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山由香港来上海结婚时，曾带来一张文件（原文）照片的底片。据李天山说，
底片是卢广声提供的，内容是沈钧儒、章伯钧两人联名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这张
底片卢广声是怎么得来的，我没有问李天山，想必是卢广声通过民主同盟内部关系
搞来的。此底片后来由上海站转送保密局了。
除了通过卢广声搜集民主同盟的情报外，上海站还通过直属通讯员罗宝去香港
搜集过民革的情报。罗宝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和戴笠是同期同学，很早就参加
了军统特务组织。罗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在桂系军队中当过师长（罗自称），和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李品仙等均有关系。1948年，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毛
人凤四处寻求李宗仁的关系。是年秋天，毛人凤从南京来上海，得悉罗宝与李宗仁
有关系，便叫刘方雄打电话通知我带罗宝去陕西南路3 号刘方雄家见他。我便带了
罗宝去刘家见毛人风。到了刘家，毛人风接见了我和罗宝，刘方雄也在座。毛人凤
对罗宝慰勉了一番，并要他对桂系方面多联络，好好工作。早两天，罗宝曾对我说
过，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从香港写信给他，要他去香港，我认为这是一个到香港搜集
民革情况的好机会。所以，当毛人凤与罗宝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就把李济深写
信要罗宝去香港的事情向毛人凤汇报了一下。毛人凤当即同意罗宝去香港，并要刘
方雄发给罗宝500 元金圆券作为活动经费。过了几天，毛人凤回南京去后，还寄来
保密局聘罗宝为设计委员的聘书。刘方雄把聘书连同sop 元金圆券交由我一并给了
罗宝。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罗宝动身去香港。罗宝抵达香港后，曾写信告诉我已安
抵香港。约过了一个多月，罗宝回到了上海。他对我说，此行没有见到李济深，只
见到李的一个亲信，因而没有搜集到什么重要情报，只得到民革在香港发展组织的
一般情报。罗宝所得到的民革方面的情报，由我编审后报送了保密局。
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
1947年3 月前后，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上海，指示上海站站长王新衡以不定期
的聚餐方式，召集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和解决与各单位有关
的问题，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
按照郑介民的指示，王新街每隔半月或一个月召集一次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
负责人会议，定名为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参加“会报”的各单位负责人有
：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副站长刘方雄和我，秘书李天山；淞沪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处长陶一珊；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上海铁路局警务处处长王兆槐；东方
经济研究所主任邓葆光；善后救济总署总务处处长华高经，汽车管理处处长余乐醒、
苏强（振通）；招商局警卫组组长石仁宠；物资供应局警卫组组长徐风；新中国社
会建设事业协会负责人；保密局国际站站长郑庭显，保密局南市看守所所长毛继和
；肇和中学校长关思敏（素质）等。“会报”会议大都由王新衡主持，有时由陶一
珊主持；李天山充任“会报”的秘书。“会报”开会地点在淮海中路1414号楼下
（楼上是我和后来的湘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的住宅）。每次“会报”所
讨论的均为各单位共同有关的问题。
在1947年8 月左右，保密局发给“会报”一个命令，要上海各公开单位各成立
一个情报组，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工作。在王新衡主持下，“会
报”讨论决定在各公开单位内各成立一个情报组，定名为公组，以各单位负责人为
组长。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公组成立时，我曾代表上海站去参加成立会议并讲了话。
各单位的公组成立后，均与上海站密切联系，陆续不断地送来各种情报。各公组送
来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情报，都由我编审报往保密局。
差不多同时，保密局又发了一个命令给“会报”，要“会报”组织一个特别侦
防组，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侦防。“会报”在王新衡主持下，讨论决定成
立特侦组，并推定陶一珊为组长，我为副组长，另以湘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科长罗
静芳为秘书。这次“会报”会议后，我曾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找陶一珊，商量
