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原先曾参加过C。Y ，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
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
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
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
“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
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
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
总队长，很想从此转人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
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
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
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
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
居。
他最初和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可是陈诚越
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甚至不再把他放在眼中了。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
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
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用各种方式方法因人制
宜地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其自封为黄埔系政治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他对于复兴
社组织，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不但对刘健群视如无物，即对所有其余那些“太
保”们，也一律视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以为胡宗南既管军队，他就该管复兴社
这是“当仁不让”的事。他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宪兵司令）
的关系特别密切，潘信强、杜心如也对他们很靠拢。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
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与这些湖南人也很亲近。因此，实际上便无形中形成了一个
“湖南派”
的小集团。这个“湖南派”以贺衷寒为当然首领，萧赞育也被推居于第二把交
椅，势力实在不小（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都是留俄或留日的，萧赞
育曾留俄又留日，他的关系就更重要）。
按照常情来说，像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领导层，就理应居于
操纵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蒋介石亲自直接掌握
的，澧梯、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的，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
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实力，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的野心。并且
蒋介石早已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因而仅给他在复兴社组织任过一次书纪长。
不仅如此，即对其他的人，蒋介石也同样不放心，所以书记长这个位置总是不
时换人，很少有任满一年以上的。贺既然无法跳出蒋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
政训系统，积极搞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同时他又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
自居，不断撰文，到处演讲，并利用他主办的（扫荡报）和（前途）月刊大肆进行
法西斯反共宣传，以图一面向蒋介石表功，一面扩大他的力量和个人声望，作为向
蒋介石要挟的资本。蒋对于这个反共急先锋的种种表现，还表示满意，因为这正是
他所要利用贺衷寒的所在。蒋的算盘没有错，贺自己的打算也是打对了的。由于他
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这个力量和宣传影响，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封建法西斯
理论，也就在复兴社和整个黄埔系以至一切反动势力中，居然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
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而与胡宗南并驾齐驱。在
复兴社的头目之中他的发言和一切行动表示，都始终是居于权威地位的。因此，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
蚁时，他便成了活动中心人物。他与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
“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他以为如蒋万一得释，他便有发动“勤
王”之功；如蒋一死，则又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和真正
目的。不料蒋竟然得释，何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而他也便以居心叵测获咎，大
受冷落，从此一蹶不振，与何应钦同样成为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了。1940年后，他
曾被弃置闲居了两年，到1942年才被任为无足轻重的社会部劳动局局长，置之于谷
正纲之下。
贺衷寒落到这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的阴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倾陷，也更
是其主要的祸由。1941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
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
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
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
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
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
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
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弟兄，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
除了孔、宋是他的至威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
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
算是昏！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
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
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会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
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
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他的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可见他对蒋也正和蒋之对他一样，是看透了的。但
是，尽管如此，贺衷寒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
与蒋完全一致的。正因为这样，蒋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也还是服
