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数字告诉我们，难怪中国会有东亚病夫的说法。每年不知花了多少钱在鸦片上，换来的是脸庞凹陷、步伐蹒跚、瘦弱无力、眼神呆滞。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法则下，若不铁腕禁绝鸦片，这个民族必然自掘坟墓。这些是我们常听到的说法，但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
鸦片吸食者
（1）不要低估鸦片的医疗功能，在表1表2内，每年的需求是2。5万到3。37万吨之间。鸦片对止痛、退烧很有帮助，尤其对偏僻乡村的老病幼儿更不可少。现代社会提供的癌症止痛和各种止痛剂，每年不知要消耗多少吨。20世纪之前，鸦片是方便、普遍、相对廉价的重要医疗物，通称为土药。
（2）表1与表2也可看到，真正的重度吸食者，以人口数来看当然有好几百万，但在4亿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现代社会里，药物上瘾人口的比例，应该不会远低于20世纪之前有鸦片上瘾性者。
（3）表1与表2内的总消费量中，有一大半是用在非重度上瘾者的偶尔吸食，并非全国人人皆鸦片鬼，从早到晚鸦片枪不离手的人间地狱。有许多负面形象，是为了禁绝鸦片所做的过度宣传。
（4）重庆的传教士做过调查，在3百位建筑工人、木匠、体力工作者中，只有5、6人吸鸦片。在188393年间，上海警察局的男性犯人中，有21％吸鸦片，女犯人中有8％。这表示吸食的普遍度，没有印象中那么高。真正重度的上瘾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过2％。
（5）国内大幅种植鸦片的原因，有一项主要因素是财政性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加税收，各地军阀靠种植与贩卖鸦片，来筹措军费与行政费用。
参考书目
Newman； R。K。 （1995）：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76594。
附录1
《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读介
书名：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著者：侯继明教授（Chiming Hou）
出版：196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台湾虹桥书局影印
页数：共360页，分导言、本文9章共222页、附录图表8页、注释40页、书目、词汇24页、索引10页
1前言
鸦片战争后列强势力侵入中国，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想使中国成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这种情形，在经济行动上最引人注目。列强在华的投资与贸易行为，一般认为有碍中国经济发展。这是个争论不已的问题，侯继明教授运用多方面的资料，以客观的态度，佐以理论上的证明，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外资有助于中国经济趋向现代化。
因为外资的投资利益，大都再转投资于中国，中国企业家也因而兴起。传统的经济形态仍占绝对优势，外资在基本产业上的比例甚小，出口也未呈现不均衡发展。若以非经济的观点，来看外资在华的活动，而忽略外资对华经济实质上的贡献，则易失之过偏。外资对华的影响不仅在经济层面，对政治、社会、心理也有影响，但不在本书的范围。
本书的研究时期，从1840鸦片战争至1937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著者认为此项研究，可以更了解中国在这段期间复杂的社会变迁，也可藉此项变迁模式，了解其它开发中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变迁。本书是著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资料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为主，所附的书目相当齐全，提供这方面的研究者明确指引；脚注也很详细，并附52个图表。
2各章介述
导言。列强入侵后，对华的经济活动一般认为有几项害处。（1）破坏农业，传统工业不易生存。（2）外国企业将在华投资及不平等贸易的利益所得汇回本国，造成中国经济枯竭。（3）藉外国政府之力与竞争优势，压迫中国企业，使其无茁长机会。（4）在政治、心理、社会、道德上造成不良影响。持此论者，未必对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深刻认识，易陷入因其它影响（如政治、民族自尊心）而产生的情绪反应。
