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程学启的心里，做梦都想跳槽到淮军这边来。他本是淮上人氏，待在湘军那里，又处处不如意。李鸿章这边却全都是淮上子弟，是程学启最渴望的地方。但问题是，曾氏兄弟本来就疑忌他程学启，如果这时候他急切要走，恐怕激怒曾氏兄弟，偏偏不放他走，谅他程学启也无计可施。
所以，程学启不想转隶淮军是假的，真实的目的，是希望李鸿章替他把事办利落了。
想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李鸿章又苦思冥想，给曾国荃写了封信，尽量淡化程学启转隶的意义与价值，并再次表态，自己永远是曾老九的先锋官。
曾老九见信，被李鸿章的文笔打动，遂答应放程学启走。程学启欢天喜地，拉着队伍来到安庆，从此投奔了李鸿章。
1862年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之下，检阅了淮军。这一天，标志着淮军正式成立。
检阅过后，曾夫子发布了一道诡异的命令：命李鸿章所部淮军，开赴镇江，与冯子材会合。
为什么要开赴镇江呢？
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是从安庆到上海，距离遥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太平军控制的大片区域，所以淮军只能绕路而行。另外，太平军为了解南京之围，一边攻打上海，一边不时敲打守在镇江的冯子材。小老弟冯子材一夜数惊，招架不住，频频向安庆求救。所以曾国藩考虑：要不上海再说吧，还是先援救镇江吧。
介于摆到桌面上与没摆到桌面上之间的理由，是往援镇江比往援上海更有利于整体战局，可以锁死南京城的外围，更易于攻下南京城。毕竟，只要攻下南京城，太平军失其首脑，基本上来说就没咒念了。
没有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是为了等曾国荃醒过神来，放弃屯兵南京城下的短视做法，赶紧回来接收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曾国藩的心中，排第一位的永远是他亲爱的弟弟，李鸿章排得也不靠后，但肯定是排在曾国荃的后面。所以曾国藩心目中淮军的建制，是以曾国荃为帅，以李鸿章为副手。
曾老师的命令，李鸿章能够拒绝吗？
他能。
这时候的李鸿章才把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告诉曾国藩：上海那边，急切等待着淮军的到达，为此，沪上乡绅父老准备凑足十八万两银子的巨款，雇用火轮船来接淮军，穿越由太平军控制的长江水域，将淮军运往上海。
直到李鸿章说出这件事，曾国藩才知道，他心爱的弟子都瞒着他干了些什么！
李鸿章有可能是已经收服了上海来使钱鼎铭，也可能没有。但无论有没有，钱鼎铭都在做着一件有利于李鸿章的事情。唯恐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军队不能如愿抵达上海，钱鼎铭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溜回了上海，开始谋划这件事。
当钱鼎铭回到沪上之时，苏松太道吴煦收到曾国藩的书信，信上称：若尊处能办火轮夹板等船前来迎接，则水路行走较速；若无船来接，则须由陆路穿过贼中，循和州、天（长）、六（合）而达于扬、镇。
要知道，此时淮军总计是六千五百人，以当时的航运能力，这么多人走水路，根本是不现实的。就算是能够找到数目足够的船只，也凑不足数目如此庞大的运费。所以曾国藩虽然要求对方最好能走水路，但实际上淮军最终的目的地，只能是扬州和镇江，终究是不会脱离他老人家的手掌心。
事实上，曾国藩所料丝毫也没错。苏松太道吴煦，最初是考虑雇用洋人的火轮船，将淮军接到上海。但是通商大臣薛焕否决了这个议案，理由是这个议案太花钱了，弄不来那么多钱，还是算了吧。
薛焕虽然是通商大臣，但此时新任巡抚未到，他仍然兼着江苏巡抚的职务。听了他的话，吴煦也动摇了。
这时候，却跳出个顾文彬。细说这个顾文彬，也不是横空跳出来的，最早把林则徐的弟子冯桂芬推出来策划乞兵的，就是这个顾文彬。此人是当时有名的诗人、画家，也曾在朝廷刑部任职。推究起来他是上海城中最有眼光的人，知道必须要快一点儿把淮军接过来。所以他再三游说吴煦，最终逼得吴煦不得不去找薛焕，当面摊牌。
薛焕道：已经说过不行，你怎么又提这事？
吴煦道：老薛啊，你就别固执了，就算你替我想想好了。你现在没有了守土的职责，当然是一身轻松。我老吴可惨了，倘若太平军攻入上海，第一个死的，可就是我啊。所以一定要快点儿把淮军接过来。
薛焕道：甭想了，不可能的事儿。
吴煦：必须这样做，不这样不行。
薛焕：我看过你们的预算，要把淮军接过来，要花十八万两银子。我来问你，哪去弄这么大的一笔钱？
吴煦：这事由顾文彬来解决。
薛焕：顾文彬？那个诗人？画家？六扇门的捕头？你不是开玩笑吧？
吴煦：生死攸关，谁敢在这时候开玩笑？
薛焕：顾文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
吴煦：他也没钱，不过他去找洋人贷款。
