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数月，税收大增。面对日益丰盈的金库，卢汉建议为公务人员加薪一倍半，获得通过，于是皆大欢喜，云南统治集团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
1930年，卢汉率军开入广西，龙云任命陆崇仁为财政厅长。陆崇仁自此掌管云南财政十四年之久，被称为“理财高手”。他取消了名目繁多的税种；仅明令废除的就有六十四种，只保留了盐税、烟酒税、特种消费税、田赋、屠宰税、印花税、契税、特种营业税八种，税务秩序更加稳定。
金融状况也在好转。1932年，改组后的新富滇银行成立，收回销毁旧滇币五千二百七十万元，“同一货币制度，建立稳固的银储备，以使纸币获得民众的最大信任”，“云南的金融基础得以稳定。”
云南虽贫，却有一项独特“优势”：出产上等烟土。龙云尽管有禁毒想法，也不愿一上台正需要钱的时候，就来个禁烟禁毒自绝财源，于是他沿用“寓禁于征”的一贯政策，其实就是鼓励种鸦片，交钱给政府就可合法种鸦片。到1935年，云南鸦片种植面积统计为九十万亩，实则达到二百万亩，大量良田都开着鲜艳的罂粟花。仅这一年，云南输出鸦片总值二千万元国币。
龙云统治期间，对云南开展了大规模的田亩清帐，以开辟田赋。清帐前，云南田亩计算为九百万亩；清帐后，一跃达到二千八百多万亩。耕地税收入大量增加。
这一时期，云南的工矿实业也取得进步。个旧的锡矿资源十分有名，但过去炼锡技术水平低下，云锡运往香港卖给广商后再回炉提炼，故云南的锡矿生意吃亏很大。1929年开始，云锡开始精炼；1931年，开始直接销往伦敦市场；到1935年，云锡出口货值一千八百六十三万元。
龙云这样一番改革、整顿、治理，云南财政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1933年对外贸易开始出超，1935年，云南进口货值国币九百万元，出口货值二千零二十万元，这已是一个富裕地区的水平了；1936年，云南财政年收入总额二千八百万元，年支出二千三百万元，节余新滇币五百万元，财政相当宽裕。今天受到国家重点扶持的西部省份云南，也曾有过这样一个辉煌的时期。当然，云南经济发展的成果首先是由统治阶层和宫商享用的。在财税一路增长的同时，文武官员待遇大涨，但官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之事层出不穷。省会城市也掀起奢靡之风：1935年，人口仅十七万的昆明有绸缎业四十七家，中西百货业五十九家，糕饼业四十五家，酒席业二十九家，火腿白油业五十九家，肉案业一百家，钟表业十九家，西药化妆品业十八家，古董业四十四家，屏联业十七家。
相比之下，底层民众依然生活闲苦。农村因大量种植鸦片，使粮食缺乏，从越南进口的稻米农民往往无力购买，时常挣扎在饥饿线上；农民最主要的衣料来源棉纱、布匹等，因过境税和特种消费税的征收，价格昂贵，许多地区的农民鸠衣百结，世代相传。
工人的生活同样苦难深宽。在个旧的锡矿，最盛时有工人十四五万，“彼辈之生活及待遇，视牛马为弗如”。这些工人在黑暗的矿道中，负重五六十斤爬行，每日工作十小时以上，“满身黄泥，气喘疲困无人色”。他们的工资是每月五六元，“数十人住一房，异常狭隘污秽，工作之余，即被关闭于房内，恐其逃走。”这样的条件下，矿工的年死亡率达百分之五！
底层的辛劳造就了云南史上这一相对富裕发展的时期。龙云时代，云南的进步让全国刮目相看，甚至让民国最高领导人大感意外。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夫妇来云南考察。宋美龄在考察后写道：“昆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比，使人更舒服。”她还赞叹：“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
蒋介石也对龙云治滇成绩大加赞赏。他还说，云南“矿产丰富”，“气候条件良好”，“如果我们建设工业，应从云南入手。”
蒋介石还敏锐地注意到：“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闭结一致，是四川无法比的。”这让他称赞，又让他不安。
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云南，龙云精心经哲着他的小朝廷。这个边疆省份在他的治理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和自大。在他昆明五华山省政府的会客厅内，四面墙壁和椅披、椅靠，以及圈椅上的台帕都是用红缎子和黄缎子绣龙，象征他是龙王。省政府的出入证，按级别高低分为红、黄、蓝三色。戴红证的来府，哨兵大叫：“报告卫队长，将官入府！”这呼喊由大门到主席室，一路喊过去，大门口的卫兵司令，立即带兵出来整队敬礼；号兵吹响敬礼号。出来也如此。这些都表明，龙云把自己真正当成了“云南王”。
