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完结)- 第295部分

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

连载（1546）

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只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

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

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

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启程。随州，在现在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平淡。

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

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就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

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陈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

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了上去。

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8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

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

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

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

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

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不是公务员吗，就有豁免权吗？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处，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是杀人利器了？

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

如此而已。

连载（1547）

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

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

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

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灵牙利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

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

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

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碟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

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儿片，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路途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

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

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

连载（1548）

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

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

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70，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

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

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尽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

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

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远，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

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

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

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止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

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

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它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

“道德苦旅”。

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

连载（1549）

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族，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

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

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

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飘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

令苏轼到昌化军去报到。

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偶，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

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

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

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

出乎意料的人，苏轼一路上读笑风声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是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待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止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

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

他在静静地渡过这度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

连载（1550）

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是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误，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

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

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

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

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

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

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

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生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

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漩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

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的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

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7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再盼望再回什么朝廷。

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

连载（1551）

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

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

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

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

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的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

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的降临到苏轼身上。

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他走到哪儿都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

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呆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

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

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

连载（1552）

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