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麻烦，这是一件‘长虱子的棉袄’，还是不穿为好。”招桂章说：“今天何世礼
委托我们代购大批军米，这对我们是一个好机会。现在四乡还在使用储备券，我可
向储备银行提借一笔储备券去买米，将何交的关金券去套购黄金外币，待军米买齐
后，再将黄金外币沽出，买回储备券归还银行。我们利用储备券天天跌价，一转手
就可以得到一笔钱。这也不算犯法。”我和叶都赞成，交叶去办。为期不过十多天，
我从中分得港币5 万元。
日本投降之际，国民党一些人员，显着的和隐蔽的，大的和小的，都利用机会
来抢劫掠夺，上面仅举我直接接触的几件，可见一斑。
中央军进入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8 月22日何应钦在湖南芷江召集各方面军各战区司令长官
开会，分配受降任务。广东方面分归张发奎和余汉谋受降。张发奎派中将高参张励
率领前进指挥所人员200 余人，于9 月6 日空运到广州。张等下机后径到越华路先
遣军总部，令招桂章、许廷杰将先遣军总部立即迁出，改为前进指挥所驻地，招的
先遣军总部便迁往南堤原伪要港司令部内。9 月9 日，十三军军长石觉率部开到广
州，一到广州即进驻南堤先遣军总部，再次将先遣军总部赶走。
新一军孙立人所部及十三军石觉的部队一到广州，就像别动军进入广州时一样，
也是连收带劫。仅举两件小事：石觉的十三军霸占了先遣军总部在南堤的办公处所
后，许延杰来见我，说：“总部被占是不能收回的，但一些公文档案应发还给我们。
司令部的地下仓库内尚存有要港司令部的军饷和烟土，也应让我们取回。”我便与
许等同到南堤石觉的司令部，但门卫不许我们进去，求见军长，传达说：“军长不
在，在也不见客。”这时原要港司令部一名伙夫从里面出来，告诉我们地下仓库昨
晚已被撬开，现款和烟土都被搬走了。
再是我寓所附近有一私人医院，叶医生是台湾名医，这所医院医疗仪器器械非
常完备。9 月9 日午夜，我见新一军驶来五六部大卡车，将医院所有物品抢搬一空。
这两件小事，只是中央军进入广州千万件行为中之一二而已。
9 月14日，张发奎偕美军联络官博文少将飞抵广州。9 月历日，举行受降仪式。
广州地区的日军于9 月23日开始解除武装，和日侨分批遣送回国。此时，我的任务
已完，遂电请军统转报上级准予将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并请示对伪军官兵的处置
问题。10月1 日，军统回电给我，准即将先遣军结束，伪军官兵统移交第二方面军
司令长官张发奎处理。我即转饬招桂章依照办理。先遣军总部于10月5 日结束，伪
军官兵移交后，据我所知，除精壮伪兵编入国民党部队外，伪军官和老弱兵都被遣
散了。我因勾结伪军卓有成效，被奖给有战功才颁给的云麾勋章。
先遣军结束了，招桂章、许延杰等尚住广州。人民不服，张发奎也想将招惩办，
但碍于蒋介石发过正式委任令。1945年12月中旬，何应钦到广州巡视，张发奎说人
民要求法办汉奸，得到何应钦同意，便将招、许等人逮捕。并判招徒刑10年，许廷
杰徒刑5 年。我得知招被捕后即电军统局进行营救，但未发生作用。直到1949年五
六月，国民党疏散监狱时，招、许始被亲友保释出来，两人出狱后，立即逃往香港。
特工秘闻
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
郭旭
戴笠与杜月笙的结识
戴笠与杜月笙结识的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只了解他们两人远在1924年前后，
即在戴未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之前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就结识了。
戴笠在20多岁时，在其原籍浙江省江山县陕口镇，穷极无聊，摆赌摊骗人钱财，
被人识破，逃避上海，寄居在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兄又为表姊丈的张冠夫
（即张衮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姊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戴的表姊为
什么讨厌他，主要是因为戴和杜月笙搅在一起的关系。戴当时和杜结识拜把，杜比
戴大8 岁，戴称杜为三哥，彼此时常来往。他的表姊很厌恶，常对她的丈夫说，戴
不务正业，和黄金荣老婆的梳头阿姐（指杜的大老婆沈氏）的丈夫水果阿三（杜过
去的绰号）结为把兄弟，太没出息了。她并曾当面责备戴，戴仍不改，且常深夜才
归，故她常闭门不纳。戴这才离开张家赴粤投考黄埔军校。这件事情是1941年我在
重庆任军统局会计室综计科长时，有一次和张冠夫、林尧民（张、林当时都任会计
室副主任）同赴江山杜月笙家时，张和我们谈起的。
戴笠去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混了一个时期，没有毕业，便离校去给蒋介石作
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以后蒋在国民革命军陆创造海空军总司令部成立一个密查组，
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戴笠、许忠五、成希超和东方白等为该组组员。这时即
初步建立了小型的特务机构，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
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不久，蒋第一次下野，赴日本前夕，将这个密查组撤
