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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大清。妇女不仅被禁锢在家庭里，而且一部分妇女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在大清当权者制造的绵延几百年的文祸和思想狱中，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一些“不合作、不服从”的思想家遭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镇压。有的是被凌迟或腰斩，有的死后还被刨棺戮尸，而他们无辜的家眷或被流放寒冷荒凉的边疆，或被分发给披甲人为奴。
1751年，法国。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出版。狄德罗主张以传授新知识和宣传新思想为目的来编写一套《百科全书》，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当时多位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支持。1751年，该书第一卷出版，一直到1772年，共出版了28卷。在18世纪后期，百科全书派成了启蒙运动的中心。
《百科全书》中对“人”的解释是这样的：“人是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
在17、18世纪的欧洲，这些“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中的精英，思考、写作并出版了哪些名作呢？在17、18世纪的大清，当权者对“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进行着怎样的打压呢？
1687年，英国。牛顿出版《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该书解释了“行星、彗星、月亮和大海”的运动，一个世纪后，诗人华兹华斯描写牛顿是“独自穿越陌生的思想海洋”。
1687年，大清。当权者以“败坏风俗，蛊惑人心”为罪状，禁“淫词小说”。
1704年，英国。终身未娶的洛克溘然长逝，葬于奥提斯教堂。洛克墓前立有石碑，碑文出自洛克之手，是他生前用拉丁文早已写好的。碑文写道：“约翰？洛克长眠于此。他们如问他是何人，回答是：他是一位满足于小康命运的人，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学者，专心追求过真理的人。对此，你们可以从著作得知。他的著作，比之于碑文上的令人生疑的颂扬之词，将更为真实可信地告诉你们有关他的其他一切评说。他的德行，即使有一些，既不足以说明他的声望，也不配作为你们的典范。让他的罪恶随他一起埋葬吧！德行的范例，福音书中已经有了；罪恶的范例，仍以没有为好；必死的范例，所在皆是。他生于1632年8月29日，死于1704年10月28日。这块即将蚀灭的石碑就是一个证明。”
洛克第一个全面阐述了民主宪政的思想，是近代分权政治学说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品《政府论》主要是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作辩护的。其中的一些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其中所包含的：人类都是平等的、独立的，拥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的天然权利，这些后来出现在了《独立宣言》中，并且对美国宪法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1704年，大清。东方也有一位学者和思想家名叫唐甄的死去，除了留下“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和《潜书》等著作外，不能有任何关于制度创新方面的论断，也没有对社会前进有任何影响。
1755年，大清。一位史学大家全祖望在寂寞悲愤中去世。他的部分手稿，竟然要到1801年文狱稍解时才能出版。
1751年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毫不起眼的一年。1751年，法国，《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
1751年，大清。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字狱悄然降临。这一年，在云南、贵州、山东等地流传着一个奇怪的手抄本，是假冒大清著名官员孙嘉淦的奏折并有朱批。奏本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全国的追查随即展开，多少人锒铛入狱，两年后，抚州卫千总卢鲁生被凌迟，南昌守备刘时达被处斩。
1755年，法国。另一位对人类进程影响甚巨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去世，留下了《论法的精神》等巨作。他研究了人类种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提出了权力制衡、防止暴政的策略，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1776年，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1776年，大清。乾隆命删改旧籍，“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
