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个后门就是刘瑾，送了一大堆钱后，请求恢复护卫，刘公公大笔一挥，给他批了。朱宸濠高兴得不行。
可惜过了没多久，刘公公就被剐了，接任的人没收过好处不买账，大笔一挥，又把他的护卫给裁了。
朱宸濠连眼泪都哭不出来，这钱算是白送了，他一边咒骂那些收钱不办事的恶人，一边继续筹钱送礼。这次他的目标是钱宁。
钱宁和清廉这两个字简直就是不共戴天，他二话不说就收下了，还明白地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兄弟你只管开口。
在他的帮助下，宁王的护卫再次建立，他又有了招兵的指标。可他发现，光凭这些兵还不够，思前虑后，他居然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构想——招聘。
他招聘的范围主要包括：强盗、小偷、水贼、流氓地痞、社会闲散人员等等，反正一句话——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学历不限，性别不限、年龄不限，能闹事就行。
这些被招聘来的各犯罪团伙头目的名字也很有特点，比如什么凌十一、吴十三，和当年的贫农朱八八，走私犯张九四一对比，就知道这都是些什么货色。
这种兵匪一体的模式也决定了他手下部队的作战方式——边打边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由于长期从事特殊职业，他们早已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
甭管怎么七拼八凑，反正人是凑得差不多了，就这么着吧。
除了兵力外，朱宸濠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关系，要想好好地成功地造反，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网，于是他利用当时的江西驻京衙门（相当于江西省驻京办事处）结交了很多大臣，并且广拉关系，四处请人吃吃喝喝，声势很大。
朝中大臣对他的这一举动都有所察觉，也有人上书报警，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却对此不闻不问。
原因很简单，杨廷和收了朱宸濠的钱。
请诸位不要吃惊，这在史料上是有记载的，朱宸濠先生花钱拉关系，对这位第一把手当然不会放过，好吃好住，搞好娱乐，杨廷和先生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当然了，杨廷和并不支持、也不知道朱宸濠决心造反，他认为这个人不过想拉拉关系而已。当时的物价已经涨了，可是工资没有涨，所以杨廷和兄似乎认为收点黑钱也不是啥新鲜事。
生活是艰难的，工资是不够的，当时另一位重臣忠臣杨一清也干过额外创收的事情，不过他主要是帮人写字和墓志铭，再收人家的润笔费，也算是按劳取酬，生财有道。
无论如何，朱宸濠靠着钱财铺路，打开了关系网，为自己即将开创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从当时的时局看，朱厚照本人不太愿意做皇帝，奸臣小人如钱宁、江彬等人也十分猖獗，文官集团似乎也对朱厚照失望了。
而自己不但占据了地利，还有人在朝中接应，胜利应该很有把握。
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决心打破和平的环境，决心用无数无辜百姓和士兵的性命去实现他的野心，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他确实有可能成功，只是要实现这个“成功”，还要加上一个假设条件：
如果没有王守仁。
第十四章 东山再起
悟道之后的王守仁老老实实地在山区耕了两年地，在耕地期间，他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山区哲学家，当时贵州教育局的官员们经常请他去讲课，还有人专门从湖南跑来听他的课。
可这些并未改变他的环境，直到刘瑾的死亡。
王守仁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正德五年（1510），他被任命为庐陵知县，即将上路赴任。
整整三年，这是王守仁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年，在这里，他获知了秘密的答案，也拥有了无尽的力量和智慧。
他向这个给他一生最重要启示的地方投下了最后一瞥，然后跨过重重山隘，走出了关口，重见天日。
再起之时，天下已无人可与匹敌。
王所长变成了王县令，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干活了，可刚过了七个月，他就奉命去南京报到，成为了刑部主事。刑部的椅子没有坐热，他又被调到了北京，这次是吏部主事，然后是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
而到了正德十一年（1516），他竟然当上都察院高级长官左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江西南部。
翻身了，这回彻底翻身了，短短六年，他从没有品的编外人员一晃成为了三品大员，实在是官场上的奇迹。
可是官场上是不存在奇迹的，他能够在仕途上如此顺利，是因为有两个人在暗中支持他。
这两人一个是杨一清，另一个是兵部尚书王琼。