但也有经济理论支持此说，如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收理论，认为出口贸易的利益，会被投资国攫取吸光。但此理论亦受批评，且中国的背景与其它被殖民的国家不同，效果亦相异（参阅原书页5）。著者在导言中，简介中国政府、民间、学者间，对外资的不同观点与看法、基本理论的差异，说明本书各章的内容及要点。
第1章：各国对华投资简介。鸦片战争后，列强在通商口岸设工厂，虽然清廷未准，但亦无奈，直到马关条约后才正式合法化。列强在中国投资消费产业的原因，大约是：中国进口关税提高，且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口困难，尤其是棉纺业。通商港的水电、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因外侨居住而兴起，也开扩了华人的眼界。
著者引用的资料，以Remer教授的统计与日本东亚研究所的统计为主，两者虽因方法、目的而略有差异，但可靠性仍甚高（页105）。各国对华投资以英国最多，1929年在上海的投资，约占其总额的77％。1930年日本在南满的投资，约占其总额的63％。日本的投资以运输为主，其中以南满铁路最重要，1930 年占投资总额的23％。各国对华的投资，以运输最重要，矿业比例甚小，制造业以棉纺为主（页168）。俄国对华的投资，81％用在中东铁路，以外蒙及东北最多，1930年时占97。7％，俄国对华贷款比例不大。法国以云南铁路为主，收入多作为天主教传教用，如办教育。美国在1922年通过The China Trade Act后才对华投资，数量不大，以船运、贸易、固定资产为主。
由此可看出，列强对华的初期直接投资，大都是用来建筑Max Weber所说的「最具革命性的建筑」：铁路。俄、日、德、法、英都在中国筑铁路，中国因领土被侵入所引起的反外心理，也是其来有自。
第2章：政府的外债。中国首次向外举债，是1861年东南各省因大平天国之乱而向外商借款。186782年左宗棠平回疆之乱，也向英国银行借款，但数额都不大，期限也很短。1893之前几乎全是军事目的，18948的借款，则为对日甲午战役之赔款。18991911年间的借款，90％用在建铁路。至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国内盈余多用在地区性的建设，铁路则多靠外资。
自首次向外借款（1861），至七七事变（1937）为止，借款的44％花在军事费用，赔款对象也以日本为主。军事贷款多用于军饷、购置武器，反而无余力建设军事武力。行政费用借款，多用于支付贷款利息、政府费用，只有少数用在教育、修黄河、购买小麦棉花。工业借款以电话电报为主，数额情况类似。相对地，印度的外债有80％ 90％用来建筑铁路。1893年之前，借款多由在华外商提供，之后由外国银行介入。1914年之前，以英德法为主，以后以日本为主（页2330）。
清廷向外举债负担甚重，利息平均约5％，尚须付银行佣金0。5％、其它费用和汇率变动之风险。一次大战前，以关税及盐税抵押，大战后多为无抵押贷款。1925之前，铁路贷款尚能偿付，后因内战天灾而无法偿付（约40％）。加上国际银价下跌，政府收入以银为主，而以黄金偿债，更显窘迫。如上所述，外资多用于铁路，但盈利率甚低，191736年平均约3。3％，而日本南满铁路却高达25。5％。铁路的经济贡献，是减轻运输成本，刺激各项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但盈利几乎等于应付利息。
当时清廷国库收入的43％，用来支付对外赔款，只好鬻官募款，但仍不足。此种窘况，直到1930年代国民政府财政改革后才好转。若不向外举债，或许内战可以减少，但政府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可能要提高税收来挹注。这段期间，中国是世界贷款的大客户，各国争相争取，提供最有利条件，中国也从竞争中得利。不久，各国银行集团采联合政策，共享中国贷款市场利益，维持势力均衡（页469）。这种外债牵涉甚广，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且多用在非生产用途，以债养债，直到二次大战仍是重大负担。
第3章：各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外国在华设置贸易公司，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就和中国有贸易关系。1910年以后数目大增，到1920年代共有290家，以英国最多也最重要，有144家。这些公司对中国的外贸成长有相当贡献，但也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从中获取巨利，压低出口货价，提高进口货价，都带有独占的性质。1842年五口通商后，为应外贸之需，需有融资机构，当时中国尚无办此业务的银行，外国银行因而兴立，以应本国商人之需。1889年之前，英国与其它英属银行，独霸中国的外贸融资，其中最大的是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银行才逐渐强大，1935年货币改革（法币）后，才有能力与外籍银行竞争。但1930年代，上海进出口业90％以上，仍靠外国银行融资。他们也对中国工业界贷款，如开萍煤矿在1900年，负了德国亚川银行45万两的债；汉冶萍煤矿的贷款，也由日本供应。中国公司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家数不多，但数额均甚大。外籍金融业也与政治有相当关联，政府税收、军阀、政客等基于安全因素而互相往还，且在华境内发行票据，流通甚广。1916年中国、交通两银行因战乱停业后，外籍票据流通更广，直到1935年由四大政府银行发行法币后，才稳定下来（页528）。
