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苟，认为“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须于官书“实录”以外，广参典籍，追本溯源。
这三位万氏兄弟，均是顺治、康熙年间的人，到了乾、嘉二朝，作为浙东学派的巨擘的，先后有全祖望与章学诚。
全祖望也是鄞县人，民间传说为晚明义士钱肃乐的转世。他自己有一首诗谈到这一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在我终弗信，传之颇惊人。”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乾隆二十年逝世，十四岁的时候进学（考中秀才），三十二岁当了翰林，却借故回家，终身不仕。
我们从他的《鲒埼亭集》之中，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晚明东南一隅忠臣义士的碑文与传记：史可法、沈廷扬、张名振、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王翊等，几乎是应有尽有。没一篇文章不令人读了感慨系之。
在全祖望的时候，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记，“夷夏之辨”的大义已经只能借天地会的组织，存在于所谓“下层社会”之中。全祖望学养之深、根基之厚，可谓当时全中国的第一人，不仅是文章直追子长（司马迁）、史学颉颃季野（万斯同）而已。
章学诚（实斋）是会稽（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卒于嘉庆六年。他与戴震同时，曾经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与戴震在宁波相遇，讨论地方志的问题。两人的意见不同，辩了两天。戴震认为地方志应该注重“沿革”，章学诚认为应该注重“文献”。 戴氏的《汾州志》写得很好，章氏的《和州志》《毫州志》《永清县志》写得更好。平心而论，戴氏是一位经学家，而章氏是一位史学家。
章学诚的最大贡献，是“六经皆史也”五个宇。章学诚不反对“义理”，也不反对“考据”，但是他反对离开六经而空谈义理的“伪程朱”、“伪陆王”，与专究六经的字句而忘记了这些字句是记载“政典”的汉学“陋儒”。
在汉学家之中，惠派与戴派虽有“守汉”与“求真”的不同，然而两派皆斤斤于训诂，这是章学诚所不能满意的。
在这一点上，他的确不愧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他说：“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宗周）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
章学诚对六经均有簇新的见解。他以为《书经》不完全记言，《春秋》也不完全记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并无根据。在《左氏春秋》（《左传》）里面，有宰孔命齐侯（桓公）的一段话，王子虎命晋侯（文公）的一段话，均是“训诰之文”，与《书经》中的若干训诰体裁相同。这是有了《春秋》以后，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进去，不再单独成书。孟子说过“王者之迹息而诗（经）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章学诚说，“乐亡而入于诗（经）礼（记），书亡而入于春秋”。
他又进一步把“经”字的神秘意义加以击破，先从《孝经》《忠经》下手。他说《孝经》是“传”，而不是经。《忠经》传说为马融所作，马融不是孔子，没有资格自题其书为经，而且这《忠经》也并非马融所写，是别人冒名的。最后，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孔于也不曾自题其书为经，况且孔子述而不作，根本没有动手写过什么书（至多是删正了一下《春秋》而已）。
在《文史通义》之中，章学诚尽量用“六艺”两个字代替“六经”，为的是避免这个“经”字。
他最不赞成一般人把《礼记》《论语》《孟子》《尔雅》等，都称为经，而包称它们为《十三经》，道家把《老子》改称为《道德真经》，中国的佛家把许多有关释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学的书，也称为“经”，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书尊称为《墨经》，都是“其徒自相崇奉”的“文饰之辞”。
总而言之，“六艺”也不过都是史料，“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章学诚是一个肯用脑筋的人，因此颇欣赏郑樵的《通志》，而不喜欢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说，郑樵能自出心裁，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写法，而马端临只晓得抄书，缺乏“独断”。
他欣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不喜欢《晋书》、《隋书》，及其后一切“成于众手”的所谓正史。理由是，前四史均为一家之言，其后的正史都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在章学诚看来，是颇合于《春秋》的遗意的。一般人把它列于正史之次，视如附庸，他认为不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尤其喜欢；他以为不能因为袁枢的书有些地方不够好，而抹杀这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之值得提倡。
图与表的重要，章学诚也常常提到。
他心中时时以“实用”为念：研究六经不该是为了钻牛角尖，而应该是为了研究古代的历史，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历史，并且要研究古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历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切于实用”，把心得写出来，供给今天与后世的读者作为参考。章学诚生在乾嘉时代，而有如此的见解，比起当时许多食古不化的人，真是高明多了。
唐朝刘知幾曾经在所著的《史通》里，说历史家应该具备三项资格：史学、史识、史才。章学诚认为还要再加一项资格，列于这三项资格之前：史德。史德，便是心术。写历史的人，必须有大公无私，持正不阿的素养，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气，于善善恶恶之际能够持平。章学诚的话，不是对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发。魏收的《魏书》，被人们称为“秽书”，“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甚也。”章学诚的话，是对于贤者而发：“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学养未底于粹也。”
章学诚可算是学术界的一个转风气的人。在他以后，到了道光、咸丰之时，经世之学便代替了经学成为学人的好尚，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龚自珍（定庵）与魏源（默深）。
与章学诚约略同时，而别树一帜、以疑古成名的，有（河北）大名的崔述。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举人，留下若干种《考信录》，包括有关孔子一生的《洙泗考信录》，与有关西周初年的《丰镐考信录》。
比章学诚稍后，而孜孜于经典的研究，不拘拘子戴氏及浙东的派别之见者，以焦循（里堂）的成就为最大。焦循是江都人，在嘉庆六年中举，是精通汉易的大师，写有《易通释》廿卷，也写了《论语何氏集解补疏》《孟子正义》《六经补疏》。
最后，在道光年间，站在宋学的立场，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态猛力抨击汉学家，差不多给了汉学家一个致命的打击的，是《汉学商兑》的著者方东树。他指出“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他又说：“贱利重义。杀身成仁…。。。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
《细说清朝》六六、嘉庆皇帝