特侦组的成立问题，一直没有落实，该组亦未正式成立。
1947年，王新衡因为当选为立法委员便辞去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处长的职务，“会报”因无人主持而自行解体。
策划逮捕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
1947年8 月前后，中共驻善后救济总署代表林枫从上海坐飞机撤往解放区。保
密局上海站本想在机场扣捕林枫，但林在抵达机场后突然失踪。上海站派情报员四
处寻觅林枫的下落。其时，上海站第四情报组组长肖波夫得到本组运用员张彬的情
报，说从中共内部得悉林枫仍在上海，经常到北京路泥城桥中法大楼办公，张彬本
人愿意引领逮捕林枫。我得到肖波夫的报告后，认为这是个大案件，又向王新衡作
了报告。王新衡指示我去和陶一珊会商，以保密局所属上海各单位会报的特侦组名
义办理此案。我赶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陶一珊家里，把林枫案告诉了他。陶说，
特侦组尚未正式成立，此案既是上海站得到的情报，还是由上海站办理为好。于是
我带回此案，亲自布置办理。我派上海站侦防组组长钱步新率领行动人员在北京路
泥城桥通商旅馆开一间房间守候；另派肖波夫在通商旅馆隔壁的一家旅馆开一间房
间，作为与张彬联络的地点，只待张彬的消息一到，即由肖波夫通知钱步新带领行
动人员前去逮捕。后来张彬来肖波夫处对肖说，他没有和中共内线联络上，因此线
索断了。我得报后，知道已逮捕不到林枫，就把特务人员撤回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上海党政军联席会报。“联席会报”
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后为陈良）、淞沪警备司
令宣铁吾（后为陈大庆）等负责主持。1949年1 月，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
“联席会报”即由汤主持。参加“联席会报”的机关计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
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
三青团上海市分团、上海市工福会等。在“联席会报”下面设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
专门负责指挥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参加行动委员会的单位有：淞沪警备司令
部稽查处、上海市警察局、保密局上海站、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工福会和三
青团上海分团等。“联席会报”成立后，曾先后主持镇压了1948年2 月的申新九厂
（今上海国棉二十二厂）和4 月的电力公司工潮，8 月的上海学潮；主持了1949年
4 月的大逮捕；并策划了“保卫大上海”的计划。下面分述一下镇压上海电力公司
工潮事件、解放前夕的上海大逮捕和“联席会报”是如何商谋死守上海、抗拒解放
的。
镇压上海电力公司工潮
1948年4 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摧残工人运动，指使特务把铁屑放人上海
电力公司的发电机油管内，然后捏控是王孝和等人所为，妄图以此来诬蔑工人运动
和打击共产党的威信，迫害上海电力公司职工。所谓上电工人破坏机器事件发生后，
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行动委员会曾召集了几次会议，策划迫害上海电力公司职工。
第一次会议是由刘方雄代表保密局上海站去参加的，内容是要各单位开具工人
的黑名单，为镇压作好准备。第二次会议，刘方雄要我去参加。赴会前，刘方雄把
上海站根据平日所得的情报材料编造的工人黑名单（约有20余人）交给我。我便带
着这份黑名单去保阳路上海市工福会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上海工福会头子陆京
士召集的。参加会议的除陆京士和我外，还有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副处长陈庆斋，上
海市警察局刑事处科长章承祖，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主任路鹏，水上稽查大
队长冯仲达，上海市政府视察室视察了念之，三青团上海市分团负责人等。会议一
开始，陆京士就拿出一份工福会编造的黑名单放在桌上，我和陈庆斋也把带来的黑
名单交给陆京士。会议先由三青团上海市分团的两人报告上海电力公司风潮的情况。
他们讲的大致内容是，诬告上海电力公司的破坏事件是共产党鼓动起来的，工厂的
机器是被工人放进铁屑而遭致破坏的，主张严厉加以镇压。他们两人报告完毕，陆
京士便在工福会编造的名单中提出几个工人，说他们是工潮的为首人，都是共产党，
要会议通过并报请“联席会报”准予逮捕。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
处和上海市警察局担负逮捕行动的任务，由各单位派人配合行动。
4 月21日，由陆京士亲自指挥，调动军警和特务，根据黑名单逮捕了共产党员
王孝和等十几个工人。
密谋“保卫大上海”
1949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来上海，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复兴路口的一
座花园洋房内先后三次召集“联席会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方治、吴国恢、陈
大庆、上海市社会局长曹沛滋、上海两路局代理局长兼警务处长王兆槐、上海市招
