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于1949年解放前夕。同样，军统局对于兰州警察局也没有放松过。因为马志超不
见容于西安人民，从1937年起，军统局改派他充当兰州警察局长，其中心任务仍然
是为军统局兰州站打掩护，同时负责筹办军统局兰州特务训练班。
1937年11月，我到兰州视察工作，和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见了面。贺对我说：
“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
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
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
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
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1937年苏联派
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
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
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
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
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
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机身脱节掉
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
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
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1937年更通过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长张
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
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局和巡官以搜集各方面动态
情报，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特务管制。这样，层层节节的运用公开机关，配合秘密
特务组织，采取坚决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在西北是比较突出的。
西要“特种会报”怎样搞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设立军委会西安行营代替过去的“西北剿总”，以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抗战后顾调南京，以蒋鼎文接替。蒋鼎文一到西安，就遍找行营第二
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党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军统局西安负责人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峻，
以及中统局另一负责人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等，向他汇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
党、进步势力各方面在西北的情况。不言而喻，这一伙都是反共急先锋，他们在西
安唯一的任务就是反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设立和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延安，
更使他们着了慌。10月间，谷正鼎在西安新城大楼行营汇报时说：“谷正纲由重庆
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什么的，为什么不
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谷正鼎说：“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
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顾希平、任觉五、张毅夫四人
在行营第二厅谷正鼎办公室集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镇压共产党，制止
学生到延安去。于是4 人一起立即去见蒋鼎文，建议由蒋鼎文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
各方面负责人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
蒋鼎文接受了建设，在西安金家巷ABC 大楼他的公馆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宪警
各机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谷正鼎、顾希平、任党五、张毅夫、郭紫峻、
彭昭贤，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长、保安处长，军管区司令部处长，宪兵第一团团长，
西安警察局长，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等20余人。蒋鼎文宣布：“座谈会的目
的是交换关于防止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的办法，以及与防共有关的问题，请大家发表
意见。”他又说：“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
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近来青年学生到
延安去的越来越多，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
西安市也常有发现，而且近半年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
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
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
乱。这是在座诸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意见，想出有效的办法。”
接着，谷正鼎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
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俄国做后台老板，
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
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
终久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
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今天还适用。共产党的大本
营近在延安，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
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
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
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
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
堪设想。我提议在行营蒋主任领导下，采取会报形式，把我们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
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
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并领导全国各省市
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
量而不能合理的有效的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听了谷正鼎的话，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且继续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蒋鼎文
