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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时间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里，新党集团发现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觉之中，都是按着官场的规矩办嘛，也没什么感觉，怎么就掉进了司马光的陷阱里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号为“元祐”。开门第一件事，旧党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确。这位一直走位飘忽，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的顶级大佬，突然间焦头烂额，怎么也没有想到，毫无征兆的，他居然大祸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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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是有些预感的，也做了些努力来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问题上，在邢恕的鼓动下，他别了高太后的苗头。这实在很不妙，可是无论在谁的心里，也没把这事看太重。
因为宋朝太宽松了，别说稍微抢抢风头，就是当面让皇帝难堪，也没见有啥后果。只是事情总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奇迹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确拿到了这个历史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是他在宋史里排名超级靠前的资本，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人生落幕的过程，是之后新旧两党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谁更狠的开端。
一个要命的借口。
事情从宋神宗的丧事开始。其实山陵使这个职务是不难当的，首先它是个暂时性工作，从出殡到入墓，这个过程只要顺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于危险，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惯例上这个职务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担当，而且丧事结束，该首相按例就要辞职。所以无论怎样说，有什么样的恩怨，这都是一个结束了。句号划完，人生归零，谁会去在乎、为难一个辞职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会轻轻地放他过去。毕竟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该敌人彻底倒台，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几脚泄愤，注意，也千万别踩。第一坏了自己的名头；第二小心报应。谁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这时落井下石，当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马上退休的首相，这种双重保险下，蔡确还是出了事。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抓住了他三大错处。
1，身为山陵使，应该率领群臣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们全在，唯独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2，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可是他一会儿向前狂奔数十里，一会儿再向后狂跑数十里，中间还消失过一段时间，不知去了哪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3，神宗安葬后一个多月了，他还是不辞职。不说首相之职不辞，就连山陵使的职务都一直挂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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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足以定出个大不敬的罪名。我们也要承认，这三条罪行真是不怎么光彩，太失职、太轻率、太不着调了！
只是历史上还有相对应的别的说法。蔡确守夜当晚失踪了，可小哲宗却有和他谈话的历史记录；出殡当天他没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骑马回城了，去干了什么呢？某些资料显示，他和高太后有过交流；至于说啥都不辞职，看着是恋权不放，格调不高。
可这是过年期间，放大假好吧。
总而言之，各说各的理。专注在蔡确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击，没有心理准备的。他心里一直很有底，因为之前他曾经补救过。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议，给高遵裕复职。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娘家人，在5路伐西夏之战中，他像一个西夏人的卧底一样把西北军团玩残疾，当然也相应地得到了一点点的处罚。他被降职了。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救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多么好的同志，想领导之所想，做领导心里的事。通常这样做了，哪怕先招来的是领导的呵斥，事后也会得到领导的欢心。
所以最开始时高太后冲着他怒吼时，他仍然不怎么害怕，尽管高太后吼得非常有水平，揭开了宋史里一些没人知道的细节内幕。比如说，当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当晚绕床叹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这条史料就是在这时公之于众的。
可是之后蔡确的心就沉了下去，因为高太后骂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态之后，并没有复高遵裕的官。这才是关键，说明了她一来不原谅高遵裕，二来绝不领蔡确的情。
她记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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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谁也不知道她记仇能记到什么程度。蔡确得用一生的代价去做支照明灯，照出她的真面目，给别人提个醒。
新年伊始，蔡确被罢免首相，贬职陈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了，从惯例上讲，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作人。蔡确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心里有失落也有些轻松，看结果，虽然丢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开了麻烦漩涡，很不错。
只是，这才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皇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里有好日子过。
强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这时旧党一片风光大好，司马光的节奏让新党瞬间失去了党魁，借这个威势，他终于对王安石新法里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
这三项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不刻地为宋朝担忧，加上15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15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但得势，对王安石新法的废除这样凶狠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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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5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5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5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5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5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5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5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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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趟这混水还有意义吗？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都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青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的风度。
以免让垂帘背后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
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惇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如此这般，章惇也倒台，被赶出京城。做完了这些之后，旧党内部都松了口气，觉得大局以定，可以轻松些过日子了。他们错了，事实马上会让他们清醒，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正面美誉的司马光党魁的真面目有多么的狰狞。
别说是敌人，就算是党内朋友，都被他气得发昏、吓得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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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被赶走之后，新法集团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一古脑的都被贬到外地。
旧党扬眉吐气，司马党魁威武！15年之后大振神威，把新党连根拔起，实在让人佩服。激动之余，他们不自觉地向司马光身边靠拢，认为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实在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分力来，让形势好上加好。
这些人的代表是苏轼、范纯仁、韩维。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位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
这种罕见的心灵源自于宋朝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家风。范仲淹一生从贫苦到大臣、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带来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住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全国。他司马光可好，5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燥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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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地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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