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时，须向蒋介石的肖像行最敬礼，然后举手宣读誓词。有个别举行的，也有集体
举行的。
在文件或通讯上，对会员称“至友”，对社员称“好友”，以为识别。各级组
织都有代名，总会（总社）及其各处和分会（分社）的代名，由总会（总社）统一
定称，不时更换；分会（分社）以下组织的代名，则由分会（分社）统一定称。下
级对上级称“兄”，上级对下级称“弟”，行文通讯一律用代名。总会干事会干事、
书记长及各处处长，一律由蒋介石指派，并随时更换。分会干事会干事和书记由总
会指派，但书记须报经蒋介石批准。分会助理书记和各组组长，有由总会直接派任
的，也可由分会书记提举报经总会批准任用。分会以下各级组织的干事会和书记由
分会指派，基层小组长由区、支会指派。各级组织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
除小组会议外，有时也由支会或支社召开会员或社员会议，但这是极少的。区
会、分会除有时召集会员讲话外，并不举行会、社员的会议或代表会议，一切决定
都只有由上而下，绝没有由下而上的。中国革命同志会和复兴社，除了有内外层之
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
社员的人数也比会员多许多倍，会员总数大约不过2 万人左右，而社员总数可能至
少在10万人以上（我不知确数，这只是根据我任河南省分会书记时的分会会社员概
数来估计的）。
忠义救国会的组织不混合于复兴社之内，另有它的支会和小组，但没有办事机
构和专职人员，只有少量办公费，由各级负责人兼办有关事务。中国革命同志会分
会在组织内有专人主管关于忠义救国会的组织及一切有关事宜，事实上只作为分会
的外围，不是同复兴社一样有其自己的上层组织，虽然复兴社的各级组织也是依附
于中国革命同志会各级组织的。
中国革命同志会总会设在南京明瓦廊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其高级骨干分子
之没有公开职务者，都以政训处的设计委员作为掩护的公开名义。省市分会书记则
例兼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即黄埔同学会的后身）的省市通讯
处主任以为掩护。省市通讯处亦即省市分会的掩护机关，省市分会门首都悬着通讯
处的牌子，职工都佩戴通讯处的证章。分会书记、助理书记和组长，还可在当地的
高级军政机关（如绥靖公署和省政府）挂上高级参谋或参议、‘咨议之类的名义，
以便于公开活动。区、支会也以通讯分处的牌子为掩护，其负责人也可在当地军政
机关挂个什么名义，以掩护其活动。各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其上级组织发给。总
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社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
项下拨给，预算也是要经蒋介石批准的。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
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特务处所有下级机
构的经费，统由特务处拨发。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10
倍以上。
特务处虽是复兴社总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
个独立系统，它的总机关也另设在鸡鹅巷而不在明瓦廊的总社机关内。它的一切计
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总社干事会和书记长都不能与闻。
它在各省市都设有特务站，各站长照例也是复兴社省市分社干事会的干事之一，
但分社干事会和书记也同样完全不能与闻其任何活动。1935年我在湖北任分社书记
时，特务站长周伟龙连他的机关所在地也不告诉我，而只告诉我他的家在哪里，并
且他们的机关也不只一两处。1936年我到开封任河南分社书记时，特务站长刘艺舟
于两三个月后才和我见面，并且态度傲慢，简直像对待他的部属似的。他的机关又
设在郑州，远不相及；他在开封的一个分机关就设在分社的对面，也与分社不通往
来。
分社的办事人员乃至书记本人如要到他的机关去，也同样要经传达，和一般外
人毫无区别。有一次我到郑州视察，找到了刘艺舟的机关去拜访他，他的门房竟厉
声说：“这里不会客。”经随同我去的秘书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之后，他还是说：
“不管是谁，这里不会客。”事实上这个门房也确实可能并不知道我，因他们与分
社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事往来。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上级机关在南京，上司是戴笠，连
复兴社总社都未必知道，更不必说分社了。特务站无论什么事都绝不向分社请示汇
报，分社来自各基层小组的情报也不直接转特务站，而是汇寄总社核转特务处。担
任分社干事的特务站长对分社干事会的会议也极少参加，即使参加也绝不谈及特务
站的工作情况。某次郑州有一个在扶轮中学当教员的社员忽被特务站捕去了，郑州
组织报请分社去函请其查复，他们却复函推说不知道。那个教员被释放后，才说当
时就是被拘禁在刘艺舟的那个机关内，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的。不仅如此，甚至特
务站在分社内也竟有他们的人，这是到好几年后，刘艺舟已经和我有了交情，才亲
口对我说的。他说：“最初你到开封时，在你的分社职员中就有我的人，因此你的
一举一动我都是清楚的。”特务处系统的人都是专职专薪的职业特务，至少也是受
津贴的。
复兴社的社员中，也有不少人受了特务站的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但他们绝
对不许向复兴社组织报告。有些中下级机关职员、中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中的复兴
社分子，因为受了津贴，参加了特务系统，对复兴社的一般活动就不大热心了，甚
至小组会议也不常到，同时他们的行动却更鬼鬼祟祟起来。他们的小组长知道这是
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再去查问他们了。特务处有它自己的组织，在他们所有的人中，
有复兴社分子，但不是复兴社分子的人更多，甚至其上层骨干中也有没参加复兴社
的，如曾经任过特务处书记长和上海区站长的王新衡（后来专任戴笠与杜月笙之间
的联系人）就曾对我说过，他并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从组织形式的表面关系来说，
特务处与复兴社简直是各成系统，但在实际上当然不仅是一体，并且特务处系统是
复兴社组织的尖端行动机构，亦即是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实质的具体体现，这却是
非常显然的。只是关于特务处系统内部组织的具体情况，则是非曾亲身参加其中的
人不能详知的。外间一般都认为特务处系统即所谓“蓝衣社”，或认为“复兴社”
就是特务处系统，从实质上说来也是可以的。
“行动即是理论‘——复兴社的”理论“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是复兴社所依据和奉行的法西斯教条，
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法西斯祖师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从绿呢桌上
先有理论而产生的，它是为出动的必要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身就是去干。”也就
是说的这个意思。更简言之，即“根据需要去行动，就是一切”。
本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它对内主张实行极权的独裁制度，
取消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对外则推行疯狂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蒋介石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过是为了巩固他的统