1842年五口通商后，英国船只在沿海航行，虽然清廷不准但亦无奈。1858年首先开放给英国内河航行权，准在长江流域贸易。当时总理衙门认为，此举有益贸易增加税收，且不影响原有华属航业。1907年之前，英国占内河航业相当重要地位，日本也见利介入，另组公司。至1936年，外籍船公司有30家，710 艘船共810万吨，英国占47万吨，日本25万吨，当时华籍船只共67万吨，航业大都操在外人手中（页5960）。
外人想在华境内筑铁路，大受政府民众反对，刘锡鸿列举八项不适铺筑铁路的理由、八项无利之因、九项大害，民间更因风俗受侵，而誓死反对（页62、2423）。1876年因有英国领事撑腰，中国筑了第一条铁路，虽已比世界第一条铁路落后50年，但仍比日本早四年；直到甲午战后，清廷才开始重视铁路。列强在华筑铁路，以政治军事目的为主，旨在侵占势力范围、运调军队、维护在华利益，商业利益并不重要（页614）。
因贸易、船运之需，列强开始在华开矿。俄国在抚顺，德国在胶济铁路两侧，英国在开萍、开滦与北京，法国在云南，日本经营汉冶萍公司。其中以英日最活跃也较有成果，以煤铁为主，锡、锑、钨、铅、汞、金等甚微（页6679）。其它的直接投资，尚有制造业、修船、机械、公益事业、加工出口业（如茶业加工、养蚕、制糖），以及供国内消费的西药、面包、洋火、香烟、棉纺（这两项最重要）（页7990 ） 。
第4章：外资效果分析。第1章至3章可说是近百年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简史，叙述关系源流及在华的经济行动，也作为分析列强对华经济影响的楔子。本章虽然只有6页，但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以下各章要分析的。我们可以从著者提出的问题，作不同角度的探讨，或甚可进而研究，著者所提出值得研究但尚未有答案的问题。
本章提出的问题有：（1）历年外资总额有多大？资本产出比有多大？投资额与国民所得成长的关系如何？（2）外资需要到相当数量，才能扫除经济成长的障碍，其数量是否大到作为触发剂？这种外资比例，在其它落后国家的情形如何？中国的外资总额与在境内的流量不大，何故？（3）何以外资在贸易方面的投资量不很大？外资在基本产业（农、矿）所占的比例不大？是否因为官方对矿业管理严格？在通商口的外资制造业，已合法化且有治外法权的保障，何以规模仍不大？是否因获利率不高？ （4）一般认为中国在1937年之前，经济仍在停滞阶段，然否？虽然现代化部门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否已开始迈向经济现代化？（5）研究外资在中国经济体制内的比例，中国对外资侵入的反应，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技术传授、人员训练的帮助，外资在社会、政治、管理方面的优越条件，对华籍企业产生压迫或成长效果？有哪些因素使外国企业能与传统工业并存？（6）进口外国产品与国内现代化工业的兴起，对传统经济部门有破坏效果？（7）贸易理论中的「吸光」效果，在中国是否实现？外国企业把在华投资的利益所得汇出，会使中国经济枯竭？分析外国企业的再投资比例及其它因素，这种理论在中国并不成立。（8）中国与其它落后国家的背景有何不同？国际收支的困难何在？（9）日本何以能藉外资帮助而迅速现代化？中国何以不能？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对此事有何影响？
第5章：决定外国对华投资的因素。因定义与方法的不同，很难比较列强对落后国家的投资，若以国民每人分配额per capita来计算，1936年中国每人分得的外资额，只有US8（假定人口为4亿5千万），日本是中国的三倍。外资在整个中国资本存量所占的比率，尚无可靠数据，虽然在现代化部门中占绝对重要地位，但在1933年的国民所得里，只占13％以下，其它落后国家也大致如此。列强对华直接投资及资金内流增加的原因，在于利润转再投资；对华贷的款中，有部分是用来支付前笔贷款的利息。19023年间，资金外流反而比资金内流大，因为支付利息与投资利润的汇出金额，比资金内流量还大（页97102）。
18721936年间，有57。3％的公司，将利润的30％再投资，45。2％公司的转投资额达40％以上，其中以保险业为最高，公益事业最低。190230年间，外国汇入中国的投资额，只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可见外国的直接投资额，多半是转投资而来。列强之所以对华投资，最有利的条件，是因为不平等条约所享的特权，如免税、治外法权、免受官扰、租界等特殊待遇。但矿业却非如此，以免落入外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