因为军力强大，兼治哲有绩；加上地处天高皇帝远的边疆，蒋介石忙于剿共；龙云的小朝廷一贯十分稳固。他名义上是民国的一个省主席；悬挂民国旗帜，奉蒋介石为元首，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
云南这个独立王国也有受到威胁的时候。1934年10月，红军向西长征，12月，蒋介石命龙云兼任“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希望他出力卖命。
龙云十分清楚，这是个紧要时刻：一则与红军作战会削弱实力，二则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人滇，蒋介石很可能趁此吃掉非嫡系的云南。于是他连连召开会议，最后制定了堵红军于省外的对策，让蒋介石没有派兵进云南的机会。然而1935年元月底和1936年2月，长征红军两过云南。龙云严令边境县县长御红军于省外，并处决数名做战不力的县长，这正好也可做忠于蒋介石的一个表态。对红军过境，龙云不愿与之战斗消耗，明令“追击”，实则“送行”，红军一出省界，他就长吁一口气。对中央军嫡系入滇，他不好硬拒，但坚决不允中央军进驻省府昆明。
这一次，龙云的小朝廷有惊无险。他化解了国共两边的威胁，没有像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军进入贵州才个把月，就夺去了他的职权，置贵州于蒋介石的举控之下，王家烈只好自请出国“考察”。
四
又一次考验来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芦沟桥事变十天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宣布奋起抵抗。他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月，各省军政长官齐集南京开会应变，龙云乘专机到达。在国共内争中，龙云尽量置身事外，以保存实力和维护他治下的云南相对独立地位；但在抗战问题上，虽然也时常有疑虑和防范；他的确做到了先国后己。蒋介石要求云南出两个军；龙云当场表态：“可以办到。但只能先出一个军，另一个军要看战争的情况再定。”蒋介石对此答复很高兴。两人在南京商谈中一致认为沿海地区难保，西南国际交通线必依赖西南。龙云提出赶修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直通印度洋，公路修筑由云南负担，中央补助；铁路修筑由中央负责，云南协助。蒋介石连声称好。
龙云一回云南，即召开军政人员会议通报情况，他说，“日本是真的干起来了”，“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要迅速充分准备”。
他按照承诺，回滇后即派卢汉率一个军出发抗日；1938年初，又派出孙渡率一个军出省。派出参加抗战的都是滇军精兵强将，他们转战千里，在台儿庄、禹王山等战役中浴血奋战，寸土不让，痛歼来寇，日本报纸惊呼：“遇到滇军这样猛烈冲锋，置生命于不顾，实为罕见。”
据统计，八年抗战，滇军经历各重大战役二十余个；伤亡官兵共计十余万人。云南地处大后方，龙云知道战事一开，云南必成重镇，粮食供应是头等大事，而云南素来稻米不能自给。早在1931年东北事变时，他就开始办理“积谷〃，也就是储备粮食，到1937年夏，积谷已有相当规模。
抗战中，云南境内大军云集，进人滇境的部队有第二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八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第六十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等十多个军，人数达数十万；另有美军及技术人员两万多人。同时，内地的机关、学校、工厂源源迁来；缅甸沦陷后，又有大批华侨回国。云南境内人口陡增一百多万，占原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由于龙云着手准备得早，粮食供应基本未出现危机。即便是消费力极强的美军，他们需要大量猪鸡之外，每天还要消耗六万多枚鸡蛋和百余条菜牛，在邻省四川、贵州的协助下，也基本供应充足。
多年之后，谈起积谷之功，龙云欣慰而自得。修通滇缅公路，是云南在抗战中为国家立下的又一大功。到20世纪30年代初，云南还没有一条通往外省的公路；到1937年，通往四川、贵州的滇东公路才通车。1937年8月20日，日本海军省宣布封锁中国沿海，防止其他国家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入境。1937年12月，至关重要的
滇缅公路动工修筑。
滇缅公路北起昆明，南至缅甸腊戌，全长一千一百四十六公里，其中中同境内九百五十九公里。在群山起伏、河流纵横的恶劣地理条件下，云南各族人民日夜奋战，平均每天出工十万人，有时达到二十万。他们自带干粮和工具，只靠手挖肩扛，使这条抗战生命线迅速向境外延伸。由于劳作艰苦，加之工地疫病流行，修路过程中民工伤亡上万。
