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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7项数据可以找到介绍这两位得主的研究成果。（1）从网页〈Nobelprize。org〉内，查索经济学1993年得奖人。（2） Claudia Goldin （1995）： “Cliometrics and the Nobe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2）：191208。（3）刘瑞华（1994）〈新经济史革命：介绍R。 Fogel 和D。 North的学说〉，《新史学》，5（3）：14164。（4）吴惠林（1994）〈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傅戈和诺斯教授〉，《经济前瞻》，33：1559。（5）刘瑞华（1994）〈经济史学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吗？诺斯教授的学术贡献〉，《经济前瞻》，33：1606。（6）叶淑贞（1994）〈开启台湾经济史研究的契机：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傅戈及诺斯谈起〉，《经济前瞻》，33：16778（此文同时刊载于《经济论文丛刊》，1994年6月22（2）：12767）。（7）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年6月96卷2期页15599，有6篇文章介绍这两位得奖者的著作与贡献。
2 Milton Friedman对经济学的分析，有一项著名的说法：「假设」本身是否真实（符合实况或只是虚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根据这些假设，推论出有意义的内容。我举个天文史上的例子。当「地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逐渐被「日心说」取代后，天文观测者必须解说星球之间的绕行轨道与周期。他们很早就从观测上得知，这些轨道不是圆形，而是较接近椭圆。因为世人对圆形的数学关系，已有很好的知识，用圆形来解说既方便又「接近」事实。所以从哥白尼之后，对太阳系的运转模型都用圆形。为什么不用椭圆？因为椭圆有2个焦点，制作上不方便，形状上又怪异。正圆简单，但不够准确。这类的解说方式，称为「启发式」（heuristic）模型。我觉得这篇文章就是属于「假设并不正确」，但能「歪打正着」的启发式模型：能得出有用的结论，是能抓到大老鼠的好猫。
3 有读者告诉我原因：天寿院是侧室，笃姬是正室，正室的地位高于侧室，所以笃姬的地位高于天寿院。 和宫也是正室，此时比辈份，所以笃姬的地位高于和宫。
4 他在《新大陆游记节录》的第9节，以10页篇幅记载与托拉斯相关的具体事实，主要有3项。（1） 1899年元月以后所设立的大型公司（资本额1千万美金以上者）共有81家，分别说明其设立年度与资本额；（2）分12点说明托拉斯之利，以10点说其弊；（3）与托拉斯相关的政府调查报告，以及民间的相关著述。此节所记多为所见的事实，较少个人的观感与评论。
5 （1） Oliver Williamson （1987）： Antitrust policy；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第1册页958。（2） 韩毅（1994）〈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托拉斯立法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5：5561。（3） 张附孙（1994）〈美国的反托拉斯运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4：439。
6陈瑞庚（1974《井田问题重探》）第2章第1节（十）提出：「…如果当时没有以井划地的制度，滕文公怎会想到提出这个问题呢？」这句话已经很接近问题的焦点，可惜他没有进一步分辨「井地」与「井田」。
7关于何以当时「正经界」的问题会突显出来，请参阅第3节「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这里要强调的是：「经界乱」不是局部性的症候，战国初年已到处发作。然而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会因人口分布或其它经济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症状。各处应付（不能说是解决）「经界乱」的办法，往往因地制宜，没有一致的丹方。滕国因为地方小，田地的肥瘠差异不大，分配上的争议较少，情形比较单纯。请参阅第4节「综述」部份的「问题 （5）」。
8 吴洛（1975）《中国度量衡史》，台湾商务印书馆，页64。
9如果《国语？鲁语下》的「田一井出稯禾…」的「一井」有所传承，则孟子这个名词就不是自创的，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10若要用图（b）的划分法，而且又要让每家的耕地面积维持百亩，则必须将一井的标准单位扩大为大长方形，让其中的一边长为1又19里。可是那多出来的19里，就不容易测量准确了。若要将扩大后的一井还维持正方形，则每边的长度必需为1。054里；这在「正经界」时，会产生难以预期的困扰。
11按〈杜注〉，「原防」是堤防间的零碎地，「町」是动词，意为分割成小顷町。
