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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己及人。
这四个字说白了就是将心比心，把别人当自己一样对待。大家都是中国人，相信都认可这一条吧，这是传统美德，保持社会良知的标准。但到了程颐的手里，就出大事了。
他真的像要求自己一样去要求别人了。话说开封城里的六月天，热得跟印度的新德里一样，很多人或中署或伤风或腹泄，皇帝与民同乐，小哲宗也得了皮肤病。这实在太难受了，他是皇帝，只要出现必须全套穿戴，想想全身发痒，还罩着隆重的龙袍，这日子还能过吗？
哲宗请假了。
程颐接到消息之后很沉默，他没有带着教材回家，而是走出翰林院，到四处走了走，最后转到了议事大殿。他看到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忙碌中，像高太后了，宰相吕公著了，都在处理公事。见到了这一幕，程颐突然间愤怒了，而且瞬间达到了无法遏制的程度。
他走到了垂帘前，板起了脸问道，太皇太后，皇上病了您知道吗？
高氏很奇怪，我当然知道。
哦，你知道……既然皇上病了，太皇太后怎么能单独垂帘听政呢？
高滔滔一下子呆住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没法回答。不管她有多彪悍，怎样以母改子，以祖欺孙，她都不是宋朝的合法主人。所谓垂帘听政，帘后边必须是两个人，她的位置不许超过小皇帝的龙椅。
可是她愤怒，谁规定的理亏就不许生气？在她的心里，这是又跳出来一个挑衅的，程颐，亏你还是司马爱卿推荐的人，居然这样顶撞哀家！很好，看老身怎样虐待你……正在酝酿情绪，程颐已经调转了枪口。
宰相大人，对，说你呢，吕公著，别看别人，你知道你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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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公著有点懵，这里有我的事？
程颐冷冷地盯着他，你知道怎么当宰相吗，宰相手册读过没，皇上生病了没上朝，你知道不知道。不知，你失职；知道而不问候，是不忠。你自己说，你是失职呢，还是不忠？
吕公著不说话。
整个大殿没人能说出来什么话。
当天程颐威风凛凛地下殿走了，背后是一片哭笑不得的目光。这人不是热出病了吧，如果高太后要篡位了，像武则天一样杀子灭孙，那么这样搞很正常，大家都会为程颐欢呼鼓掌。真爷们，你有种。可是这时宋朝的天下很稳，哲宗根本没危险，你整得像政变一样，有必要吗？
高滔滔知道，至少是有必要往外踢人了。程颐被罢免帝师，降职成侍读，没几天又被贬出京城。圣人的京都生活结束了，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疑团，在学术界、政治界都惹起了经久不息的争论。比如说，他真的是推己及人吗？
他坚持真理，一丝不苟，于是也同样要求别人，这才符合他社会道德标杆的身份嘛。这是理学派系的看法。哪怕愚腐，但是可爱，一个拒绝腐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只是很奇怪，他在区别自己和文彦博之间的不同时，表现得很个人啊，他很清楚怎样给自己争地位，那时可看不出他和凡人有什么不同。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清贯穿宋朝，主导当时华人生活的理学的根本性质——说一套，做一套。对己宽，对人严，勇于对任何人批判，且批判时不管时间、场合、身份、地点。
在最后这一点上，不用到南宋，北宋这时程颐的学生就完全达标了。贾易，不久前他和朱光庭一起修理苏轼，在修理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得到了王岩叟等人的大力支持，尽管如此，还是失败了，苏轼躲在高太后的背后逍遥自在。
之后王岩叟一派突然撤退，程颐也被赶出京城，洛党的势力一下子崩盘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换谁都会低调做人了吧，比如朱光庭就闪了，可是贾易没有。
他死死地咬住了苏轼，由苏轼咬到苏辙，在二苏之外，重点的打击对象是御史台里的同事吕陶。怎么打击呢，就事论事太儿科了，他仔细地搜集了一下苏家兄弟身边的四川籍同僚，凑了些人数之后，归纳出一个响亮的名称——“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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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出现之后，吕陶立即落荒而逃。他主动辞去了言官职位，连京城都不呆了，申请调到外地工作。在他来想，这样他所谓的蜀党身份，连带着蜀党是不是存在都不言自明了吧。
怕了你，不玩了，我躲行不行？
贾易说，不行。你就是蜀党，哪怕到地方上当官，离着苏轼十万八千里，你也是蜀党！这时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欺负人也要有个限度。当朝资格最老的元老文彦博，首相吕公著，前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这三位最有号召力的人出面，劝贾易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