治地位和达到他个人独裁的欲望，从而其行动的主要锋芒，也就是镇压国内的人民
和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共产党。这就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不同于墨索里尼和希特
勒之点。可是要镇压人民和共产党，还得有点什么理论，才能欺骗群众。因此除了
蒋介石自己那一套“礼义廉耻”之外，复兴社还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
—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理论”。
贺、邓、刘三人，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印出了些小册子，如贺
衷寒的《一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
国革命之路》等等。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覆去，总之不离一个共
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
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然后才能进行澄清吏治，安定社会，繁
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
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
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而首先是、最后也是“行动”，也就是“硬干、实干、快干”。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以恢
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
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
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
族的复兴，卧薪、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他在1933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
“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
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
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
年壮丁的军事训练！“等等许多条，就简直是一个行动纲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
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
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
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
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
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其他一些着作和讲演，也
就总不外是连成一套的这三个要点。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的着作虽不
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可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
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蒋介石的法宝——所谓“礼
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
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
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
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可反抗，只能服从。他不像邓文仪那样的一来就
是一大篇口号，除了口号还是口号，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
理来。如他在所着《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
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反来
反去，最后的结论却是要统一于“服从领袖”。他的理论，大都类此。
他们这些理论，就是复兴社的法西斯行动的指导，对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
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起了一些蛊惑作用。
法西斯宣传和中国文化学会复兴社固然只讲行动，但宣传也是行动，并且毕竟
还是首要的行动，因此最初就接收了由几个黄埔学生私办的（文化日报），改组为
《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便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期刊——
《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到1933年1 月，又将这两个刊物合并改为《中国革
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说：
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
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
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
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
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
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
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直到1934年7 月在我主编的
时候，我还在答读者问的通讯中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
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
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还不敢公然承认我们主张
实行法西斯主义，还是觉得抱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较能迷惑视听；同时我们也实在
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
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
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
词了。
在《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