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五四爱国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目的全都达到了,五四运动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成功且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次爱国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工人阶级为主力军,李大钊、陈独秀领导。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是中共的创始人,这两位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先生论学问没得说,大学教授,论人品没得说,论经济地位,人家那日子好到你无法想象。北洋时候的教授牛到什么程度?就跟现在香港的教授似的,你看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都是自个儿开车去,有专用停车位,在香港你要没车,你可以领低保。老师一个半月的工资就买一辆汽车。你要敢把这车开上街,这绝对是你经济地位的象征,一升油10。6港元,香港堵车跟北京有得拼。闹市区停半个小时上百港元,楼底下买一个专用停车位,三年100万港元,比这个车子值钱得多。所以香港有钱的人也是坐地铁上下班,那地铁挤得跟北京也有一比。香港有车的,也就是周末开到深圳牛一下。你看那些教授自己开着车上班,大学里都有专用停车位,一般教授一个月20多万港元,还有各种补贴,都到这种程度。民国时候的教授就这样,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个月大洋150块,这只是他的一份钱,他还有好几份活儿啊。
陈独秀一个月的进项能到多少钱?300多块大洋!300多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北京城里买一套三合院200块大洋,他两个月工资三套房,鱼翅席一桌10个人8块钱,燕窝席一桌10个人12块钱,他一个月工资光吃燕窝席能吃几十顿,你现在一个月挣12万元,你去吃燕翅席能吃几顿?张国立演的《我这一辈子》里面,1块大洋能雇两辆洋车,拉着老婆孩子岳母到酒楼里,一大桌子菜,又有酒,再给拉回去,就1块大洋。那时候当兵的一个月是6块半,大街上转圈的巡警是7块,骆驼祥子估计2块都到不了,警察局局长是40块,小学老师是80块,小学校长最少是120块大洋,私立的可能更高。大洋绝对是硬通货,北大的国宝季羡林先生,22岁大学一毕业,在济南教语文一周10节课还不当班主任,160块大洋。所以他1935年到1945年在德国留学了10年,没有公费全是自费。工作那么几年,挣的钱能在德国待10年,你现在工作1年也就能在德国待10天,买什么东西折成人民币都得乘以10。可想而知,那会儿的教授多有钱。
马克思是律师,夫人燕妮是伯爵小姐,恩格斯家拥有整个特里尔城莱茵河两岸的工厂,这些人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显然不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真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第2节 一个“主义”
马克思主义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作为革命的武器并不容易。近代中国人,不断地找寻一条能够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道路。农民起义,地主士大夫自省,资产阶级改良或是革命,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尝试,在建立民国后,政局依旧没有好转。
中国思想界几乎陷入了全面的混乱。鲁迅先生说过,拿来主义,西洋的东西不分良莠,都视作救命稻草,拿来就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无计可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思想,如何得以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被人信服,如何转换成斗争的武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似乎给探索中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但实际上,“五四革命前后,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只有12人是无产阶级。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年—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许多在日本、法国、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着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留学生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
十月革命指1917年11月7日,俄国工农兵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
对于马克思主义重要着作的翻译,是了解、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中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之名是在1899年2月,《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的《大同学》,此文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此后,两人的名字逐渐见于报端。
大体来说,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译介者和传播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引入。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系统地推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推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以《新青年》为阵地。马克思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着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建党定任务
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目标一致,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而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期间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各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共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南有陈独秀,北有李大钊,这两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前,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和在海外的法国、日本留学生中,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地建立起来。当时全国共有53个党员,其中13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纲。党纲在内容上,确定了党的名称及奋斗目标: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同时确定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1949年能够取得胜利,靠的是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具备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先进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跟机器大工业相关联,相对于传统阶级来讲,都是先进阶级,但资产阶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康有为的变法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开明地主的拥护,这些人在中国是极少数。孙中山搞革命,靠的是华侨、留学生、会党,武昌革命成功靠的是新军。越看越能明白,孙中山可能一生都没有得到过资产阶级真正的拥护,中国最厉害的资本家张謇,是拥护袁世凯的。所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改革是先进阶级领导,但是没有群众基础。“太平天国”、义和团倒是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这更可怕。只有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了先进阶级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才能引领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建党任务,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但资产阶级在当时并不掌权,把推翻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目标,说明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清,只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改变了这种局面。