杨一清曾经见过王守仁，多年江湖打滚的经验告诉他，这个人是难得的奇才，是可以挑大梁的，所以他对此人一直十分关注，刻意提拔。
而另一个王琼就更有意思了，这个人名声很差，擅长拍马屁，拉关系，他和钱宁、江彬的关系都很好（钱宁和江彬是死对头），常常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坏人拍马屁是为了做坏事，好人拍马屁是为了干实事。所以在王琼那里，马屁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和人品问题没有关系。
王琼掌管了兵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的政策，并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制度，而他每次提出建议，总是能够获得批准。
因为管事的钱宁和江彬都是他的哥们，兄弟的奏折自然是第一时间签字盖章的。
而他第一次看到王守仁的时候，就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
“若用此人，可保天下太平！”
他充分运用了权力，破天荒地连续破格提拔王守仁，不理会别人的嘲讽和猜测，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守仁正式到达江西，开始履行巡抚的职责。可到了这里他才发现，情况和想象的有很大不同。
原来王琼任命他的时候，私下说是安排下基层锻炼，转转就行了，然而王守仁到地方一看，才发现他的辖区当时正盛产一种特产——土匪。
王守仁终于醒悟了，临走时王琼那老奸巨滑的面孔和奇怪的笑容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
尚书大人，你真不够意思啊。
但是哲学家王守仁是不怕困难的，当年在贵州种田扶贫都不怕，还怕打土匪么？
可慢慢他才发觉，这帮土匪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们不但人多势众，而且作战勇猛，消息灵通，更为可怕的是，在他们的背后，似乎有一股强大势力在暗中支持。
王守仁看出了这一点，他没有仓促出兵，而是仔细研究了以往剿匪的战例，终于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巧合：那就是每次官兵出击，不是扑空就是中埋伏。很少能够展开作战。
土匪怎么可能知道官兵的行动？答案只有一个——卧底，在官府中有土匪的卧底。
王守仁决定解决这些人。
不久之后，他突然发布命令，表示最近要集中兵力剿灭土匪，来一次突然行动，要各军营做好准备。
然而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很久，却没有得到开战的命令，与此同时，身边的一些同事突然失踪，之后又被放了回来，而且个个神色慌张，怎么问也不开口。
这是王守仁的诡计，他先放出消息，然后派人盯住衙门里的各级官吏，发现去通风报信的就记下，回来后全部秘密逮捕。但他最高明的地方在于，这些人他一个也不杀，而是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再问清楚他们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聊几句诸如“希望你的母亲、子女保重身体，我们会经常去探望”之类的威胁性语言。
软硬兼施之下，这些人乖乖答应当官府的卧底，成为了双面间谍。这下子土匪们就抓瞎了，很多头目就此被一网打尽。
王巡抚却意犹未尽，他决心把这场“江西剿匪记”演到底，拿出了绝招——十家牌法。
所谓“十家牌法”，通俗点说就是保甲连坐，十家为一个单位，每天轮流巡逻，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就一起完蛋。这一招实在太狠了，搞得本地土匪过年都不敢回家，只能躲在深山里一边啃树皮一边痛骂王守仁。
土匪也是有尊严的，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与其被王大人玩死，还不如起来拚一拚。
可惜王大人实在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
可怜的土匪们不会知道，王守仁先生通常被后世人称为“四家”：伟大的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
这四个称谓他都当之无愧。
所谓军事天才，就是不用上军校，拿一本盗版孙子兵法也能打仗的人，王守仁就属于这一类型，他不但会打仗，还打出了花样。
他的用兵方法可以用两个字形容——诡异。
别人打仗无非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兵多就打，兵少就跑。王哲学家却大大不同，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从来都是声东击西，你往南走，他偏往北，经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罢了，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还有个不合常理的习惯，即使兵力再少，他也敢出战，士兵不够他就玩阴的，什么挖坑打埋伏，那是家常便饭，更为奇怪的是，即使他占据绝对优势，把对手围得如铁桶一般，也从不轻易发动进攻，如果时间允许，总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诱使对方突围，钻入伏击圈，才开始发动总攻。