销，并发给该组三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把戴、许、成等留
住在上海他的家里，只供给伙食，而将他们应得的三个月薪金全部克扣，自己带了
家眷俏俏回了江西。戴、许等在伙食钱用光之后，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质当，
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和杜月笙是拜把兄弟，
怂恿戴向杜告贷。戴乃向杜借了50元，公推许经办伙食，不料许拿了这笔款子，没
有几天也逃之夭夭，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只好再向杜借了50元，才度过困难。后
来蒋介石复职，戴和周伟龙等组织十人团，继续替蒋进行特务活动。1932年4 月1
日，蒋将十人团扩大为特务处，即以戴为处长。此时许忠五找戴谋工作，戴虽然先
后曾派他做过便衣队队长，汉口、西安等警察局的侦缉队队长，但对他约束很严，
常被监禁。1942年秋，许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时，被人密告在家聚赌抽头，
戴亲自前往捉赌，可是并未碰上有人赌博，仅搜到麻将牌一副、筹码一盒，戴就将
许扣押起来。按军统局惯例，该局成员被扣押时，。照原薪发六成由家眷具领维持
生活，我当时任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主管发放这个费用。许妻每次前来领款，就
向我哭诉，说许本人并未叉麻将，是她自己和人有时玩玩，她愿受处分，托我代向
戴报告请将许开释。我将情况向毛人凤（当时军统局代主任秘书）反映，毛要我相
机报告戴笠。有一天，戴在军统局午餐，说得很高兴，毛示意我代许请求，我依照
许妻所说的如实反映，请戴从宽早日将许开释，毛也从旁代许请求。戴当时对我们
说许这个人坏极了，连他的钱都要骗，对别人更不要说了，接着他就把上述他们过
去在上海的情况告诉我们。他最后说，如果那时候不是他过去在上海和杜月笙结识
拜把的关系由杜一再借钱给他的话，那末除了他过去在上海过惯打流的生活不致挨
饿外，他们那几个人在上海无亲无眷，身无长物，不去抢劫就非讨饭不可，许这个
人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要闹出大乱子的。毛人凤和我听到戴这样说法，不
便再多开口。结果许忠五这次被戴关了半年才释放出来。
以上两件事实，可以肯定杜月笙和戴笠建立关系的时间。 戴、杜的相互勾结利用
戴笠和杜月里相互勾结利用的事实很多，仅就我过去所听到的及亲身经历的有
关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往来，比较关系大一些的事实，写述如下：（一）杜指使其门
徒充当戴笠的帮凶戴笠自1932年任特务处处长后，以当时上海有各帝国主义的租界
和势力范围，有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在这里寄居活动，因此除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的
“上海区”外，并控制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京沪、沪杭而铁路警察署及上
海警察局侦缉队等单位。但当时他的特务在两租界内活动，还有所顾忌，同时那时
他的特务喽罗还不多，他以杜月笙的势力遍布于两租界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故利用
杜替他进行工作。戴来沪时，必与杜碰面。碰头并不固定地点，有时在华格路（今
宁海西路）66号杜的家里，有时在旅馆中。戴不去上海时，经常通过淞沪警备司令
部侦察大队长和杜联系。侦察大队长由翁光辉、吴廷宪先后充任，自1935年春到日
军占领上海时为止，一直是王兆槐。翁、吴在职时，和杜接触不多，王任大队长后，
常去杜家，联系得很密切，并利用杜的门徒充作帮凶。1945年我在重庆军统局经理
处听到原在上海任王兆槐部股长后来在经理处出纳科任副股长的林洁清说，杜月笙
在上海的徒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有的地位很高，有的很有钱，有的是无业流氓，
各租界内都有他的门徒。社当时主要是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因为王兆槐
是杜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队里还有许多杜的门生。并说，鲁迅先生出殡时，戴笠
事先据报，宋庆龄和许多反蒋的人将参加执拂，即指示王兆槐派人对参加执拂的进
步人士相机予以警告，并嘱王如人手不够请杜月笙派人协助。王接到戴的指示后，
一面找他们商量布置进行，一面请杜帮助。杜指派了几十个打手交王指挥，王当时
派他为小组长之一。出殡那天，他带了几个队员和几个杜的门徒，担任四川北路一
段的活动。他们混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宋庆龄和许多大学教授执拂，参加送葬的
学生很多，都非常悲愤，高呼口号，有许多学生担任纠察维持秩序。他们看到四川
北路那一段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无隙可乘，没敢动手，几个小组都只好悄悄地收
兵回去。
（二）戴利用杜组织特务武装戴笠自任特务处处长后，逐步扩充他的力量，他
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