从1751年到1772年，法国。《百科全书》共出版了28卷，平均一年一卷多。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时代。
从1751年到1772年，大清。文字狱平均一年也有一起多，受害者不计其数，让黑暗时代的血腥更加深重。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凌沧洲版《帮凶录》
弘历的金点子与凌沧洲版《帮凶录》
1735年，腊肉弘历先生执掌了大清国的最高权柄。当年就杀人立威，曾静、张熙被处死。
随后的两年中，大清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抓得很紧，编修《八旗氏族通谱》、修成《明史》，同时不忘给奴隶们洗脑，颁行《二十一史》《十三经》到各州县。甚至禁止民间造鸟枪——确保权力不受威胁。
1740年，《大清一统志》修成。
1743年，杭世骏对策称满汉畛域不可太分，被腊肉革职。
1746、1748年；两度禁止福建百姓信仰天主教。
1753年，疯人丁文彬著作案发，丁文彬被凌迟。
1755年，胡中藻因为诗集而被处斩。同年，山西疯人刘裕后因著作而被杖毙。1756年，常熟朱思藻因诗被斩。1757年，彭家屏被逼自尽，因为藏有明朝野史；段昌绪被斩，因为藏有吴三桂檄文。
1751年的假冒奏稿案、王肇基案，1759年的沈大章案，1761年林志公案、阎大镛案、李雍和案、王寂元案，1764年的赖宏典案、刘周祐案，1767年的蔡显案、齐周华案，1768年的柴世进案、李浩案、王道定案，1774年的屈大均案，1775年高纲案，1777年的王锡侯案，1778年的徐述夔案、刘峨案、龙凤详案，1779年的智天豹案、沈大绶案、王大蕃案、石卓槐案、冯王案、祝庭诤案、程树榴案；1780年的魏塾案、戴移孝案、艾家鉴案、吴英案，1781年的梁三川案、吴碧峰案、程明湮案，1782年的卓长龄案、高怡清案、方国泰案、海富润案，1783年的冯炎案、胡元杰案、乔廷英案、楼绳案、吴文世案……
乾隆腊肉制造的文字血案，凌迟了多少人，处死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今天，是不是有正义之士，穿越历史的迷雾，作道义的指控呢？
1774年，乾隆腊肉命刑部定聚众结盟罪。
1776年，乾隆腊肉奇招迭出，先是命令其麾下的真理部和宣传作坊删改旧集，也就是说像《1984》（乔治？奥威尔著）中提到的不断洗去记忆，不断创造新语一样，要篡改历史已经有的文献，乾隆指示说：“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什么意思，就是说，违背大清统治意志的东西一定要阉割掉，而批评咒骂大清的文字要改为给大清溜须拍马的文字，其虚伪一至何极也！
腊肉的真功夫当然不能只限于虚伪，残忍冷酷、狠毒无情，是其统治术中的核心。1776年推出的重要举措是：命于国史列贰臣传。
这个举措出台，应该会让那些汉奸和党附大清黑帮的人（像吴三桂、吴伟业、钱谦益）恨无地缝可钻。专制腊肉智商高，想象力奇特，对这群汉民族的败类，对这群投降的帮凶从精神上奸杀，凌沧洲先生称这种做法为淫而贱之战略。在大规模摧残中国民气的同时，把他们的汉族拥护者也踩到脚底，明确地宣告：你们已经被永久地征服了。
乾隆腊肉执政的时代，掀起了一阵阵屠杀言论自由的狂潮，而在这个过程中，多少大清国的帮凶官员，在帮助腊肉稳、准、狠地屠杀打击言论自由，迫害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异见人士。这些屠杀言论自由、强奸言论自由的凶犯奴才们，这些帮腊肉主子强奸大清国全体百姓言论自由的官吏，其实也在奉献着自己的后庭花给腊肉主子，把自己最后一点尊严喂了狗。但在大清的官方史书以及大清遗老的历史著作中，他们是国之栋梁，是忠臣孝子，有的甚至是清官能人。
凌沧洲先生模仿腊肉的金点子，但反其道而行之，写一个屠杀言论自由的黑名单，一个最具前卫效果的“帮凶录”！
这个“帮凶录”先抛出这么些参与大清文字狱的官僚，抛砖引玉，期望各位补充完善：
大学士刚林、鳌拜，吏部侍郎沈近思，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岳钟祺，杭奕禄，史贻直，山西巡抚阿思哈，山东巡抚杨应琚，江西巡抚海成（王作梁案），闽浙总督杨廷璋，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江苏巡抚陈宏谋，江苏学政刘墉（就是电视上鼓噪的刘清官，手上满是文字狱受害者阎大镛的鲜血）、浙江巡抚熊学鹏，两江总督萨载，安徽巡抚闵鹗元、江苏巡抚杨魁，湖广总督三宝、广东巡抚傅泰……
凌沧洲先生甚至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仿效乾隆腊肉的金点子，将帮凶录分为甲、乙两编。
帮凶录甲编：收录杀手、打手、谎言营造师的名录。
帮凶录乙编：收录帮闲、告密者、揭发者的名录。
必须做相当细致的工作，才能像检察官一样，提出一份检控报告：对大清治理下的这一时段的人权状况有个总结。
大清国不是孤独的，大清野蛮屠杀自由的行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各位看过《纳尼亚传奇》这部电影吗，可以看看。冰雪女巫的治下人人自危，树林里到处有监视的眼睛和窃听的耳朵，秘密警察会随时让人失踪，邻居也可能是特务密探，而这一切，不必等到20世纪极权主义如纳粹等治下才有，文明灿烂的古国大清国已经先行一步了，他们在17、18世纪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留下了这么多帮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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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情人节对《清史稿》下手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
