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胤禩的原因之一，是这“良妃”出身微贱。
雍正的母亲也是一个妃子，叫做“德妃”，姓乌雅氏，是满人，护军参领（乌雅）威武之女，论出身似乎比“良妃”好一点。但是康熙却从无立雍正为太子之意。倒是雍正的同母弟、德妃的另一个儿子、皇十四子胤禵，康熙在最后几年似乎颇为属意，提拔为“抚远大将军”，希望他先在青海、西藏为国家立一些功，取得声望。
这就引起了雍正的嫉妒，伏下祸根。胤禵为人懦弱，并无多大野心。他一向拥护皇八子胤禩。倘若他懂得拥护自己的同母兄皇四子胤禛（雍正），结局便不致如此悲惨。
皇三子胤祉原是拥护太子胤礽的。胤礽两次被废以后，他便存了非份之想，在家中养了两个策士陈梦雷与杨文言。陈梦雷帮他编《图书汇编》（古今图书集成）；杨文言帮他编《律历渊源》。这两部书均是康熙叫他编的。他字写得好，天文与数学也懂得一点，康熙对他相当喜欢，于是他因此也招了雍正的忌。
雍正即位之时，首先便将陈梦雷充军，剪除胤祉的羽翼。杨文言这时已死，否则也逃不了雍正的毒手。
雍正最凶狠的一着，是在对付胤禵与胤祉之先，把两人的儿子弘春与弘晟先行削爵拘禁，隔离起来，然后再对付他们本人。 另一个皇子、皇十二子胤祹，不曾参加甲、乙两派，并无得罪雍正之处，却因为康熙重用了他，叫他总管过正白旗的满、蒙、汉三军，又叫他担任满洲镶黄旗都统，雍正对他极不放心，于即位以后先封他为郡王，再把他降为贝子，又把他降为镇国公。这胤祹倒也聪明，终于获得了雍正的信任，在雍正八年又受封为郡王。
雍正所倚靠的，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之中是隆科多；在武官之中是年羹尧。
胤祥被他封为“怡亲王”，作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与大学士马齐、吏部尚书隆科多、皇八子胤禩同列。怡亲王胤祥对雍正鞠躬尽瘁，直到雍正八年五月病死为止。雍正谥他一个“贤”字；也送给过他一个匾：“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胤礼被他封为“果郡王”，先后充任理藩院的“管院大臣”（位在理藩院尚书之上）与工部、户部的管部大臣（位在这两部的尚书之上），也叫他在西南各省巡阅过驻防兵（满人），与绿营兵（汉人）．在中央主管过苗疆事务。雍正六年进封他为“果亲王”。他死时，是乾隆三年二月。
隆科多与年羹尧的下场，太比不上胤祥与胤礼二人了。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亲弟弟，与鄂伦岱是叔伯兄弟，可算是十足的“国舅”。雍正一向和他很亲密，叫他“舅舅”。鄂伦岱拥护皇八子胤禩，他拥护雍正。康熙绝命之时，只有他一人在御榻之旁。如果没有他“宣布遗诏”，雍正之获得皇位决不能如此容易。
那时候，他是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有兵在手。雍正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他从理藩院调至吏部当尚书，叫他袭继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
到了雍正三年，他突然被解除步军统领职务，他的儿子王柱也被免了銮仪使之职，发交他“管束”。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由“笔帖式”（书记）所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河南道御史、工部侍郎、湖广巡抚。年羹尧本人是科班出身，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改庶吉士”（翰林），当了翰林院检讨、四川广东的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在康熙四十八年受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九年挂“平西将军”印，指挥岳钟琪等人打进西藏，击败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军官策凌敦多卜。次年，康熙升他为“兼理四川陕西总督”。
雍正即位以后，召还“抚远大将军”（皇八于）胤禩，叫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留待继任的延信到任。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延信到达西宁，雍正又改命延信为平逆将军，叫年羹尧作“抚远大将军”。
这时候，青海的蒙古人首领是罗卜藏丹津（顾实汗的孙子）。罗卜藏丹津造起反来，年羹尧指挥岳钟琪加以讨伐，讨伐到雍正二年三月，将罗卜藏丹津击溃，肃清了青海全部。
十月问，年羹尧奉召进京，雍正赏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朝服上绣四个团龙的“补子”），黄带、紫辔、金币。
谁知道，年羹尧回任以后不久，便在雍正三年二月为了奏疏上将“朝乾夕惕”的成语政写成“夕惕朝乾”，碰了雍正一个大钉子。到了四月，雍正免他的大将军与总督之职，调任杭州将军；到了十月，将他拿捕来京，赐死。
年羹尧被捕的时候，距离他妹妹之死，还不到一个月。
年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死后被谥为“敦肃皇贵妃”。年羹尧一向仗着有妹妹在宫中，又一向深荷雍正信任，免不了摆威风，乱花钱，参劾大员，提拔部下，因此就得罪了不少人，况且手握重兵，也引起雍正的疑忌，所以妹妹一死，他便垮了台。
在他被降调为杭州将军之时，许多受过他提拔的人纷纷说他的坏话，打落水狗。不说坏话的人极少，其中之一是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布政使是专管民政、财政的官）。雍正把胡期恒捉了，关起。
另有一位汪景琪，写了一部《西征随笔》，记载当年参加年羹尧戎幕的经过。书中对于年羹尧相当称赞。雍正把汪景琪抓来，斩首。
雍正的左右，有一位“侍讲”官，姓钱，叫做名世，写过几首诗赞美年羹尧平定西藏的功劳。雍正很生气，将钱名世革职，逐回浙江原籍，御书“名教罪人”四个字，叫地方官制成匾，树在钱家的大门之上。
汪、钱二人的案子，均不是正规的文字之狱。正规的文字之狱，在康熙之时已有。康熙在康熙三年杀过浙江湖州人庄胤城等七十几人。罪名是，庄胤城的已故儿于庄廷枬，曾经刻过朱国桢所写的明史，并且加了关于崇祯一朝的记载，其中有涉及建州卫的事。这七十几人包括庄氏全家，作序的人李哲言，被误指为朱国桢的朱佑民及他们的儿子。
康熙在康熙五十二年又杀了翰林院编修、安徽桐城人戴名世等几十人，捕了两百多人，罪名是戴名世写了一部《孑遗录》，记述明末三王的事。在被株连的人之中，有已故的《滇黔纪闻》著者方孝标。方被戮尸，方的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处斩。
康熙是所谓“圣祖”，也作得出这样小气的事，可谓盛名之累。
雍正呢，本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却在办理文字之狱的时候，比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均略为宽大。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出了一个八股题目“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的状，说“维”字与“止”字恰好是“雍正”两个字砍去了头。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这两人气死在牢里。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杀一个，充军三个，把他的一兄一弟、几个侄儿，也充了军。此外，别无株连。其后，而且放同了查嗣庭之兄（查慎行）。
雍正七年，有一位某部主事（科员）陆生枬，因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被杀。罪名是，主张废郡县，复封建，梦想分封诸王，削弱中央势力。
其后不久，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其中有论及“夷夏之防”的，十分沉痛。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仍称“清”为“北朝”，称“明”为本朝，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不外是尊王攘夷，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原因即在于此。吕留良言外之音，清朝的皇帝是夷，该“攘”。