这样大的面子，换谁都能满足了吧。贾易不，他转身回家写奏章，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都是蜀党的幕后老大，就是他们在搅风搅雨，让宋朝不得安宁……
到了这步，大家都看清了，这就是传说中最无赖最凶残的招数——疯狗咬人。使出这一招的人，根本无视一切行为规范，想咬就咬，有咬无类。那么事情简单了，疯狗都得乱棍打死，贾易一个小小的言官，这样犯众怒，卡嚓了他不就得了？
郁闷的是，宋朝最大的这三位大佬，居然默默无声地退了回去，他们忍了。而所有的大臣们就像有了默契一样，谁都不再出面，随便贾易想怎样就怎样。
很奇怪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蜀党”这两个字上。
说实话，贾易真是很高明，他做了件划时代的事。在这之前，习惯上人们总说王安石的新法集团是新党，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是旧党。但这只是习惯上的，官方不认可，当事人也不认可。往前推几十年，庆历新政时也提出过结党问题，可争来争去都只是些名词解释。
什么是君子，谁又是小人。
就算吕陶为苏轼说话，提出了籍贯问题，也只是隐约地透露了点官场的潜规则——乡土社火。这是无可厚非的，谁的老乡谁不亲呢？可没想到贾易借题发挥，突然间提出了党派划分。
党派，是宋朝最忌讳的东西，谁沾上了边儿，谁就是自绝于人类社会。以范仲淹之贤、欧阳修之名、韩琦之威，也落得灰头土脸，何况是文彦博之流。
所以大家有多远躲多远，哪怕吃了亏惹了气，都拒绝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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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易爽了，他在开封城里达到了目空一切神阻杀神的境界，以一介言官做到这样，绝对是三百年宋史里独一无二的人物。
最后终于让终极大BOSS看不下去了，高滔滔，再这样下去，她都要失去优越感了！太皇太后亲自下令，命首相严惩，把他赶走。吕公著等的就是这句话，以党派为护身符，也只有皇权才能出面制裁。贾易被贬职，出任怀州。
截止到这里，看似高滔滔做了件大快人心的事，赶跑了疯狗，清理了官场。可是，这是她在元祐年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其危害性比废除宋神宗的新法还要严重。
换了法令，只是国家的利益受损。而党派之争，会让国家的基础垮台。官员们陷在派系争端的漩涡里，一天到晚提防着暗算，根本没心思也没精力去干本职工作。能在这样氛围里出头的，都是些害人的高手、搞事的精英，哪还会有正经工作者立足的余地？
而高滔滔在这时只看到了贾易本人的讨厌，以为把他打压下去就行了，根本没去想“蜀党”这个名称的危险性。不仅如此，从她后面的作为来看，她不仅不认为党派争执有什么不好，甚至鼓励这种现象，不遗余力地把朝臣们划分出了党派，亲自战斗在第一线，让暴风雨变成了龙卷风。
她实在是个有激情的女人～
回头说贾易，贬到外地之后，他咬人的境界再次提升。咬在当面算什么，远隔千里仍然入骨三分才是咬中的极品。苏轼真不知是前世做了什么坏事，这辈子惹到了这位老哥，他被一封封来自怀州的弹劾公文搞得焦头烂额。反驳吧，贾易求之不得，下一封弹劾信的理由有了；沉默吧，更让人抓狂，显得理亏是一回事，堂堂的苏东坡，当代文坛盟主，居然被人骂得低头不语，实在太憋屈了。
时间久了，苏轼筋疲力尽，放下了京城里的事业。说实话他被高太后感动了，一心想做点实事回报她的。可是挺不住了，他也要求外放，到地方上躲清静。
贾易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所谓的蜀党垮了，党魁离京出走。只是在成功之余，他也给自己和老师程颐争取到了一个名称——“洛党”。以君子甚至圣人的名义打击小人是别想了，下场比苏轼一伙还要惨，蜀党方面苏辙还在京城里，不久之后升到了宰执的位置，成为元祐名臣。洛党全体离京不说，还得罪了整个朝廷，直到北宋灭亡，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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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鱼都下线了，剩下的才是精英。在这期间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很安静，当然这只是假象，他们的属性是与众不同的，从宋帝国诞生时起，就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官场的统治地位。
他们被称为“朔党”。朔，泛指北方，具体些说的是黄河以北。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从秦、汉、隋、唐直到宋朝，都是士大夫阶层的老根据地。无数的官僚士绅组成了无边无际的关系网，牢牢地把持了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力。
直到王安石变法，格局才被打破。大批的南方籍官员北上，以王安石为中心，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李定等为骨干，在15年期间统治了宋朝的中心。