薛焕听后，沉默良久，终于点头应允。
事情到了这一步，往后还有一个诡异的变局。在这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是苏松太道吴煦坚持快点儿把淮军接过来，而通商大臣薛焕反对。后来李鸿章到了上海，薛焕却和李鸿章处得极好，他家里有两个女儿，一口气全都嫁给了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的两个儿子。反倒是坚持迎请李鸿章的吴煦，成了李鸿章的敌人，惨遭李鸿章修理打击。
何以会有这种变局呢？
这是因为，薛焕与吴煦，两人在智商和情商上存在着一段无可弥补的差距。薛焕其人，智商高情商也高，起初不答应用洋火轮接淮军入沪，是因为他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只要需要他承担责任，就甭指望他能答应。除非不需要他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他才肯做顺水人情。李鸿章入沪之后，薛焕立即发现，李鸿章各方面的才能都在他之上，早晚必然飞黄腾达，所以立即在第一时间冲过去，和李鸿章站在一起，并分享胜利果实。
薛焕是一个精明的官员，而吴煦却是最典型的笨官。这种官员，工作都是他来做，麻烦都是他来承担，最后还不讨上司欢心，惨遭修理。究其原因，是因为如吴煦这种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能力，分不清孰高孰低。如吴煦，明明是他把李鸿章接过来的，却硬是看不出李鸿章的过人之处，反而在小事上给李鸿章添堵，结果惹火了李鸿章，遭到了李鸿章不客气的修理。
精明的薛焕与憨头憨脑的吴煦，是官场上最常见的两种类型。任何人只要稍微加以留心，保准会在你的周围，发现这两种人。
吴煦与李鸿章之间的纠斗，是以后的事情。眼前的事情是，曾夫子发现李鸿章为了逃脱他的手掌心，竟然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强迫他就范，盛怒之下，曾国藩发火了，他回到屋子里，把门一关，不再搭理李鸿章。
李鸿章的后手
李鸿章居然敢算计自己的老师，是因为他早就有了后手。他清楚，曾国藩一旦知道上海那边的洋火轮已经准备就绪的时候，肯定会怒不可遏，不放淮军离开。所以等这事发生的时候，李鸿章的后手就立即施展了出来。
李鸿章的后手，共分两步。
第一步，是他跪到老师面前，再三解释上海雇用洋火轮的事儿不是他的主意，而且他本人也不同意这个方案。理由是，乘夷船越贼境，太不安全。
作为佐证，李鸿章举例说，如今湘军幕府之中，对于淮军赴沪之事，议论蜂起，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不可能接受如此危险的方案，建议老师再寻找一个更妥善的法子。
听李鸿章这么一说，曾国藩也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太小心眼儿。好歹自己也是圣人啊，不能流露出过多的私欲，让人耻笑。于是他消了气，坐下来，和李鸿章商议出一个新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仍然走陆路，让李鸿章率淮军，循北岸逶迤前进。途中尽量避免与太平军相遭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一路溜到上海去。
这个方案听起来极尽离奇，但用兵之妙，走的尽是让对手意料不到的怪招。更何况，此前曾国藩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比如说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其人原本是个书生，曾国藩筹建水师的时候，打算以彭玉麟为帅，由是书生彭玉麟易装为乞丐，穿越了由太平军控制的漫长水道，顺利抵达湘军大营，从此由一名翩翩文士，转型为凶悍的湘军水师统领。
曾国藩想出这个法子，多半是他突然想起来李鸿章曾和彭玉麟动手打过架，所以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种思维定式，将当年彭玉麟的成功案例移植过来。心里所抱有的期望，是希望李鸿章也能够像彭玉麟那样，从此成为曾老师最好的助手。
但是曾国藩低估了他这个得意弟子。李鸿章之所以推出这么一个怪异方案，其目的是暂时给曾国藩一个心理缓冲，以便在他最后出手之时，能够让曾国藩接受现实。
对曾国藩的最后一击，来自素有烈士情结的沪上名士钱鼎铭。
1862年3月28日，钱鼎铭在另一位沪上名士潘馥的陪伴之下，自上海坐轮船重返安庆，带来了一个让曾国藩始料未及的消息：沪上已经凑足了十八万两银子的巨款，和麦李洋行签了货运合同，七艘洋火轮不日即将抵达安庆，准备分三批，将六千五百名淮军接到上海。
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当时就急了，一口拒绝：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钱鼎铭眨着纯洁的大眼睛，很无辜地问曾国藩。
