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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是李国杰拨让张延龄的江安号引起，李国杰同样也得罪了杜月笙和张啸林。
除掉了赵铁桥，李国杰按约将江安号海轮拨给王亚樵后，认为轮船接收上的黑道纠纷与他无关，他现在要得到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职位。1932年春，招商局总办改称总经理。机会不久来了，招商局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而当时交通部长由行政院副院长陈枢铭兼任，这个陈枢铭正好跟其本家弟兄李国凤是患难之交！
在李国凤的活动下，陈枢铭终于同意轮船招商局总经理由董事长李国杰兼任。
李国杰夙愿得偿。为感谢李国凤，他将轮船招商局上海闸北货栈交给李国凤的女婿掌管，并分给一艘航行上海至天津的大海轮。
掌握上海轮船招商局大权之后，志得意满的李国杰没有去考虑怎样去经营这个他爷爷呕心沥血培植出来的大型民族企业，而是认为现在这个财源滚滚的大金山在自己手上，可以尽情享受了。他对招商局业务基本不闻不问，精力全在酒池肉林地大肆挥霍。
在李国杰1924年任董事长之时，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业绩已经在走下坡路，现在李国杰如此铺张浪费，疏于治理，更是内部腐败成风，对外负债累累，历年沉积欠款高达2000多万元，仅欠英资汇丰银行就达50万两白银，加上利息一共60万两！李国杰平时沉迷挥霍享受，一律不放在心上，直到汇丰银行发现轮船招商局夕阳西下，这些大额贷款风险太大，把招商局告上法庭索款。
英国公廨判决：上海轮船招商局必须在60天内偿还汇丰银行白银60万两。
李国杰这才如大梦初醒，天天到处东挪西借，焦头烂额。每天要还一万两银子巨债，这岂是他这个不事经营之人能做到？招商局瘦死的骆驼骨架大，全部资产价值还有7000万，但这7000万都是不动产，营业收入只够日常开支，哪里拿得出钱来还贷？他爷爷李鸿章为政治赔款伤透脑筋，现在他又为商业债务一筹莫展。
度日如年中，部下献计：招商局属下的码头，是外国人一直垂涎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值一二百万；这些码头都做了贷款抵押，不如索性卖掉几个，比如五号码头，是借20万两银子时抵押给了美资大莱银行的，这个码头可卖100万两，还掉大莱银行的20万，再还掉汇丰银行的60万，剩下的钱还能添购两艘海轮呢！
走投无路的李国杰对这个主意怦然心动。但航业现在是国有的，码头更是国家资产和土地，要出卖给外国，这事招商局可不敢做主。李国杰咬咬牙，决心打通交通部这一关。
在任上把老字号的赢利企业轮船招商局弄成了这样个烂摊子，李国杰当然不能正大光明地呈文说入不敷出、资金困难，所以要卖码头给外国救急；再说，码头为国有土地和资产，出卖给外国，政府也不会轻易允许。他只能私下贿赂交通部官员以获批准。
李国杰先买通交通部参议黄居素和航政司司长蔡培，向他们交底，请他们帮忙。出卖码头给外国，本有些离谱，报到交通部高层之前就被有关司局斥回，是完全可能的。但黄、蔡预料必有重金好处，就为他扫清了道路，把呈文报到了交通部次长陈孚木手上。
出卖码头和仓库是一出好戏，在这出戏中演出的没一个好人，人人盘算私利，互相勾心斗角。最后一败涂地、罪责加身的，只有李国杰。
三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和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枢铭是广东老乡。1932年8月，陈枢铭失势，出国“考察”，交通部长其时由内政部长黄绍竑兼任。陈孚木觉得自己也前途已尽，时刻考虑的是怎样大捞一把以便去职之后还有退路。李国杰要出卖码头给外国的呈文一拿到手上，他眯起了眼睛，觉得大好机会来了。
在此前，那个航政司司长蔡培和参议黄居素已经在这笔生意上挖下一笔。蔡培看到黄居素递来的李国杰呈文上写卖码头可得款100万两白银，就对黄居素说：“何必说100万两银子呢，100万元不行吗？”黄居素立即心领神会——100万两银子相当于128万元，这样一报，就多出了28万元不在出卖收益内，可以私分。于是黄居素授意李国杰，叫他重写呈文为“100万元现钞”。
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李国杰当然同意，立即改动呈文。这笔瞒报的钱由陈孚木、蔡培、黄居素和李国杰均分。到该年10月，出卖码头和仓库办妥，黄居素首先提去了属于他的7万元。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的胃口可绝不只在这区区7万元。他始终对李国杰出卖码头未置可否，交易进行中既不制止也不说同意。李国杰一直把他的态度理解为默许。到了出卖交易刚办妥时，陈孚木以官方身份电话通知李国杰：速汇70万元给部里，作购买交通器材之用，一星期后归还。李国杰虽然觉得这个数目实在太大，但转念一想，刚刚卖得一笔大钱的时候陈次长就来公务借款，这不正是他和交通部对出卖码头的认可吗？本来他对陈孚木始终不表明态还感到心里发虚，这下顿时踏实了，于是立即将钱汇出。