从蒋。从他在蒋介石的整个法西斯运动和在复兴社这个组织中所起的极端反动作用
来看，他实在是黄埔系和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甚至连他自
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乱
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讲演，都只是一大串语无
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是说的些什么。但是他无休无止
的活动，乱冲乱撞的劲头，却是他的最大特点。他满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
理论”，这两句话倒也的确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从苏联
回国，即与贺衷寒、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
人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后的黄埔军校“清党”期间，他是“清党”的
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他即任蒋的侍从秘书，一直到1934年，是非浙江籍
的黄埔学生中侍从历时最久也最被亲信的一人。虽然蒋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便去，
又时而呼之使来，他却总是摇着尾巴，毫无怨色怨言，还老是厚颜无耻地向人说：
“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
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对他倒也不像对贺衷寒那样的有所疑忌，
而对他亲信的程度几如对浙江籍的其他侍从一样。
1930年他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纠资创办了拔提书店，并亲自主
持，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和他自己所编的为蒋个人作宣传的什么“领袖言行”以
及他与黄杰等所写的几本蒋介石传记之类的东西，此外便是什么（剿匪手册）、
（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
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人很不小，有一半人
了他的私囊。同时他还收罗了留俄学生中一些中共叛党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
着手研究和准备进行反共间谍组织，并由王新衡。陆梦衣译述了几本关于“格柏乌”、
“切卡”之类的书，以耸动视听，并为其组织反共间谍活动的借口。1932年初，他
的献策和计划经蒋介石批准，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
“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三科”名称出现的谍报机构，而以南昌
行营的调查课为总机关。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
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并在各“剿共”军
事机关和部队驻在地进行搜捕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特务活动，同时还对“剿共”部
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这些特务机构的血腥罪恶活动，曾经给当时社会带
来了极广泛的恐怖气氛。这是复兴社的又一特务机构，到了1934年邓文仪被撤免一
切职务后，便归并统一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1933年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在南昌行营
内设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罗致了一些留学德、日、美等国的博士硕士之类的文人政
客为设计委员，协助策划进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这批人之中，不少是
复兴社分子，也有后来参加复兴社的。他们企图逐步渗透到杨永泰和熊式辉把持的
政治垄断圈里去，以扩大复兴社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可是杨、熊对这些人并不重视，
其后这些设计委员也就被分别遣散了，但也有些人如蒋志澄、李勄九等凭借这种关
系而在各省当了厅长。
邓文仪虽然自己写不通一篇文章，也说不清任何一个什么道理，较之刘健群相
去不可以道里计，可是他却居然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许。他曾对我说：“我对特工
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别号）才够格，我只有甘拜
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作的，我们组织里就正少一个戈培尔。”因此，
他不但到处找机会讲演，东扯西拉、长篇大论地写文章硬交给复兴社的各种报刊发
表，自己还印了不少小册子四处散发，又办书店、出版社、通讯社和报纸杂志，甚
至居然主持文化学会而搞起文化运动来。1934年他被撤免一切公开职务后，随即被
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到1936年又被派任书记长。在他任助理书记的期间，书记长
虽屡经更换，而他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在“勤慎从公”，成了组织的看家人，并
且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调解内部纠纷方面出了不少力量，因此才得
被任为书记长。“西安事变”后，他也同样以有贰心之嫌见疏于蒋介石，不再被重
用。抗日战争后，仅得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的政治部主任，后调任
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得任国防部新闻局（即复兴社政
训系统的后身）局长，又恢复了他进行反共特务活动的老本行。他曾在任蒋介石的
侍从秘书期间，凭借这个近侍的地位，对黄埔系的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
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对复兴社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
达之责（他被撤后，由萧赞育接替），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特被推重，
有其一定的权威。
至于康泽和戴笠这两个人，真可以称作两个活生生的法西斯特务典型；可以说，
即使在世界上没有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蒋介石，他们也是不会变成第二个样子的。
康泽曾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因而特受蒋介石的信任。在复兴社组织成立之
初，他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时候，即已突出表现其热衷于法西斯特
务活动的特性。其后他在星子主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培养特务骨干，同时
组织“别动队”，在进行“剿共”军事的前方和后方广大地区，大肆活动，对人民
所施镇压和屠杀之残酷惨毒，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互为表里而有过之无不及，特别
是在江西、湖北及四川为尤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任复兴社书记长，
还大量布置他的爪牙于各省市分会，并更换了许多分会书记。到复兴社解散归并于
三青团后，他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还继续进行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活动。
1941年他和我同在重庆浮图关分别主持中央训练团的青年干部和兵役干部这两
个训练班时，他还对我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还远不如复兴社时代的有活
力，可见秘密组织要比公开组织有力量，更能发挥作用些。如果复兴社当时不改成
三青团或不归并过来，现在的情况一定要好得多。对付共产党必得使用特殊的组织
力量，因为共产党非一般性的政党组织可比。”从这段话里，可见他如何念念不忘
于他那个充满血腥气的别动队了。
远在1930年，戴笠即自动以搞特务为专业了。据毛庆祥（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
和我谈，最初戴笠经常亲自跑腿，自动搞些情报，送到他那里请求转呈于蒋介
石，每隔两三天就亲自送一次，每次都从后门送到厨房交给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