1930年2月14日，按照西方的节日，应该是情人节。情人节里不完全是柔情脉脉，政治的风云在中国上空翻卷。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这一天通令禁售《清史稿》（另有网上版本称是2月19日）。
先是，故宫博物院于1929年邀请学者对《清史稿》进行审查，最后列举各种错误19条，并建议“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凌沧洲先生不是研究历史的，也无意掉进史坑。因为探寻真理和真相的缘故，因为研究文化和苦难的原因，追寻蛛丝马迹，偶尔也看看史书。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本对胃口的研究大清的著作，藏有的洋洋几大本《清史稿》遍是谎言和偏见。凌沧洲先生实在不明白：大清死亡了近一百年，竟然没有一个真实的“尸检报告”？！
几代文化人将在荒漠中苦旅，几代文化人在信息短缺和封闭中，不断重复前人的冤枉路。这不，在以“清史稿”为关键词的搜索中，搜索出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早在1930年情人节时就已经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了！
然而，凌沧洲先生继续发问：这些学者是谁？错误的19条是什么？国民政府究竟该不该通令禁售《清史稿》？未来，如果有公正客观的《清史》，应该如何书写？
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的文章《清史稿说略》，叙及清史稿的禁锢：
1914年，开设了清史馆。
清史馆设馆长一人，下设纂修、协修各若干人，又校勘及办事员若干人。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此则借以显示新朝对胜朝的追念和报恩。而自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袁氏窃帝自亡，以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
北伐革命军抵达京师前夕，史稿已印一千一百部。既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发现史稿中多有违碍之处，据傅振伦兄所撰《清史稿评论》指出：不奉民国正朔，乃只用干支，叙事复不明显，态度暧昧，有反民国之嫌。
最为严重的是对清末变法维新与革命运动的记载竟付阙如，书则视为反动派或反革命，例如：（1）有清一代，汉族志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均不予书，诸如朱氏后裔、明代臣民之抗清，洪（秀全）杨（秀清）之倡义，党（指国民党）人之排满，秘密结社之组织，均不详载；（2）清代屡兴大狱，慑服汉人，其事多不着录……
《清史稿》刊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论者以其诽谤民国为能事，发现反民国、反革命，藐视先烈，与断代修史体例不合。北京故宫博物院因递呈南京行政院请禁发行。不数月而遭国民党政府之禁锢。
《清史稿》禁锢之令未解，首先提出异议者为清史学界前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心史（森）先生，题为《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随之唱和提出解禁者，则为原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希白（庚）先生，先后发表了《清史稿解禁议》与《为检校清史稿者进一解》两文。
仔细考之，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之禁令，实际上只能禁行于长江流域地区，华北及东北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内，国民党政府禁令所不能及，因知《清史稿》之禁锢令虽禁而禁不得，虽不解禁而自解禁矣。
1930年前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形势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继续收缩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尺度，也昭示时局的动荡不安和统治者的没有信心。
一方面查禁书籍和期刊的事情是在发生着，另一方面出版是有法律的（国民政府公布过“出版法”）。同时民间的刊物和出版社在不断创办，国民政府实施的威权统治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种事后追惩的制度。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看上去像是对言论自由下的追魂令之一。凌沧洲先生是言论自由的坚定信仰者，信奉即使错误的言论也应让其公开，因为真理如果不和谬误辩论，真理也会很快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政府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似乎有违言论自由的正义。同时，做法似乎也不大气。让辫子版《清史稿》发行，同时也大力推出一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