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孚木收到70万元支票，马上化名将这笔巨款存入外国银行，然后弃官乘船跑到澳门定居，开了一个大赌场，惬意地做起了富豪大老板！
发觉上当的李国杰目瞪口呆。他无法就此事上告，因为出卖码头是行贿陈孚木才办成。现在他只有吃个哑巴亏，把此事捂住，再自己想法把这70万元的亏空填起来。
然而，这个漏子捅大了。他得罪过的杜月笙和张啸林立即知道李国杰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二人马上上庐山向蒋介石告发。
赵铁桥被暗杀之时，蒋介石和戴笠知道和李国杰有关，但没有证据，只好放过；现在听到杜、张二人关于李国杰勾结贪官陈孚木盗卖国有码头之事的报告，正好新账老账一起算，立即派宋子文和朱家骅前往上海查办。
本来靠出卖码头，李国杰已基本缓过气来。在汇丰银行逼债期间，他象热锅上蚂蚁一样四处挪借，曾向一个姓王的前清长芦盐运使借钱，豪富的王某一次借给李国杰10万两白银，让他感激不已。现在卖码头拿到了一大笔钱，李国杰准备还王某的账，结果王某说：我受先中堂厚恩，无以为报，此银两算是一点补偿。李国杰更加感激涕零，要和人家结成异姓兄弟，却被王某婉言谢绝。王某很了解这位侯爷跟他爷爷李鸿章的天上地下，私下说：李文忠无后。
李国杰还没把银子捂热，来查办他的宋子文和朱家骅就到了上海，电话通知他到宋子文私宅谈话。李国杰知道不妙，先派秘书杨天囚去探听虚实。一见来的是杨天囚，宋子文劈头就说：“你来干什么？请李总经理来，这件事非他亲自来不可，任何人也代表不了的！”
这本是凶险之兆，可这个杨天囚不知怎么回事，回到李国杰处兴奋地说：“一点啥也没有，宋院长非常客气，不过他说这事谁也代表不了。照我的看法，宋和朱都没有什么恶意，我看总经理是可以去的。”
李国杰松了口气，按杨天囚的话去了宋子文处。一进门，李国杰魂飞魄散，他看到的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场面：宋子文、朱家骅、蔡培、杜月笙、张啸林、美国大莱银行代表及门外大队的巡捕。
李国杰不肯认栽，他声言出卖码头得到了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同意，他做为下级，是请示获准后再实行的。
可在他的呈文上，陈孚木等交通部官员根本没有签署任何意见。
同伙的航政司司长蔡培，在陈孚木携款逃往澳门时已知不妙，属于他的那个7万元他根本没有提取，现在反而参与了对他的审问。宋子文问五号码头的售价是多少，李国杰说100万两白银，蔡培大喝一声：“你放屁！呈文上明明写的是100万元！”李国杰目瞪口呆，半天不知怎么回应。
审结后，上海地方法院宣判：李国杰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和仓库权益、虚报价款、启蒙政府等罪名，判处徒刑8年，剥夺公民权10年。
律师曾为他辩护：出卖码头先写了呈文，也的确得到了上司交通部次长陈孚木的同意（虽无书面批署），不能算“擅自”；陈孚木以次长身份叫他汇款70万，他有服从义务，此事不应李国杰负责。
这些辩护在判决时都未予考虑，这么重的量刑，其实就是因为他勾结王亚樵暗杀了赵铁桥——几次刺杀蒋介石的王亚樵是老蒋的死敌，而赵铁桥生前又是蒋介石和戴笠的红人。
李鸿章的长孙，前清显赫一时的侯爷，一代名企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顷刻成了锒铛入狱的罪犯囚徒。
李国杰下狱后，上海轮船招商局重新成立管理机构，杜月笙任董事长，他的门徒刘鸿生任总经理，这家航运业巨头企业完全落入了杜月笙之手。
在狱中饱尝铁窗滋味的李国杰，一定在一次次想着他在前清的威风。如果还是大清国，谁能欺负到他侯爷头上？敢触犯他的人该会是何下场？跟祖父李鸿章一手能遮天的无限神力比，什么蒋介石宋子文戴笠杜月笙能算老几？
时转势移，荣辱判然。在民国能一家之下、万家之上的，早轮不到他李国杰。
爷爷李鸿章这棵已死去的大树还是根须繁密，尽管蒋介石和李氏家族从无关系，对李国杰尽可放手收拾，但还是有既感念李鸿章旧情、又能以面子压住蒋介石之人。
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北洋之虎”段祺瑞。
在袁世凯死后，国务总理段祺瑞逐步掌握了北洋政府全部军政大权。但在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段祺瑞的皖系失利，段祺瑞被逐出北京，避到天津吃斋念佛，等待东山再起；1924年，他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三角同盟”，在该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借助直系将领冯玉祥的突然倒戈，击败直系。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总执政”这个职务是鉴于“府院之争”的教训，把总统和总理职权并到一起而成。
