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四乡向农民平价收购。愿卖者，就自行送到集中营；不愿卖的，到夜间又派上两
三个彪形大汉的警卫，持枪逼购，不卖也得卖。四乡农民，被搜刮得一贫如洗；食
无粮，灯无油，圈无猪，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六）发行“代用券”：集中营的“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不能持有通用
货币，可能是为了防范“修养人”越狱逃走。集中营自行发行“代用券”，分为1 、
5 、10、50、100 元五种。凡“修养人”人营，首先要把所带现金全部缴出，换以
“代用券”。发给“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都是“代用
券”。只有军统分子的自由人才能持有现金。凡“修养人”人营时带的现金，或变
卖金银首饰、手表等的现金，以及个别“修养人”由亲友转送来的现金，均必须换
成“代用券”在营中使用。现金则全部被套换去做投机生意之用。
特务头子周养浩就是以这些办法剥削“修养人”和抢劫人民的财富，可说是无
本万利。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
为数极微。“工作修养人”的津贴，组长级每月200 元，股长级100 元，一般为50
元。当时50元，约可购到3 斤肉。每至发放之期，集中营农场就将病牛和瘦猪杀了
卖肉，把钱又都赚回去了。
几个“修养人”的遭遇
集中营虽用尽各种威吓、迫害、恐怖等种种手段和层层严密封锁的办法防止内
情外泄，但总封不住人们的口，更锁不住人们的心。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共同的，相
处日久，彼此了解，大家利用劳动的机会悄悄地交谈，互通真实姓名，互说案情，
并相约在自由后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访亲友。为了避免突击检查，大家都是将难
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心中，或写简单的信件密藏起来。在我被囚数年中，所
听到的情况，颇为不少。
集中营先后被囚的人不下数千，就从“修养人”编号来看，一年之中，总有千
人左右。周养浩是1942年秋季到集中营接事的，他到后，重新编号，我在1943年春
天被监禁时编号609 号。这就说明，在当时实有人数，至少有600 多人，以后还逐
月增加。仅贵州这一处的集中营，就不下数千人。
这些人中除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和黄显声。宋绮云等外，还有
一些从来不问政治的人，也被任意罗织罪名，加以关押，甚至杀害。现就我所接触
的人中举一些例：（一）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
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原在四川省绵阳县国立六中读书。学校名为优待
流亡学生，官费读书，实则一天两餐稀饭，不能充饥；在病饿交加的情况下死了很
多学生。他们四人为了求生，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对学生的待遇要好些，就将仅有
的衣物当卖后作为途中伙食费用，相伴由绵阳步行到重庆；走到重庆近郊歌乐山上，
发现“中美合作所”内洋房林立，很是高兴，认为总算走到重庆了，等找到教育部
后即可安排好学校，安心读书了。他们正站在山上了望，不意为“中美所”内特务
发现，就逮捕送到磁器口童家桥派出所进行审问，首先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
问几句，时届中午，派出所的人员吃饭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每人一碗吃，他们在绵
阳六中时，多时未吃过大米干饭，一看到这么白的大米饭，实在高兴，匆匆吃完，
就悄悄商议，认为在这里还能吃到白米干饭，就说是共产党，能吃上几天干饭也不
错。在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是共产党。因此，接着就叫他们交组织名单，他们
交代不出来，于是个个被酷刑吊打，个个打成残废后就送到集中营内感化所（即信
斋）不定期监禁。集中营结束后，又转到白公馆。重庆解放前夕，除苏文玉因病重
经黄显声找保外出就医而幸免之外，其余三人均牺牲了。
（二）阎继明、张醒民：阎继明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是杨将军的警卫
员，在双十二事件后，杨将军被迫出国，他们均留住西安。抗战开始，杨回国被拘
禁，他们知道后，愿意与杨将军共患难，并想去照顾他的生活。行前他们购制皮大
衣一件，装在小皮箱内，由西安直奔南昌行辕，要求探视杨夫人。他们到南昌后，
就被囚禁，皮大衣没有送到，人也没有见到；以后辗转由湖南益阳到集中营不定期
监禁。1944年夏天，黄显声到玄天洞看到杨将军时，将此事告杨，又由于阎、张二
人一再请求，经周养浩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阎、张二人弃家别子，牺牲自己的