因为……这个方案太草率了，太不安全了。现在曾国藩能够想到的，只有这么一个理由了。
这时候钱鼎铭使出了他的撒手锏，往曾国藩面前一跪，号啕大哭起来，哭曰：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
这是钱鼎铭二哭曾国藩。头一次，他是央求曾国藩派救兵往援上海，而这一次，他是哭求曾国藩答应他的运兵方案。
目前的史书，但凡提到钱鼎铭，都有这样一句话：钱鼎铭因为赴安庆求救兵，效春秋申包胥哭秦廷之举，终于打动曾公，让李鸿章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他也因此成了李鸿章的恩人与心腹……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
钱鼎铭为李鸿章立功，不是在第一次哭谏上，而是在这一次。
第一次哭谏，只是促成了淮军的建立，并没有促成淮军赴沪的直接结果。而让李鸿章获得沪上腾飞机遇的，是钱鼎铭的这一次大哭。而且，两次大哭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哭，是为了打动曾公的慈悲之心。这一次大哭，却是要动摇曾国藩的声望，让曾国藩陷入尴尬的境地。
明摆着，人家巨款也花了，接人的船也来了，你曾国藩还不放人，那就是你曾国藩的不对了。
钱鼎铭之哭，就是人心所向，道义所在。气恼的曾国藩不搭理钱鼎铭，让他一个人哭去，自己回到卧室，捧起小说《红楼梦》，潜心阅读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摧之恋。读到伤感之处，他写日记曰：原定由巢县、和、含陆路东下，今若遽改为舟行，则大拂兵勇之心，若不由舟行，则大拂江苏绅民之心，踌躇久之，不能自决。
钱鼎铭这一哭，就占了天大的理，让曾夫子无计可施。第二天，他不得不找来李鸿章开会，反复讨论到底应该如何做。这节骨眼儿上钱鼎铭就在门外，跟个被一百个老公抛弃了的怨妇一样，呜呜咽咽哭个不停，哭得曾国藩心乱如麻，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李鸿章终于获得了机会，钱鼎铭因此成了头号大功臣。此后，李鸿章感恩图报，要把钱鼎铭那嫁不出去的暴脾气丑妹妹忽悠给洋务运动的先知郭嵩焘，彻底毁了老郭的幸福人生，这是后话。
尚武中心天地会
1862年4月5日，第一批赴沪淮兵登船出发。
这支人马，有程学启的开字两营，韩正国及周良才的亲兵营。临登船，曾国藩亲往壮行，他手抚程学启的背，说道：程学启，好好干，我看好你。知道天地会的张国梁吧？他死了，死得好惨，被李秀成打得尸沉河底。让先帝咸丰哭得跟个泪人一样。
这一番话，说得程学启感激不尽，莫明其妙。
曾国藩所说的这番话，隐藏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怪异的规律。每一次战争与劫难，都是中国的尚武中心崩裂所致。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两个尚武中心，一个是民间暴力社团天地会，另一个是淮上巨捻。
暴力社团天地会，最早在明朝灭亡时由郑成功的军师陈永华创建，陈永华希望凭借这个非法组织，联合江湖英雄，驱逐满人出关。这个目标最终没能达成，天地会却在不断的清剿行动中坚持了下来，而且集结了江湖之中最崇尚暴力的一伙怪人。
天地会及淮上巨捻虽然崇尚暴力，视杀戮为体面之事，但由于这两个尚武中心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主张，所以始终闹不出个名堂来。临到洪秀全起事于广西，自称他是耶稣的弟弟，这个癫狂的呓语，却成了太平军起事的明确纲领。而太平军缺乏能征惯战之人，只能要求天地会加入，替太平军去打天下。
说到政治纲领，这东西也有一个规律。政治纲领的文明开化程度，与组织的严密程度是成反比的。简单说来就是：越是文明的、先进的纲领，越是推崇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越是远离紧密的组织结构；越是愚昧的、落后的纲领，越是契合人性之阴暗，感召人性之恶，越是容易聚集成为暴力中心，聚拢起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团队来。
这是因为，越先进、越文明，越是趋近于建设性。而建设十分艰难，所以建设性纲领最难见到效果。而越落后、越野蛮的纲领，越是趋近于破坏性。破坏可是比建设容易千倍万倍的事情，所以特别容易取得效果。
当时，天地会有几名头目：罗亚宋，大头羊张钊，冯子材。当时罗亚宋认为，洪秀全的理论太过于邪门儿，没必要理睬。可是大头羊张钊却坚持认为洪秀全这个搞法蛮好，说不定会搞死清廷。于是天地会破裂，大头羊张钊带着小老弟冯子材，投奔了洪秀全。而罗亚宋却投奔了官兵。
大头羊张钊到了太平军那边，改名叫张嘉胤，他很快成为太平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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