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龙云根本不到军事参议院就任，闭门独处。军参院高级将领来拜访，他拒不接见不说，就是蒋介石来看他，他也不但不出院门迎接，而且连房门也不出；蒋介石找话寒暄几句，无趣告辞，他也不挽留、相送。
到重庆后的龙云最爱看对蒋介石的抨击文章，时常向人推荐中共《新华曰报》和新华社消息，并极力抬高蒋介石对手。一议论时局，做为国民党高官的他却每次必说：“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以此泄愤。
名为军参院长，实为软禁。龙云不忘反蒋复仇，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卢汉身上。可自从他离滇以后，蒋介石对云南强力控制，继任省主席卢汉过去掌握十多万雄兵，现在连省政府卫队的兵都是蒋介石的，谈何为表哥龙云东山再起？
龙云离开云南后，“民主堡垒”昆明失去庇护，军警特务嚣张横行，接连发生“一二·一”惨案和李公朴、闻一多遇害血案；人们都说，如果龙云不走，这些都不会发生。听到这些消息，龙云感慨伤神，他说：“一些文人，能这样不畏强暴，舍生取义，很是难得！”并托人问候李、闻家属。
1946年，民国首都从重庆迁回南京。龙云结束了在重庆二百二十九天的单调无聊生活，被裹挟到南京。
在南京他的生活待遇极好，但遭受监视和软禁，心情苦闷。龙云为试探自己的自由度，提出到杭州观潮，蒋介石找借口不允；女儿龙闰璧赴美留学，龙云想到上海送行，居然也未如愿。在龙云住处南京中央路一百五十六号的隔壁和斜对门，都是特务耳目；而正对面，特务机关干脆开设一个商铺，日夜监视龙云行动。
好不容易解决了龙云，蒋介石严密防备其脱离控制、咸鱼翻身。1948年秋，中共开始发动三大战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集团开始安排退路，龙云的命运又到了转折点上。这一年，趁到南京开会的云南老部下来拜会，龙云找到机会，对老部下说：“独夫（指蒋介石）要解我去台湾！”一语说出，已失去自由整整三年的当年“云南王”声泪俱下。
经云南老部下缪云台秘密奔走联系，曾在云南和龙云并肩抗日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原司令、现任飞虎队航空公司总经理的陈纳德对龙云处境十分同情，答应帮助云龙出逃。
陈纳德分文不取，精心安排，1948年12月8日，龙云终于逃出南京，乘坐陈纳德提供的专机飞抵广州，并乘轮船于次日抵达香港！被软禁三年两个月零一天后，龙云获得了自由。
发现龙云逃脱，蒋介石大骂宪兵司令张镇是“饭桶”，数名直接负责监视龙云的“饭桶”被枪决。
到达香港后，香港各大报纸对这位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物来临表示极大关注，于第二天刊出“龙将军来港”的新闻。南京方面维护颜面，自欺欺人，于12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说龙云“因健康关系，须易地疗养，已奉准病假二月，于本月八日由京飞广州转香港就医”。
龙云住在浅水湾。为防国民党的追踪暗杀，他向港督府提出是来港“政治避难〃，港督府即为他提供了警卫保护。
终于获得自由之身的龙云，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居简出，开始活跃起来。他对蒋介石政权危在旦夕感到大快人心，先后派妻子顾映秋、三子龙绳曾回昆明活动，策动卢汉反蒋起义。
1949年8月13日，龙云在香港与其他四十三人发表联合声明，严斥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表示拥护中共，号召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员与蒋介石决裂。第二天，他满面春风接见记者，答问中透露云南起义在即。香港报纸立即以“龙云策动云南起义”的大字标题刊出。
蒋介石集团对龙云再也没有表面的温情脉脉。9月中旬，毛人风部署叶翔之等数名特务潜人香港，任务就是暗杀龙云。而在动手前一天，特务们的任务临时调整，把枪口对准了在香港的陆军大学前校长、前驻苏大使杨杰。9月18日，杨杰被暗杀。
案发后，在港英当局的严密搜捕下，叶翔之等再无机会对龙云下手，直接离港去了台湾。叶翔之说：“龙云运气真好！”龙云一生出生人死，这次又逃过一劫。
他最挂心的云南，虽经连连催促，卢汉却一直没有动静。到年底，有消息说；卢汉准备起义，但他要中共先给他一个指令，以表示是服从了中共。龙云急得连拍大腿，说：“卢永衡还是旧军官的脑筋！要先拿委状才能干么？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只要你干了，人家会承认你的！”
民国1949年12月9日夜，在中共建国已两个多月、国民党败局铁定的情况下，观望已久的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终于动手，他扣押在昆明的国民党各路军官和包括沈醉在内的特务头目十余人，在五华山了望台升起五星红旗，宣布云南起义，等待中共接收。
得知消息，龙云立即拍电报给在美国的四儿子龙绳文，电文就一句话：“卢汉10日转变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七
三十八年的民国覆亡，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对龙云恨之人骨的宿敌蒋介石垮台，龙云也像获得了新生，六十六岁的老人以极大毅力戒掉了几十年的鸦片烟瘾，急切期待北上，到中国的新都北京与他尊崇已久的中共领导人见面。