在段祺瑞任总执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初，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班牙等7国公使，联合发出要求中国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的“八国通牒”；通牒发出后，3月18日，愤怒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北京各界2000多人来到执政府前请愿，要求驳回“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
执政府的人推说段祺瑞生病未来办公，人们不愿无果而返，于是请愿人群和层层围护着执政府的执政府卫队紧张对峙。忽然，卫队前排握棍士兵向两边闪开，后排持枪士兵蜂拥而上，向手无寸铁的人群疯狂射击，执政府前顿时血肉横飞，惨声入云！
在这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里，47名请愿者牺牲在执政府卫队枪棍下；借助鲁迅的不朽文字，后世广泛知名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另有150多人被打伤。
没有证据表明开枪是段祺瑞下的命令。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匆匆赶到现场，看着血泊中满地的年轻躯体，段祺瑞如遭电击，轰然一声，向死难者遗体长跪不起。
四
“三·一八”惨案促成了段祺瑞的垮台。下野后的段祺瑞终身食素以示忏悔，即便病中医生建议开荤以加强营养也不采纳。被称为“六不总理”的他因毕生“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下台后经济状况十分困窘，仆佣不断遣散不说，后来连每日菜谱段祺瑞也亲自过问，以压缩家庭开支。一帮老部下看到这个情况，时常来段宅义务洒扫。
日本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开始后，为未来傀儡政权物色到的头目正是段祺瑞。日本人对他极力拉拢，他不肯就范，又苦于无脱身之计。蒋介石深怕段祺瑞受到日本操纵，就通过段祺瑞之侄联系安排他离开华北；此时又传来日本即将劫持段祺瑞的消息，段祺瑞立即表态：“我老了，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随时可以就道。”
1933年元月21日凌晨，段祺瑞秘密离开天津，到达民国首都南京。蒋介石命令在南京的少将以上军官都必须过江迎接，他自己在下关码头迎侯。当白发苍苍的段祺瑞在大批民国将官的环拥下踏上江南岸，看着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北洋之虎”、有“三造共和”之誉的民国初年一大巨头、自己早年在保定讲武堂就读时的校长，蒋介石毕恭毕敬，带领迎接者肃立行礼。
段祺瑞的到来，使李国杰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因为他的爷爷于段祺瑞有恩。
段祺瑞1885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在一次操练中大出风头，让观操的李鸿章印象深刻。李鸿章继而得知，段祺瑞的祖父和叔族都是淮军将领，他是老部下的后人，就对其更为关注。招段祺瑞来考问时，段祺瑞对答如流，李鸿章大喜，称他：“熟知军事，俾其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才！”
1889年，清政府选派5人去德国学习军事。名单到了李鸿章手上，他发现是3个山东人和2个安徽人，就不大高兴，提笔划掉其中一人，添上了段祺瑞的名字。段祺瑞在德学习期间，他还两次亲笔写信给这个小老乡，勉励他“精学苦造”。
李鸿章对段祺瑞的恩情可想而知。就凭此，只要有可能，他也不能对李鸿章长孙李国杰的遭遇坐视不管；而段祺瑞与李家还有渊源：他的大女儿段式萱就嫁给了李鸿章之孙、李国杰的堂弟李国源！尽管此时段式萱已病故，李国源也另娶，但翁婿之情也还在。
对李国杰被重判入狱无可奈何的李家得知段祺瑞南下，蒋介石优礼接待，就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段祺瑞到达南京，李国源也赶往迎接；段祺瑞拜谒中山陵之时，李国源随身陪同，拜托营救李国杰之事。
段祺瑞便舍下老脸，在和蒋介石的一次谈话中说：“国杰的事，就看在中堂大人的面子上，算了吧！”
蒋介石厌憎李国杰，跟其祖父也无任何关系，死去已久的李鸿章在他这里没有任何“面子”；但是段祺瑞是其尊敬之人，又是他的老校长，段祺瑞的面子他不能驳。既然段祺瑞开口求情，不几天，蒋介石就把李国杰释放出狱。
逝世已32年的祖父李鸿章还在荫蔽着子孙。出狱时的李国杰是否在悲叹：在前清的显赫，是因为有祖父；在民国的落拓，是因为没有祖父；如今得以摆脱牢狱之灾，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