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他看到复兴系的军人如陈诚。胡宗南等都握有兵权，
尤其看到另一特务系统复兴系的康泽，控制了别动总队及禁烟督察处缉私室所属的
巡缉团，为了与陈、康等抗衡，他控制了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各省市的警察及在
特务处成立一个特务队（后扩充为特务团）。但他认为警察是军队的附属品，随军
事政治转移的，不以为满足。他知道搞正规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允许的，所以他想
找机会搞一支实力雄厚的特务武装部队。1936年两广事件平息后，蒋攫得了广东地
盘，派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并命
戴协助宋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缉私部队。戴利用这个机会，将陈的缉私队扩充
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一个师），由他自己掌握。但他认为虽掌握了这个税警总团，
力量还是不够，何况还是地方性质的部队。因此他一心一意地想找机会再搞一支全
国性的队伍。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发生，他就借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议，利用
杜月笙把上海青洪帮的力量组织起来，说是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万一日军登陆，
就可在敌后行动。蒋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定由戴掌握。戴随即由南京到上海和杜
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洪帮的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俞作柏等
开会，传达了蒋的指示，并号召他们策动所领导的帮会力量共同组织起来。与会者
一致赞同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推杜为主任委员，戴、杨、向、刘、俞均为
委员，由戴兼书记长负实际责任。戴在委员会成立后，派周伟龙为书记，代他负责
（以后由文强接替）。不久，戴即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别动军，保荐刘志陆
为总指挥，下辖5 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为何行健，第二支队长为陆京士，第三支队
长为朱学范，第四支队长为张范。每个支队（比一个普通团大）辖4 —5 个大队
（等于营），每个大队辖4 个中队（等于连），每个中队辖3 个小队（等于排）。
人数共约2 万人，都是青洪帮分子。
日军登陆时，别动军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确曾奋勇作战，有过牺牲。如
大队长廖树东率部和日军作战，伤亡较大，仅余100 多人，犹继续抵抗。在被包围
时，日军劝降，他们坚持抗战，最后廖的两腿被炸断，当敌人来提时，他仍将剩余
的手榴弹向敌投掷，毙敌十余人，自己滚人黄浦江溺毙。
上海沦陷时，别动军退到江浙的浦东、苏南、浙西及皖南等地区。因为本是乌
合之众，没经过严格训练，在和日军作战时，除一部分牺牲外，其余多自行溃散，
所剩无几，曾一度改编为“军事委员会教导团”。旋在皖南、苏南一带收容了由上
海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8000余人，混合在一起，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改称“忠
义救国军”，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归军统局领导，从此变成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在忠义救国军成立后，无形中停止了活动，但戴以该军官兵
许多是杜的门徒和上海其他青洪帮分子，仍利用杜对这些分子的影响。上海被日军
占领后，忠义救国军有一个支队在苏南，一个独立大队在浦东地区进行所谓“游击
工作”。这两部分的成员中，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居多，戴认为必须加以训练，故电
召这两个部分的干部由上海到香港面洽。那时杜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 号房。
戴到香港后，在铜锣湾湾景楼7 号陈质平（军统骨干分子，当时任军委会西南运输
处香港分处监察科科长，担任戴和杜的联系工作）家中，召集他们开会和聚餐，邀
杜到场对他们讲话。据当时任杜的秘书的郭兰馨讲，当时杜的讲演稿是由他代拟的，
杜在会上替戴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5年6 月间，戴邀杜陪同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前往东南各地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