1950年1月3日，龙云从香港出发，当天抵达广州，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读书时的老同学叶剑英热情迎接；14日，抵达汉口，林彪隆重招待；1月18日，龙云专车抵达北京。
从此，龙云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等职务。
龙云心情舒畅的时间并不太长。到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早就有一肚皮话要说的龙云不与卢汉和张冲商量，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云南组大放一炮。他言辞锋利，直指三个问题：苏联对中国欺负太甚；云南税负和征收沉重；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为时过早。
这番话又给他带来了灾难。龙云受到蛮横批判，“挑拨中苏友好关系”，“煸动少数民族反党”等大帽子一顶顶压下来；“土皇帝”，“家天下”，“贩卖鸦片”等罪状在批判中反复使用。
这一年，他被划为“右派”。
1962年6月27日，七十八岁的龙云在北京病逝，一代传奇人物谢幕。他的讣告新华社推迟二天向海内外发布，为的是在发布讣告的同时，宣布为他摘去“右派”帽子。
龙云治丧委员会主任由陈毅担任，周恩来看望慰问了他的家属，称他一生有“反蒋，抗日，联共”三大功劳。
龙云的葬礼按家乡风俗举行，他的遗体嘴里放置了红枣，腰部裹着放了丝绵和红枣的红缎。遗体火化后，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黑道斯文：杜月笙文化行迹
杜月笙，旧上海黑社会大头目，1888年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浦东新区），1951年病卒于香港。自幼父母双亡，十四岁从家乡来到上海谋生，先在水果店当学徒，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因陈世昌的关系得以进入当时上海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公馆当差，因头脑灵活、办事精干而获得黄金荣赏识提携，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
他善于组织谋划，精于交际笼络，势力一天天与黄金荣持平。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在其直接部署实施的“四？一二”大屠杀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头戴“国民政府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的桂冠，又及时转向工商、金融业，黑白手段并用，积累起更为庞大的资本，在社会各阶层网罗大量徒众，于黑白两道都建立起空前的势力网络。
作为成员十万的上海黑社会组织首脑和纵横各界、呼风唤雨的“闻人”，杜月笙被称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
一
如此人物，叫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不是“文化行迹”，尽管杜月笙发迹后让他的手下喊他“杜先生”，而不是像黄金荣叫“黄老板”、张啸林叫“张大帅”。黑帮头目，最突出的性格肯定应该是心狠手辣、冷酷凶残。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杜月笙倒不一定是传说中的“杀人如麻”，但其卑劣凶狠行径必然少不了，且举几例。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清共”阴霾已临上海，杜月笙让管家万墨林向与其来往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他的“师叔”汪寿华下请帖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不顾罗亦农、顾顺章的劝阻，坚信“讲情面”的杜月笙不会做背信弃义、自坏名声的事，只带司机如约于当晚前往杜公馆，结果一进门就被杜月笙手下“四大金刚”毒打晕厥，然后塞入汽车，运至龙华活埋于枫林桥的荒野中，“四？一二”大屠杀拉开序幕。
——杜月笙风闻大房太太沈月英与其表哥有私，暗中摸清情况后，派人将其表哥劫至江湾荒郊，残忍地斩去四肢；沈月英从此被幽禁在家不得见人，直到其子结婚才被允许出来见新媳妇一面，四十八岁便孤郁而终。
——与杜月笙交好的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在上海结识一舞女，致其怀孕，宋子良给其银元两千，嘱其打胎；不料该舞女开口索要二十万，并要求宋子良负担她和她母亲下半生生活。宋子良玩一个舞女哪肯花如此代价，却又怕舞女大闹坏其颜面，便向杜月笙倾诉，杜月笙淡淡一笑。二日后，该舞女于夜间被人劫上汽车，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江心——黑社会术语叫“种荷花”。
……