商局总经理徐学禹、三青团上海市分团负责人曹俊、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和其
他机关及国民党军上海驻军代表共约20人。这几次会议都是为了防守上海准备作战
而举行的。汤恩伯在这几次会上都讲了话，要各单位同心协力，为保卫大上海作好
军事部署，抵御解放军的进攻。这几次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
方面：（1 ）筹集经费和建筑材料，在上海周围建造碉堡等防御工事，作好防守准
备；（2 ）准备储存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以便久守；（3 ）砍去上海郊区外围树
木，以利作战；（4 ）调集足够的车辆和船只，维持交通运输；（5 ）尽力维护社
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序，支援前线作战，等等。
解放前夕的上海大逮捕
1949年4 月下旬，上海市党政军联席会报行动委员会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举行会
议。会议由陈大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上海
市警察局刑事处处长姚恺如，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曹沛滋，王方南，三青团上海市分
团负责人曹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守备司令部（即交通警察总局）、上海两
路局警务处、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上海市工福会等单位也派人参加了会议。陈大庆
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已告破裂，共军已渡过了长江，上海
进入战时状态。为了稳定后方秩序，以利前线作战，要进行一次全市大逮捕。由淞
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指挥行动，各单位提供逮捕对象名单，派人参加配合行动。
他讲完后，姚恺如表示意见，主张这次逮捕的人一律要杀掉，一个也不要放。他说
完后，与会者未表示异议，会议也就散了。
我回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后，吩咐上海站档案股股长戴声洪就平日所登记的材
料（均为不能编作情报的片断消息材料），编造了一份约40人的黑名单，送往淞沪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份名单中，除一部分为工人外，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不过是
些思想进步或有共产党嫌疑的青年。此外，我还派上海站侦防组长钱步新率领行动
人员刘葆珊等去稽查处参加大逮捕行动。
后来据钱步新报告，4 月26日清晨，陈大庆下令调动警备部队、稽查大队、警
察和交通警察总队在全市进行大逮捕。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市工福会也派了行
动人员参加了这次大逮捕。逮捕了乔利江等6 名学生，送往达仁中学关押。在这次
大逮捕中，被捕学生有300 多人，后来都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处置。
上涂站的潜伏布置
上海站的潜伏布置是在1949年1 月初的一次工作会议后开始的。这次上海站工
作会议是在陕西南路3 号刘方雄家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均为上海站的主要成员，
会议由刘方雄主持。他在作了工作报告之后，提出了应变的问题。刘说，现在形势
发生了变化，上海将来也须放弃。为了应付事变，上海站准备到必要时撤往台湾，
但须留下少数人员潜伏在上海，待上海失守后继续进行搜集情报等活动。潜伏人员
以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有相当的公开职
业掩护而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而能开展活动等条件为标准。此项潜伏布置现
在就要开始部署进行。在这次会议前，刘方雄从未同我谈起过布置潜伏人员的事，
这次会上他提出这个问题，依我推想，大概是他得到了毛人凤的指示或同意。
从这次会议后，上海站便开始进行潜伏布置，最初由刘方雄和我负责。原拟在
上海站原有人员之外物色新人，但一时难于找到合适的人员，只得在上海站原有人
员当中挑选人担任此项潜伏任务。
正当上海站潜伏布置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
总统。李宗仁一上台，不但对保密局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加以限制，而且还要接收保
密局。保密局为了应付李宗仁的接收，调拨了不到100 人组成假保密局（由副局长
徐志道为局长）随同李宗仁的总统府撤往广州，其余局本部人员由毛人凤率领从南
京撤来上海。上海站亦根据毛人风的指示，把上海站划分为两个站。以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办公点为第一站，由我任第一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长；另在南华新村
对号成立第二站，由王仲青任第二站站长（此时，刘方雄奉毛人凤之命，离职去做
生意，以筹集真保密局活动经费，解决因李宗仁的限制而造成的经费困难）。上海
站一些有情报关系的情报员如情报一组。二组、三组和五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