老实说，这是北方士族前所未有的耻辱和危机，千多年的垄断被打破，托拉斯帝国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他们和洛、蜀两党在本质上的区别。
洛、蜀两党想的是恩怨斗气，朔党要的是重返巅峰。
……巅峰，前党魁司马光的确把新党击败了，可是效果仅仅达到了削弱。他本人和王安石同年死亡，算是互相抵消；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李定等人仍然有很高的公职，新法运动只是两年前的事，民间官场的影响都在，这些加在一起，他们随时能卷土重来。
要怎样才能把他们制于死地，彻底根除呢？这个命题是很难的，可绝对是必要的。王岩叟和他们的同志们非常耐心的寻找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洛、蜀两党斗得水深火热时，机会终于来了。
历史性的机会由一个官场的异类创造。这位异类名叫吴处厚，出身是很正规的，考上来的进士，出名的方式却独一无二，和宋仁宗生不出儿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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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生不出儿子，在古代决不是医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人品道德问题。以此为准，像宋仁宗这样几十年生不出一个健康儿子的，那么道德上的力度就要加大。
吴处厚有本事把力度加大到穿越时空，从北宋一下子返回到春秋战国时。在那时地域最广大的国家——“晋国”，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的晋国还有没有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后来赵国的祖先，当时晋国的豪族赵氏被政敌屠岸贾陷害，满门抄斩。唯一的孤儿赵武在两位义士程婴、公孙杵臼的保护下活了下来，后来报仇雪恨，逐渐坐大，建立了赵国。
这件事很有名，在几千年里一直流传，在近代，衍化出了京剧里著名的一出戏——《赵氏孤儿》。在古代它更是教科书里必备的一章，它太符合儒家的“忠义”思想了。
很老旧的一件事，吴处厚给出了新解释。他认为程、公孙两人不仅仅是忠义的代表，更是爱护幼儿的典范，其巨大的爱心足以穿越千年保佑宋朝的皇子。为了让这两人开工，宋朝应该先有表示，给他们立庙，隆重地祭祀，之后就可以预备庆典，迎接仁宗的太子诞生了！
……仁宗很高兴，吴处厚有了前程。只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仁宗无论如何也没生出儿子来，吴处厚的前程也就连带着变得暗淡，在近20年的时光里他大概都用在和程婴、公孙杵臼讨论为什么没把爱婴行动没进行到底上了，他的官运一塌糊涂，直到神宗都去世了，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场小芝麻。
哲宗当上了皇帝，他人生的曙光终于再一次降临了，站在角落里仰望权力之巅，他突然看到了一位熟人，元祐元年时的次相蔡确。
蔡确……想当年他还跟我学过赋啊，我们有师生之谊！吴处厚喜从天降，第一时间给次相写信，深情追忆过去的时光，重温当年难忘的友谊，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请给我一个大官当当吧——————！！
等了很久，没有次相的回音。蔡确早就把他忘光了，就算是当年学赋时，也不过是文士间的探讨，还真把自己当成启蒙授业的恩师了？巨大的落差让吴处厚崩溃了，蔡确的形象变得恶毒，成了断送他升官发财美梦的最大罪魁，他恨他！
可是峰回路转，蔡次相拒绝他，王首相接纳了他。王珪保荐他当上了大理寺丞，他真的一步登天了。重新回到天堂，吴处厚满足了，他不再恨谁了，只要能一直保持这样，哪怕不再升了，也很好。但是命运再一次拐弯，这一次蔡确主动找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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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寺是宋朝的最高法院，理论上除了极少数的超特权阶级，比如皇室成员及近亲之外，全体国民的刑、民两法的审理都由它负责。
吴处厚在这个位置上感觉非常优越，官是人上之上，最高法院的院长是官上之官！翻一下以前的案例，有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在这里催眉折腰，他甚至可以幻想一下蔡确跪在他的办公桌前受审的快感。
可惜好梦不长久，很快他就知道了这个位子有多烫手。
一个案子发下来了，王安礼、舒亶互相指责对方贪污。手捧卷宗，刚开始时吴处厚没觉得心烦，首先这两人都是官员，王安礼是前首相、新党党魁王安石的弟弟。嗯，来头不小，可惜该弟弟和王安石不一样，投靠的是旧党。
吴处厚向四周望了望，元丰八年，还是新党的天下，那么简单了，舒亶是坚定的新党，不保他保谁？方向准确，正要操作，忽然传来了一张神圣的纸条。首相王珪指示，王安礼是好朋友，要关照他。
吴处厚心领神会，王珪是首相加恩相，他的话是最高指示，必须照办。可是紧急关头又被挡住，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