母或祖父母可以替她安排再婚，或让女儿回家居住（归宗）。换言之，元代之前妇女的人身权，基本上属于本家或自己。蒙古人引入的婚姻制度，对元明清产生强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妇女的孝顺对象，从本生父母转为丈夫的父母（公婆）：寡妇在夫家守节，而不在本生家。换言之，元明清妇女的人身权，已从本家转到夫家，寡媳有孝养公婆的义务。
（2）宋代妇女的财产权，不会因结婚而受损。元明清的妇女已无财产承分权，若寡妇要再嫁，财产必须留在夫家。换言之，妇女结婚后就把财产权转渡给夫家，失去财产的支配权。但寡妇只要留在夫家，就可以保有嫁妆与从夫家得到的财产。
（3）宋代丧偶妇女再嫁时，有权带走子女，元明清的妇女必须把子女留在夫家，子女权属于夫家而非母亲。
简言之，元代的新婚姻制度，让妇女失去了人身权、财产权、子女权。为什么会这样？蒙古与汉人的婚姻制度有三项差异。（1）蒙古采一夫多妻制，汉人采一夫一妻制。汉人可以有妾，但妻妾的身分有嫡庶之分；蒙古人的多妻制下，诸妻的地位一样，可以赠妻或卖妻。（2）蒙古讲究对女方的聘礼，但女方无嫁妆；汉人的聘礼较象征性，但讲究嫁妆。蒙古婚俗重聘礼，这是买婚习俗的延续，用以补偿女方家庭的损失。汉人重嫁妆，等于是从父母那里提前继承财产；带来夫家的嫁妆，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用意。（3）蒙古人行收继婚，汉人视之为乱伦。
为什么蒙古要行收继婚？因为妇女结婚后被视为夫家财产，丈夫身故后不能离开，要由夫家的成员接收为妻子，称为收继婚。收继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或丈夫与其它妻子所生的儿子，或是其它亲戚；儿子甚至可以收亡父之妻，只要非生母即可。这是上自皇室贵族，下迄贫民一体风行的习俗。好处有三：（1）家族保有这个年轻的女性活财产；（2）收继者可接收寡妇的财产；（3）解决寡妇的生活与扶养问题。
1276年蒙古人消灭宋朝，在一世纪的统治期间引入收继婚制，汉人经过长期的抗争磨合，转变成明代的婚姻制度，清朝承续此制，直到民国初年，过程如下。1303年元成宗下圣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规定：「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随嫁妆奁原财产等物，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这是中国史上，首次明确剥夺寡妇和失婚妇女的财产权。这是蒙古人的价值观：妇女的财产权完全操在夫家。明太祖在1369年颁布相同的规定，清朝的法律完全仿效明朝。同样地，在这种概念下，子女权也属于丈夫家族，甚至连人身权都失去了。
再举一例，说明蒙汉的观念差异。汉人对血亲与姻亲的性禁忌非常严格，犯禁就是乱伦。明清时期对四等亲以上的乱伦，视为「内乱」，最重可处绞死或斩首，但对亲族外的不伦（外乱）惩罚较轻。在这种观念下，收继婚对汉人而言，是最严重的「内乱」，完全无法接受。
蒙古人的观念相反：对内乱的惩罚轻微，或甚至不惩罚；但与外族人的不伦（外乱），则视为家族的严重损失，惩罚十分严厉，甚至引起两族之间的仇杀。族内的不伦虽然也是犯罪，但因没有家族财产的损失，所以内乱的罪较轻。换个观点来看，游牧民族的收继婚，其实是对族内共同财产（妇女）的效率使用；但对农耕定居的汉人来说，收继婚是最严重的乱伦大忌。
汉人在元朝的统治下，必须接受蒙古的婚姻规定。经过冲突磨合，汉人调整出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均衡点：丈夫死后寡妇不愿依法律被收继，又想保留财产权、子女权、人身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寡不嫁。蒙古法律并未强制寡妇必须再嫁，只要「出具守志不改嫁结文状」，寡妇就不必被收继。
元朝统治者面对汉人的抵抗，也在调整法律的施用规定，大体而言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1） 1271年之前，蒙古人与汉人的法律分开适用。（2） 127167年间，法律全面蒙古化。（3） 127694年间，逐渐宽松地执行蒙古法律。（4） 12941330年间，蒙古法律逐渐汉化。1330年下令取消汉人的收继婚：「诸汉人、南人，父殁，子收其庶母，兄殁，弟收其嫂者，禁之。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收者以奸论。」
取消汉人的收继婚，接受新的守寡方式，是蒙汉妥协的结果：蒙古的寡妇本来就留在夫家，汉人接受这一点，让寡妇在夫家守节。对汉人而言，只要不强制收继婚，在夫家守寡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寡妇不外嫁，基本上就符合蒙古法律，统治者就可以不强制收继婚。从寡妇的立场来说，可以免除被收继的恐惧，保住部分的自主权（人身权）。但为何不易再嫁？（1）财产权和子女权早已移转夫家，寡妇若要再嫁，必须放弃这两项，意愿自然减弱。（2）从婚姻市场的观点来看，寡妇的价值比新妇低，新夫又不能得到寡妇的财产，再嫁的机会就减少了。
整体而言，1330年之前汉人寡妇选择守节，主要的考虑是「收继婚的乱伦恐惧」；1330年之后选择守节，主要考虑是财产权与子女权已移转到夫家，再嫁就会失去这两项重要倚靠。还有两项社会条件的搭配因素：（1）政府表扬守寡者，（2）工商业的发展，寡妇较有自食其力的机会。分述如下。
蒙元朝廷明白，不易强制汉人行收继婚，就退而求其次，表扬妇女不再嫁。1304年颁布表扬守节的政令：「今后举节妇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着明者，…申呈省部，依例旌表。」朱元璋在1368年颁布类似的诏书：「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