自由，要求陪伴杨将军，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重庆解放前夕遭特务杀害，特
务的残暴于此可见。
（三）萧明、夏文秀：1944年春天，由重庆送到集中营一批“修养人”。从中
我突然看到我的同学萧明，至为惊异。萧明和我曾在北平女一中同班三年，感情很
好，想不到在这魔窟重遇。她曾将她们被捕情况悄悄地告诉我。原来萧明在上海读
大学，她的义父黄绍越要替她做媒，将她介绍给第三战区一个集团军司令王敬久。
她和她的大学同学夏文秀从上海来到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后，看到王是个不学无术
的军人，很不愿意，就要回湖南原籍去，临行的前夜，王敬久设宴饯行，戴笠亦在
座，戴对她们说：“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
（萧明曾是北平的名票友，擅长青衣，夏文秀会唱花旦）不由分说，第二天就用汽
车把她们送走，抵重庆后，就关进望龙门两湖会馆；后又关到白公馆。一天黄昏，
突然派来两乘滑竿，将她们两人强由白公馆抬到杨家山戴笠住所，住有个把月。因
胡蝶到杨家山来了，便将她们送至贵州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直到戴笠死后，
她两人才获释放。
（四）杨惠敏：就是在上海向坚守四行仓库的抗日壮士献旗的女童子军，来到
重庆后，亦遭逮捕，监禁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内很久。她的罪名是偷了胡蝶
的行李。但据杨说，当她由上海逃出时，胡蝶确有部分行李托她帮忙带了来，但在
出沦陷区前被日军发觉，全部扣留，连她本人及亲友的行李同遭损失。她到重庆时，
适值胡蝶与戴笠姘居，因胡的一句话，戴即将杨监禁，长期不放。此事萧明曾和我
谈过。她和夏文秀在杨家山居住时，有一天她们与胡蝶、戴笠四人一桌共进晚餐，
吃饭时，胡蝶曾对戴笠说：“我的行李能不能找得回来，就看戴先生肯不肯帮忙呢。”
此后，杨惠敏就被监禁了。
（五）王通：原在东北做裁缝，经常有些俄籍人到他店里做衣服，他又会说俄
语。因此，就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
（六）郑老头：郑老头据说是蒋介石的亲哥哥。他是1944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
来的。初来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久又从河南乡间将他的老婆和一个16岁的女儿接来
同住。集中营对郑老头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
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给郑家的生活津贴，都叫我送去。
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头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
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
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认为老三既已发
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
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她们娘
儿俩也送来了。她还以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
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这一家三口，在集中营关了一年多，
又派人把他们送走，去处不详。
（七）周佛海一家：从周佛海公开当了汉奸以后，军统局的特务就把他的母亲、
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3 岁）从湖南接到集中营来关押。后来新屋建
成后，将他们全家搬进新屋，自开伙食，十分优待。特务们对周母都尊称为周老太
太，她年老多病，都是由重庆、贵阳等地特请中、西医为之诊治；病重时，即送贵
阳医院；死后，戴笠特由重庆赶到贵阳，披麻戴孝三叩首，痛哭流涕，充当孝子。
这是周佛海的岳母由贵阳参加丧葬后回来向我说的。
（八）黎洁霜、王振华全家：王振华原在重庆某学校教书，其未婚妻黎洁霜在
重庆女师读书，1940年，王振华以“托派”罪名被逮捕。黎洁霜在王被捕后，四处
打听，欲往探视，被军统特务查觉，将黎也逮捕。她被捕后，为了想与王相见，就
伪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与王结婚。到1946年由贵州集中营转押至重庆白公馆，两
人住到一处，生了两个孩子。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其长子3 岁，次儿尚在哺
乳，刽子手杨进兴将两个大人枪杀后，又将两个幼儿杀死。
数不尽的残杀和酷刑