短短八个月，1938年8月，滇缅公路中国段全线修通。仅下关到畹町的五百五十公里，就完成土方一千一百多万方，石方一百多万方；这一段有大桥五座，中桥二座，小桥二百三十六座，涵洞一千七百八十九个。
通车后国际对是否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通了滇缅公路将信将疑，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驻华大使詹森亲往考察。看着蜿蜓在险山恶水间、宽五到十米的泥结碎石公路，詹森感叹，这真是“世界之奇迹”，“可与巴拿马运河媲美〃。而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刊登报道和照片，称这条公路的修通“只有中同人可以做得到”。
得到詹森的汇报；美国政府决定，以后援华物资就从这条路输人。仅1941年；从滇缅公路运到中国的物资就达十三点二万吨；1942年初，缅甸沦陷前，又有囤积在缅甸的八万吨物资通过此路抢运到中国；中国入缅作战的十万远征军也从此路输出。
抗战中龙云不计代价，尽力而为，连出征滇军的费用，都由云南地方财政承担。他说：“滇军一枪一弹，都来自云南人民。”
五
龙云和蒋介石、地方和中央联手抗战之中，双方的摩擦和矛盾也在积累。抗战开始后，大批中央军进驻云南，疏散的中央机关也纷纷到云南设立机构，云南原来铁板一块、只服从于龙云的格局被打破了，尽管被委以“行营主任”的崇高职务，有调度云南境内所有军队的权限，但他对中央军丝毫指挥不动；龙云再已不是唯我独尊的这片红土地之王。
而龙云绝不甘心蒋介石借抗日之机把他的云南吃掉。他规定，不准中央宪兵在郊区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部队调动不准经过和驻扎昆明市区，防守司令部所属部队必须驻扎市区二十里外。这些规定，使凌驾于全国之上的蒋介石集团深感土皇帝的可恶。
在抗战中，龙蒋矛盾被对外战争暂时掩盖，但其间已屡有表现。1939年6月，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特务团就开始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搜集龙云集团的情报，包括龙云对中央的态度，云南现有兵力及布防，团长以上军官的姓名、年龄、出身、籍贯、主要经历和人事关系等。而早在1938年，军统就在云南派驻大量特务频繁活动，龙云恼火不已，要求蒋介石将其撤走；蒋介石当面否认，说绝无特务活动之事，暗中命戴笠收敛。
龙云感到危险，在动用自身力量之时，对反蒋民主运动有了好感。抗战期间，许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入滇，龙云与他们建立了密切关系，西南联大的教授随时可以和他见面交流。在反蒋自保的动机之外，龙云的政治思想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1943年，龙云轻车简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昭通，在家乡的群众大会上作《民为贵，君为轻》的演讲。他脱离讲稿，率性演讲两个多小时，问听讲群众：“为什么一提起蒋委员长，就要起立立正？”还问：“什么是民主？民主和独裁有什么区别？”极大猱撼了群众。这篇演讲还在《滇东日报》和《云南日报》昭通版上公开发表。
在家乡期间，他接受《滇东1=1报》负贲人黄济舟采访，又大力抨击蒋介石集团：“培育人才，特别是送留学生出国很重要。去年，我打算送一批学生出国留学，一切用费由我负担。哪知，从去年办出国护照到今年，都难以到手；而中央各部门的人，他们想送子女公费出国留学，护照都随时可办。我们自己出钱送学生培养却遭如此刁难！”
龙云对昆明的民主运动采取放任乃至支持态度。民主人士在昆明可以办杂志，出海报，作演讲，乃至游行示威。1944年五四前夕，中共地下组织以西南联大为主力，筹备大规模纪念活动。何应钦对龙云说：“只要牺牲几个警察，就可以把这些活动镇压下去。”意思是杀死几个警察栽赃学生，做为镇压由头。龙云轻轻一句：“这是小事情，就交给兄弟我处理吧。”结果，纪念五四运动的255演讲会、营火会和出墙报、游行，全在龙云的庇护下安全进行。
由于龙云对民主运动的支持保护，特务在昆明虽然暗中活动，但只敢搞搞情报，别处随时发生的抓捕、暗杀，在昆明一件也未发生；囚禁民主人士的监狱，也只设于敢庆和贵州，云南没有。因此，昆明是当时全闻民主氛围最浓厚的城市，被称为“民主堡垒”；昆明的公园到处是海报和演讲；被称为“中国的海德公园”。龙云对此颇为得意。
抗战逐渐走向胜利，龙云思索着中国、云南及他自己的前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