嘉庆在位二十二年半，前三年仍由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名义当家。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击世．嘉庆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他的才华赶不上乾隆，但在种种方面均比乾隆好。他不像乾隆那样爱虚荣，爱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爱奉承，爱亲信小人、斥逐君子。
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是捉拿和Ｆ浜螅赜昧饲旃稹⒅飓暎惨腥瓮踅堋⒍尽Ｕ馑娜硕际乔宕惺南统肌＜吻煊行陌压抑魏茫窍匀坏摹�
他为人懦弱一点，是有的；但生平不喜欢杀人，对臣下很宽，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他死后被谥为“仁宗”，不无理由。
他的儿女不多，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后宫很少，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
以他这样的人，处在太平之世，不失为一个贤君。可惜他从乾隆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
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不是嘉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像雍正那样的皇帝。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也不是庆桂、朱珪、王杰、董诰等“好人”，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
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 “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雍正）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结果等于白说，因为嘉庆便是嘉庆，效法不了雍正。
洪亮吉把当时的官场丑剧，刻划得淋漓尽致。“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矣。”
甚至，在最高学府之中，也有人为了想当院长、系主任之类，而不惜自毁人格，钻营以求。“大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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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礼物，“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于是，“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州县之官竟然公开向人说：“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
军队的情形，据一位御史谷际歧说，也坏到极点。谷际歧在湖北、四川一带搜集到一首民谣：“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和贼，何日得相逢？”
武官怕死，文官要钱，因此嘉庆一朝闹了白莲教，又闹天理教……闹个不停。
《细说清朝》六七、白莲教
白莲教，传说是达摩祖师在中国所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中国的禅宗也传说是达摩所创立的。
白莲教与禅宗，显然是两回事。然而白莲教的“莲”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浓。它的教义，简单说来是，天上的弥勒佛即将降生人世，成为人间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须悔罪、祈祷、吞符、吃素，然后劫数可逃。
白莲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佛教许多因素。中国的唐朝政府一度对它宽容，不久又将它查禁，于是摩尼教成为“邪教”转入地下，变成了秘密结社。 宋朝与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视为“邪教”。中国的摩尼教徒于是改称其宗教为“明教”，而韩山童及其儿子韩林儿，便成了“明王”。
“白莲教”三个字，不是“明教”的别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称它的一种绰号。
韩山童父子的“反元”运动，到了朱元璋的手中获得成功。朱元璋受韩林儿之封作了“吴王”，也奉行了韩林儿的年号“龙凤”。
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作了皇帝以后，定国号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力量的秘密结社活动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又雷厉风行地禁止这“明教”。
他梦想不到，在他的帝国崩溃了以后一百多年，又有白莲教的教徒，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想捧出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说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苗裔。
这小孩子，据清朝的官吏说，不姓朱，姓王，名叫发生。
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点是河南鹿邑，策划的人是刘之协。
他们的领袖，叫做刘松。刘松这时候已经为了曾经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被捕，充军在甘肃。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姓名。
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
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 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于奉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
常丹葵在武昌捉了几千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藉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
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首先发难的，是聂杰人与张正谟。他们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分别于湖北枝江与宜都两县起事。
这时候，毕沅的巡抚位置已被一个蒙古人惠龄所代替。惠龄派一个总兵去打，打到八月间，总算打垮了聂、张二人。但是襄阳、郧阳、宜昌、施南（恩施）都已经有白莲教徒揭竿而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
在襄阳的一支，最厉害。首领是一个女子，叫做齐王氏。她的丈夫齐麟（官书写作齐林）也是教徒，起事不久便阵亡，部队由她代领。她秉性贞烈，作战甚勇，矢志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为大明恢复江山。
她身穿盔甲，脚登皮靴，头插雉尾，完全是花木兰打扮。骑马临阵之时，她喜用双刀与一条铁鞭。她的部下一概剪了辫子，面上刺字，决心奋斗到底，永不降清。
在她的助手之中，最得力的大将姓姚，名叫之富。
齐王氏与姚之富渐渐地成为全湖北的白莲教领袖，巡抚惠龄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打到孝感，逼近汉阳，可惜被大水阻住，末能攻占武昌。
因此，他们在嘉庆元年十月间转向北攻，进入河南，占了唐县，前锋及于卢氏。
他们又从河南进入陕西的山阳、紫阳与陕西的白莲教徒李全、高均德等会台，溯任河而上，进入四川，又沿着渠江而下，到达“上川东”，与达州的徐天德、东乡（宣汉）的王三槐结在一起，以开县的南天洞为大营。
徐天德与王三槐也均是白莲教的领袖。徐天德可能同时也是天地会的会员。天地会的人很喜欢用“天德”两个字，曾经在康熙四十五年于浙江大岚山遥奉“朱三太子”为帝，建元“天德”。其后，到了洪秀全在道光三十年起事于广西金田村之时，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