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很感动；特地跑到浙江石门（崇德）吕留良的家乡，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这时候吕留良已死）、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包括《日记》与《四书讲义》，均交给了曾静。
曾静回到湖南以后，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张熙自告奋勇，愿意到西北一趟，找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反清。曾静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年羹尧的老部下，勇敢善战。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灭掉清朝。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 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了；最初以捐班的“同知”（相当于“副县长”的一种官衔），改充武官游击，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等于一个副旅长）。康熙征讨西藏，他是先锋，杀了（西康）里塘的“第巴”，降了巴塘、察木多（昌都）等地的“第巴”，冲到拉萨，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因此之故，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又升为四川提督。他征服松潘以西、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
雍正即位以后，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不久，叫他兼甘肃巡抚。雍正三年四月，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
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长于清朝，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只知道忠于清朝，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如何誓死抗金，漠然视之；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清复明”的念头。
张熙不辞跋涉之苦，甘冒生命危险，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可谓找错了人。岳钟琪接见他，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大吃一惊。
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而且与张熙立了誓，一面暗中报告雍正。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曾静、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一齐落网，押解到京。张熙也被押解了来。 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认为这是思想同题。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特免曾静、张熙之死，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大义觉迷录》好好宣讲。（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严鸿逵死在牢里，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免职，监禁。）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相当坦白，雍正自认为夷，把清朝也称为“外国”。后来乾隆感觉不妥，把这书列为禁书，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清朝全史》之中。
《大义觉迷录》包括曾静的供词，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与曾静“改悔以后”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归仁录”。 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一）窃位；（二）逼母（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事实上佟后（孝懿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死于雍正元年五月，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三）弑兄（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四）屠弟（胤禩、胤禟）；（五）贪财；（六）好杀；（七）耽酒；（八）淫色；（九）诛忠用佞。
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却不甚介意，说“曾讥诽止朕一人”，吕留良“上诬皇考（康熙）之盛德”，“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而专造作妖诬，布其私愤”，“谓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称满、汉之兵，齐跪永历马前”，“此吕之罪，所以为至大也”。
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天只问某人的“德”，够不够当皇帝，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 雍正说，写文章的人“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以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些话，是雍正的真心话，颇能动人。
关于清兵入关，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而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章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
《细说清朝》五○、彻底集权
曾静、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在他的遗著之中，除了强调“夷夏之防”以外，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
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亭林），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写过《郡县论》九篇，洋洋洒洒，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他而且提出了一个“寓封建于郡县”的口号，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他的言外之音，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
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军到阿尔泰（新疆北部）的谢济世，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古本大学注》，痛论程、朱不是儒学的正统，很受福彭的重视。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也写了一部《通鉴论》，共十七篇，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 谢、陆二人的思想，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说封建好，专制不好。陆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君）愈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