他的文化程度原本极低，抗战中在重庆时，还有这么一件趣事。当时小学生里也组织了抗日救国团体，某次一小学生抗日团体发起向社会上名人募捐活动，学生代表、银行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来到杜月笙公馆，要他掏钱；杜月笙答应捐款，却说要等秘书回来才开支票；康国雄很奇怪，说您开一张不就完了吗？杜月笙却一定要等到秘书回来。等了很久，小康国雄急了，连连催促，杜月笙面红耳赤，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已经填好的支票交给他，打发他走了事。康国雄回家很不解地对父亲说，为什么杜先生一定要等秘书开支票呢？他父亲扑哧一笑，说：“你不知道他写不来字吗？”
二
然而杜月笙发迹后的确与文化界过从甚密，是“三大亨”中唯一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的人。他与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赞助文化事业还留下了不少掌故乃至佳话，比如优待其门徒中的记者、编辑，资助学者、诗人和名士，兴办学校和图书馆，培养子女向学向善，都给人以很深印象。解析杜月笙的文化事迹，对民国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和杜月笙本人可多一份了解。
杜月笙亲近文化界，首先肯定是出于现实利益，把他看成是一个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奇人”只能是一厢情愿。杜月笙对新闻界人士最舍得花钱，对投入他门下的记者、编辑，不但不收取他们的孝敬钱，反而每月予以优厚津贴。据说受津贴者如将此款存入银行，一年下来可买一辆汽车。杜月笙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达二百万银元之巨。
这笔钱可不是用来支持“神圣的新闻事业”的，有这层关系，上海的报纸就很难见到说杜月笙坏话的文章。《新闻报》资深编辑唐世昌某日见一头条新闻稿，内容是揭露杜月笙的犯罪行为，他立即抽走。此外，如果其他社会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见报，他们知道杜月笙在新闻界的能耐，便求到杜月笙处请求遮掩，遂愿后必然对杜月笙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杜月笙跟新闻界的结交及对其投入，为的就是控制媒体，操纵舆论，扩大声望和势力。
他与律师界的往来与之类似。当时著名的大律师秦联奎曾在杜月笙开办的赌场“消费”，结果连输四千大洋。秦悻悻离开时恰被杜月笙看见，杜月笙问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将这四千大洋托人如数奉还，并传话体贴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用心血、费口舌为生，没有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秦联奎自然十分感激，从此他经常到杜处询问是否有事需要“帮忙”，后成为杜的忠实法律顾问。
今天看这些事颇可玩味。杜月笙作为“上海最有势力的华人”（西方人语），不但需要亲自与记者、编辑、律师结交，还要供奉他们不菲的银钱，如果各家报馆都由市里一个“有关部门”管着，再有名的报纸也不过是体制内的一个“单位”，再有水平的记者、编辑也不过是一个按指示办事的“职工”，何需如此费力费钱？搞定他们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乃至更高官员，对杜月笙来说又有何难？至于律师，律师又不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人，笼络律师哪比得上直奔法院？可见，那个时候的事，跟今天有些不同。
三
除了维护和扩大实际利益，我们自然想到杜月笙结交文化界的另一目的是附庸风雅。杜月笙有钱有势，可是出身贫寒，读书很少，独缺风雅，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品位”，终究“上流”不起来。要真的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就必须让文化人看得起。杜月笙在这方面更是煞费苦心，最著名的是他和大学者章太炎的相识相交。
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章炳麟。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提章炳麟，我们面前就是一个身着和服、金刚怒目的革命家；而一提章太炎，似乎就是个身穿长衫、皓首穷经的老学究。
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治学，以语言学家、哲学家名满天下，但经济并不宽裕。其时章太炎的一个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名气再大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无奈之下章老先生只好卖把老脸，写信给上海头面人物杜月笙，请求帮忙。
杜月笙接信大喜，立即麻利地调动关系为章侄排难解纷，取得两边都满意的效果，然后亲自到苏州章太炎处“汇报”处理经过和结果。两人在章太炎书房相谈甚欢，临走杜月笙还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银庄庄票压在茶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