1922年的中共“二大”,12个代表代表了全国195个党员参加会议。大会确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最高纲领。明确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
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中间的那个大星星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那四个小星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当初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正是取意于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是革命的动力。
在这次会议中,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它凌驾于各国共产党之上。
第3节 合作,携手前进
你情我愿好开端
“二七”罢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想战胜敌人,自己单练不成,必须争取同盟,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共产党有合作的基础,共产党愿意与其合作。
国民党在革命的政党里,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孙中山非常希望袁世凯死后的新一届政府恢复辛亥革命的象征——《临时约法》,没想到段祺瑞公开声称“一不要总统、二不要国会、三不要约法”,气焰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
孙中山再举义旗,掀起护法运动,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洋军阀,结果很快失败。孙中山败走上海,随后南下广州。广州是孙中山的重要基地,也是当年革命洪流最为汹涌的地方。海军的两艘军舰宣布拥护孙中山,北京的100多名国民党籍议员也尾而随之。1917年的广州,不够法定人数的非常国会召开,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从1921年开始,中国就存在两个政府,北京以五色旗为国旗,广州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政府虽然建立起来,但是孙中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需要掀起生机勃勃的革命运动,需要有自己稳定的财政收入,需要有一支强大的能够支持革命且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革命总是没完没了地失败,孙中山痛定思痛,深感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当年革命的勇气。眼瞅着辛亥革命胜利10年,建党17年的国民党,党员们做了官,买了房子,娶了姨太太,生活安逸,也开始安于现状。国民党急需改组,补充新鲜血液,吸收年轻、朝气蓬勃的人。孙中山看中了共产党——彻底革命的政党。
共产国际也希望能够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希望国民党能够支持工人运动,能够吸引民众参加反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同国民党合作。就这样,因缘具足,时机成熟,共产国际做媒,从中撮合,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基础与意向。
彼此融合共开拓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三大”,决定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采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帮助国民党改组为四个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
共产党人的双重党籍,当两党目标一致时很好共处,一旦两党分裂,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未成年的共产党,早期容易犯下“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放弃领导权就是右倾;照搬外国经验,扩大了革命的对象就是“左”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同盟军。资产阶级既不是领导,也不是敌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本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妥协,它完成不了,所以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作为国共合作另一方的中国国民党,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姿态。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重点是改组国民党。国民党本是松散的欧美式政党,1905年成立到国共合作前,刚刚召开“一大”。是共产党告诉它,得把党员给凝聚起来。国民党组织形式向共产党靠拢。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黄埔军校多雄才
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革命要用暴力手段,暴力就得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当年外号叫孙大炮,他不像康梁那样一再给皇帝上书。孙中山明白:想要朝廷听话就得推翻它。暴力革命需要有自己的军队,不能像武昌起义靠新军,护国运动靠西南军阀那样。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名称叫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黄埔的三年属于速成班,一共开办了六期,半年一期。1927年迁往南京,改名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一所正式的军官学校,学制三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6月16日的开学典礼上,亲临讲话,勉励学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蒋介石非常看重黄埔,他在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前,已经是中将军衔,粤军的参谋长,国民党的军队主要就是广东的粤军。黄埔军校校长编制是少将军衔,但是蒋介石宁可降级到黄埔军校当校长,因为他看得出来这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后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黄埔出身,跟蒋介石有师生之谊。
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黄埔军校不但要教会学生放枪,还让学生知道枪朝什么人放。当年的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校训为“亲爱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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