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组织西安特种会报，以统一的行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
同时建议国民党中央也采取这样的办法。经大家推举并由蒋鼎文指定：关于西安特
种会报的办法以及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均交谷正鼎负责起草；同时决定，出席座
谈会的人，即为特种会报的成员。
记得蒋鼎文在ABC 大楼召集座谈会是星期三，就在这个星期天，出席座谈会的
人都到西安崇廉路2 号谷正鼎家中，对谷正鼎提出来的草案，提供一些补充修正意
见，作出初步决定。关于西安特种会报主要内容是：上述西安各机关负责人均为特
种会报成员；会报由谷正鼎负责召集，每逢星期日上午在他家举行，不拘形式，自
由座谈；关于共产党、进步党派、青年学生各方面动态，参加会报的人均有责任搜
集情报，于每周集会时，用书面或口头会报，但由军统局和中统局西安负责人负搜
集情报的主要责任；参加会报的人，必须本人出席，不得派人代表，每逢星期天准
时到会，不另通知；会报记录和决议交谷正鼎负责处理，汇报蒋鼎文最后决定，交
有关单位执行。关于西安特种会报组织以及建议国民党中央也组织特种会报等项决
议，均经谷正鼎汇报蒋鼎文决定后，以西安行营名义转报了中央。西安特种会报，
经谷正鼎转报蒋鼎文之后，即于1937年11月正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也由何应
钦负责在其参谋总长办公室内组织了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其后蒋管
区各省市县特种会报，在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统一领导下，均陆续普遍成立起来，
而始作涌者则为西安特种会报。
西安特种会报从1938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
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
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1940——1945年劳动营总从长为余翼群。
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各地送去的共产党、进步青年，强迫管训劳役的机
关，所有被扣留的青年学生，即改交劳动营收押。西安特种会报关于堵截青年学生
的决议，在延安、咸阳、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交董钊十六军和宪兵第一团检
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
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局西北区指示三原组长任鸿献、宝鸡组长李铺村，以及渭
南、大荔、洛川、陇东环县、庆阳各地的特务组织，对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协同
当地驻军和宪兵执行侦捕，以此作为经常的主要任务。1942年冬，我由重庆到洛阳
去，路过西安，与西安劳动营主任谷正鼎见了面。他说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
左倾青年先后有1000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
途扣留送去的。谷正鼎邀我到西安西门外飞机场附近集中营参观了一次。一进门就
觉得阴森可怖，门口站了两层武装岗警，持枪上刺刀，并摆着机关枪。集中营四周
布满了铁丝网，每隔约50公尺，就有一个武装岗哨。我边走边参观了所谓学生（其
实是囚犯）的寝室，就是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层谷草，每个铺位只有薄薄的一
条粗劣的毛毯和一条棉被。我看到的十来个人都是脸黄肌瘦，形同乞丐。西安气候
严寒，室内没有生火，用报纸糊的窗户都被风刮破了，门板也是破的，每人穿一套
极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谷正鼎在劳动营办了一个被服厂，与胡宗南的部队勾
结做军服，每天劳动8 小时以上，晚上还经常加工。被服厂由谷正鼎的老婆皮以书
负责经营，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从被迫害的青年学生身上剥削得来的无数金钱，
都被谷正鼎夫妇私吞了。
如前所述，1938年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军用品、武器，经常被西
安、咸阳、三原驻军和宪兵非法扣留；同时，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人，也遭受非法的
人身搜查。1938年，西安《秦风日报》报道八路军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某些情
况，主张言论、出版和行动自由，扩大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后方人民支援全
面抗日。该报还登载了某些有关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谷正鼎、张毅夫等认为《秦
风日报》言论左倾，鼓吹“反动”，提交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予以查封，经蒋鼎
文批准后，交西安行营第二厅通知《秦风日报》勒令停刊。此外，在西安市查禁进
步书报刊物，以及查封销行此项刊物的书店等，都是西安特种会报所决定执行的。
1943年我和蒋鼎文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时期，谷正鼎由西安前来访问。
在闲谈中，蒋鼎文追怀往事，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由于大家一条
心，才没有让共产党抬起头来。今天全国各地都有了特种会报，总算是我们早就见
到了。”说罢狂笑不止。
企圈打入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
军统局历来总想打入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虽然费尽了心机，终不得逞，但每
年一度的工作计划，总有这么一条，并且列为首要项目，并不因屡遭失败而死心。
在西北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破坏的阴谋，更是如此。1937年5 月，蒋介石派军委会
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军统局乘机派遣共产党叛徒、军事科长杨
蔚，诡称访问团团员，随同涂思宗混入延安进行情报活动。1937年我到西安后，也
千方百计图谋派遣特务打入边区，建立潜伏组织。
1938年3 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曾派出一个特务去到延安，但也是失败而回。
原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凭借着本家顾孟余作靠山，竭力向蒋鼎文巴结。
我是军统西安负责人，又和蒋鼎文臭味相投，顾德明希望我替他在蒋鼎文跟前说些
好话，对我特别要好。我们打牌喝酒，是互相拉拢的媒介，我的家眷不在西安，顾
德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必有电话来邀我们几个为蒋鼎文所信赖的“红人”如谷
正鼎、彭昭贤、张毅夫等，到他家去打牌喝酒。他夫妻两口都是北京人，能唱几句
京戏，他的老婆又自称会相面，这些对我们都是投其所好，乐于到他家作乐。因此，
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
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
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
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
“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
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
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
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
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
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
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