军统特务，是残杀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他们杀人的方法很多，据我所听到
的就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假称释放，中途悄悄杀害。如像对共产党员张露萍等7 人，
就是以释放为名进行杀害的。事情是在1945年的夏季。一天雨后的上午，“义斋”
女管理员张家启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开释到重庆报到，并备有专车，马上就送他
们走。张露萍从张家启的面色上观察出情况不对，就马上梳头、整容，换上一件浅
咖啡色的薄呢连衣裙，从容走出“义斋”，到会计室办理领取自己财物的手续。她
取出红宝石戒指，自己戴上，由小皮箱内取出一个打火机给我，并说：“这个打火
机送给你留作纪念，它对你还有用。”小皮箱关好后，她拒绝带走，她说：“这个
皮箱对我是不需要了。”就走出会计室，我和黎洁霜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送出来，当
时，我们不知她此去生死如何，心中是十分紧张的。走到院中停放的大卡车旁，她
叫黎洁霜把口红拿来，就对我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接过来替她擦口红，手有些抖，擦不上去。她还很安详地安慰我说：“你不要难
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话说完，其余6 个男的都带
着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他们上了车就开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出来站在坝子里看着，
大家都默无一语，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去的命运如何。
当天傍晚时分，车子回来了，一群刽子手也都回来了。这个情况，显然不是去
重庆，证明他们7 个人已被杀害。但当时是严守秘密的，谁也不敢探问或谈论此事。
直到1946年春季清明节日，我们到阳朗公墓时，才看到他们冢边所插木牌上的姓名。
这时，刽子手荣为箴才说出那时的情况。荣为箴当时是汽车押运员。刽子手是李巡
官带领武装警卫6 人，事先分工，各管一人。车开至息烽县附近松林坡仓库马路上，
车停下来，伪称要在仓库加油，并进午餐，叫他们7 人下车休息。他们下车后，向
仓库走去，正迈步踏上仓库门口石级时，由李巡官首先开枪，其余6 个警卫也都随
之开枪，对准预先安排好的对象。这7 个刽子手各放一枪，都回头走了。荣为箴站
在车旁看到，他们7 人应声倒下去后，有的还在翻身挣扎，有的在瞪眼观看，荣为
箴即赶上前去，拔出枪来，每人身上各补一枪。他说，他看张露萍死后，齿咬辫梢，
满脸气愤痛恨之色。
一种办法是，伪造“空袭警报”。因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空袭警报时，
“修养人”就被带出躲避，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伪造空袭警报，忽然间打锣鼓，放
警报，各斋房的“修养人”分别由看守员带领到各山坡或坟堆处躲藏，远近皆有。
刽子手们就将其谋杀的对象带到稍远的山拗中，出其不意，开枪击毙。因此，每放
空袭警报时，个个心中紧张，此去生死莫卜。
再一种办法，叫做“拔草”。即在天晴之日，突然命令“修养人”外出拔草。
本来“修养人”长期监禁牢室，能有外出活动活动的机会，是令人高兴的事。被指
定去拔草的人，由看守员带到附近山坳处拔草，三三两两分在各处。正当拔草之际，
由事先安排好的刽子手突然开枪击倒预谋杀害的对象。因此，大家一听说要“拔草”，
人人心中紧张，不知又有几人死于非命。
他们的杀人手段，使用一两次后，即行改变，使人不能事先测知。被捕的人们，
从关押之日起，就时刻被死神威胁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就结束了
自己的一生。
在绑架逮捕方面也都是采取诈骗手段：如事先探明被捕人的亲友姓名住址，假
借亲友约会进行绑架；或以请客为名从事绑架。黄显声将军在汉口被逮捕时，即以
陈诚出名的请客帖子邀请赴宴，黄信以为真，前往赴约时被捕。
对其内部所谓违纪军统分子的逮捕，也采取各种诈骗手法。如在1944年时，有
一次来了两个人，到集中营后同被关押。此二人均为军统分子，同在昆明工作，两
人各接到密令。给甲的密令，是令甲秘密押解乙到贵州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
；给乙的密令，叫乙秘密监视甲，解到贵州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不准使对
方发觉，并各发手枪一枝。此二人各得密令后，就互相暗中监视，兢兢业业，寸步
不离，同往贵州；到集中营后，分别拿出密令。及双双缴了枪被关押到监房后，二
人才恍然大悟。早知如此，在途中尽可互相说通，相约逃跑了。
使用酷刑，在集中营更是家常便饭。1943年时，男“修养人”李超民（即李任
夫）与女“修养人”张露萍（共产党员）相互恋爱，秘密通信。张能诗善文，擅长
话剧和球类运动，被囚人集中营时，即为周养浩所垂涎，多方设计，意欲染指，曾
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