基本上这几招一路下来，神仙也会被他整死的。
公正地讲，在日常生活中，王巡抚确实是一个正直忠厚的老实人，可到了战场上，他就会立马变得比最奸的奸商还奸，比最恶的恶霸还恶。
江西的土匪们很快就要面对这位王大人了，真是一群苦命的人啊。
土匪们很快结成了同盟，集合兵力准备和王大人拼命，王守仁的手下有些担心，劝他早作准备，王守仁却满不在乎：
“一起来就一起收拾好了，也省得我去找他们，有啥可准备的？”
土匪们也听说了这句话，他们虽感觉自己的人格尊严没得到承认，比较生气，但这也同时说明王守仁轻视他们，暂时不会动手。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时机。
其实土匪朋友们应该记住一个真理，在战争时期，王守仁先生说的话，是要反过来理解的，否则你被他卖了还要帮着数钱。
就在他们躲在深山中休养生息的时候，王守仁突然调集军队主力大举进攻，土匪们措手不及，被堵在了赣南山区，全部都被包了饺子。
王守仁包围了他们之后，却突然不动弹了，一直置之不理，仿佛这事就不是他干的，土匪们急得不行，粮食也不够吃了，是打是抓您表个态啊！
没办法了，逼上绝路的土匪们准备突围了。
可他们刚向包围圈发起冲锋，后路却突然出现大批人马，退路随即被切断，他们又一次掉进了王守仁设置已久的陷阱，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大部投降，小部逃窜。
经过这一仗，王守仁真出了大名了，那些逃回去的人又大肆宣传，说王巡抚长了八个脑袋，九条胳膊，厉害得没了边，于是剩下的土匪们一合计，这个阎王是惹不起了，不如先服个软，暂时招安，反正你老王总是要走的，到时候再闹也不迟。
就这样，土匪头们手牵手、肩并肩地到了巡抚衙门，表示愿意服从政府管理，改当良民。
其实这一招倒也不坏，可到王大人那里，实在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王大人有一个好习惯——查档案。在剿匪之前，这些人的老底他早摸得一清二楚，真心假意他心里有数。
土匪们看到王大人以礼相待，都十分高兴，以为糊弄过去了，可是没过两天，王大人突然发难，杀掉了其中几个人，而这几个人都是曾经受过朝廷招安的，这种老痞子，王守仁是不感兴趣的。（这一条如果推广使用，张献忠早就没命了）。
杀鸡给猴看，这一招用出来，就没什么人敢动了，于是假投降就变成了真投降。
就这样，烦了朝廷十几年，屡招不安，屡打不平的江西土匪被彻底扫平了，王守仁先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打带拉，连蒙代骗，终于解决问题。
江西剿匪记在明代历史上并不起眼，但对于王守仁而言，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要知道大凡历史上干哲学这行的，一般都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智商要过剩，弱智白痴是禁止入内的（大智若愚者除外），第二必须是吃饱了没事干（饭都吃不饱还搞啥哲学）。
哲学有这么高的门槛，是因为它是世间一切科学的基础，如果你够厉害，理论上是什么学科都可以搞得定的。比如钱学森先生曾经反复说，他之所以能够搞导弹卫星，不断出科研成果，是他长年累月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
别人我不敢说，至少王守仁先生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哲学家，而这帮赣南土匪们正好为他提供了另一个机会——突破的机会。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守仁终于发现光懂得哲学是不够的，整天谈论“心学”并没有什么效果，“心学”并不能打跑土匪，他隐约地感觉到，要想理论联系实际，成功立业处事，还需要另一样神秘的工具。
经历了荒山野岭的荒凉，无人问津的落寞、曾经悟道的喜悦后，王守仁又一次来到了关口，在江西的两年，由于遍地土匪，他只能四处出差专职剿匪，没有时间去研究他的哲学。
上天没有亏待王守仁，正是在这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两年中，王守仁逐渐找到了这样工具，并且熟练地掌握了它。
有了这件工具，他才能超越众多的前辈，成为理学的圣贤。
有了这件工具，他才能成就辉煌武功，为后人敬仰。
有了这件工具，他的哲学方为万人信服，远流海外，千古不朽。
而后世的名臣徐阶、张居正也正是借助了这件工具，建立不世功勋，名留千古。
这件工具的名字叫做“知行合一”。
关于知和行的关系，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这个麻烦从诸子百家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孙中山，历时几千年，骂了无数次，吵了无数次，始终无法解决。
我也不能解决，但我可以解释。
其实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懂得理论是容易的，实践是很难的，有人认为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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