12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56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增订版，页34552）的考证，孟子在滕的时间大概是323 BC 320 BC，计3年，然后游梁游齐。孟子在滕的事迹不少，除了〈滕文公上〉所载之外，尚有〈梁惠王下〉，以周大王故事回答文公所问应付大国之道，颇显得捉襟见肘。〈尽心下〉载：「孟子之滕，馆于上宫。」然则孟子初到滕国，并无久居之意，因受文公知遇而延长逗留时间。然而滕的国力毕竟太弱，孟子亦无法在此施展其「王道」理想。或许这就是他日后在国力雄厚的齐国不受齐宣王重用，而深感惋惜的理由。参见方清河（1978）〈孟子的井地说〉页212对孟子在各国游历的过程与年代的解说。
13见崔述《崔东壁遗书》第5册〈三代经界通考〉（台北：世界书局，1963 ）。
14据《史记索引？越世家》引《古本竹书纪年》，越王朱勾曾经灭滕，时间在春秋与战国之间，细节无可考。唯越国在淮北的势力大起大落，孟子时滕国必已复封，可是经过这次兵灾，城郭封疆的残破也可想而知。
15由现在看得到的数据判断，中国古代的几何进展不如同时期的西方。中国求面积的方法，基本上是长与宽的相乘。对于不整齐图形面积的估算，惯常的做法是「截长补短」，这就涉及到人为的估计。如果分割为许多小方块之后再相加，计算者的判断更会影响结果。这些技术上的不准确性，会给经手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这应该不是孟子愿意看到的。
16陈良佐（1970）〈井、井渠、桔槔、辘轳及其对我国古代农业之贡献〉，对井在中国古代农业与生活的应用情况，有很好的解说。
17 这句话的主旨，和上面引述的《惜抱轩全集笔记卷七》，两者大略相同，但〈跋盐铁论〉的行文稍带保留。
18 昭帝之前的例子有：孝文四年张苍、后元二年申屠嘉、孝景二年陶青、中元三年刘舍、后元元年卫绾、武帝元狩二年李蔡、元鼎五年石庆。后人对此惯例亦有深刻的观察，例如郑樵在《通志？职官略》称：「凡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或乃阴私相毁害，欲代之。故史记谓郑弘为大夫，守之数年不得；匡衡居之未满岁而丞相死，即代之。」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丞相史多少也要对御史大夫礼让三分。
19《汉书？昭帝本纪》元凤二年有如淳的注曰：「《百官表》太常主诸陵，别治其县，爵秩如三辅郡矣。」因此，如果是「三辅太常」连言，则太常管辖县的功能，应与三辅类似。
20 此外，在〈25孝养〉的倒数第二段内，丞相史说：「上孝养色，…」，这段话应该是丞相史而非丞相所讲的话，原文漏一「史」字，张之象、张敦仁、王利器都同意这项校改。这一点其实相当明显，因为接下来是文学所说的：「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乱政…」，正是针对丞相史所说的「上孝养色，…」而发。这样的转折，也才能接得上下一篇（〈26刺议〉）的首段，内容是丞相史气急败坏地替自己辩护：「…使文学言之而是，仆之言有何害？…」
21 〈28国疾〉：「…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称。…」此处之「庭」字，可以和〈60杂论〉的「咸聚阙庭」对比。
22 《汉书？武帝本纪》征和三年：「…三月，遣贰师将军 （李） 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广利败，降匈奴。」战败的责任应该归在武帝，因为他凭一己的喜好选将，凭一时的冲动出兵，又在大军已出之后，因巫蛊案收李广利之妻子。数万兵士的性命，就这样被武帝送掉了，而他并没有自我检讨，据《汉书？西域传》：「…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公交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在这篇轮台之诏中，武帝把责任推给卜卦，而看不出一点悔祸之心。在这种情形下，人民自然厌战。
23 荀悦是汉献帝时的秘书监侍中，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原始文献。
24「异乎吾所闻」典出《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在《论语》的原义是：子张闻自孔子的话与子夏门人所说的不同。桓宽用此典故来表示，朱生（朱子伯）告诉他的话（内幕消息）和外间所传不同。至于「异哉吾所闻」则非典故，用现代话讲就成了：「（朱子伯）告诉我的事好希奇哦！」。显然前一说为长。
25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汉书？艺文志》：「…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26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眭弘，字孟，…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孟推《春秋》之意，…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襢以帝位，…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
27 从桓宽的文字里，当然无法确切判断是否只有一位贤良发言，可能是八位贤良内有一位意见领袖，汇总其它贤良的见见之后，所作的统一发言。
28 Lillian Li； “Introduction： Food； Famine； and the Chinese Stat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4）：687707； Lillian Li；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3）：466510； 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