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第118部分

这里就要说说和杨广争夺太子位的杨勇。杨勇之所以最终被废，除了杨广会装外，其实他有两条犯了隋文帝杨坚夫妇的忌讳。第一是杨勇信佛，且喜好奢华，对于厉行节俭的隋文帝来说，这可以说是顶风作案。第二个忌讳，隋文帝本身就是一个性情内向阴沉之人，杨勇偏偏子不类父，性格率真且喜怒尽形于色，偶有争执，即容易和杨坚变脸，长此以往，父子关系日益冷淡。比如他曾在公元600年冬至接受百官朝贺，担心儿子抢班夺权的杨坚，心里犯了嘀咕。杨勇败亡的导火索，就是杨广就任扬州总管时，行前与独孤皇后辞行，母子涕泪交流，杨广更趁机说杨勇要害他，并散布谣言说杨勇的妃子是被杨勇毒死的。独孤皇后听后大怒说：“若此子登位，我儿恐无幸免。”至此杨勇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公元600年十月，杨坚正式下诏废杨勇太子位，改立杨广为太子。值得一提的是，杨广诬陷了杨勇这么多年，但一直到杨勇被废太子位，却无一言攻击弟弟杨广，史书上说杨勇“性宽厚”，诚非虚言。

隋王朝此时经过杨坚励精图治，已成盛世之相，最需要的就是一位守成之主，就如同汉高祖身后的文景二帝。而性格宽厚的杨勇，显然更符合这个条件的，无奈厚道人无好命，会装的杨广，继承了这笔遗产。

客观上说，杨广本人的能力，在当时也确实是杨坚5子中最出众的，有过战功，博学多才，且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更有一干重臣的拥戴，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他似乎都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那天下大乱的局面，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二】

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杨广即位，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

有关隋炀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恶行，史书上不胜枚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3条：开大运河，征高句丽，数度巡游。

而细观这3项恶行，却不难发现，尽管事情的最后结果是闹得民怨沸腾，天下大乱，但3件事情的发生，本身却都有各自的道理。

先说开凿大运河。其实从隋朝建国以后，开凿运河就是国家的一项战略重点。隋文帝在位的“开皇之治”时期，隋王朝就曾数次发动大规模的运河工程，在南方疏通了从建康到苏北的河道，在陕西疏通了渭水至长安的支流，甚至在甘肃河西地区，也曾多次修筑水利工程，河西地区在唐朝时期能够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州郡，底子就是隋朝时期打下来的。而说到大运河的开凿，早在隋文帝开皇十年，就有江南地方官请求开凿运河，以削减税粮运输成本。隋朝平定南陈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赋税激增，但是大量的赋税运送到北方，长途跋涉成本甚大，而按照隋朝的税法，百姓税粮的运送成本，即“损耗”，也是由百姓自身承担，在隋文帝时期，仅是江南地区的税粮，分摊到每个百姓身上，其要缴纳的“损耗”，竟然是赋税本身的9倍。而随着隋王朝不断拉拢突厥、吐谷浑等部族，赏赐日益增加，对于南方税粮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拓通南北交通要道，减少运输成本，成为自隋文帝时期开始持续10多年的呼声，在隋文帝在位的后10年，有关请求开凿运河的奏章，从中央到地方累积就有50多封，其中不乏高绍、杨素之类的重臣。可以说，在当时，开凿大运河，是一个举国上下的呼声，并非隋炀帝自己的心血来潮。

京杭大运河的整个施工设计，是由隋朝时期最著名的工程家宇文恺统筹规划的。宇文恺最初的计划，是以百姓分批服役的方式，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塘江5大河流，建立一条连接京杭的大运河。在宇文恺的最初设想里，这个浩大工程的每一个细节步骤，他都考虑得非常详细，比如他建议，不宜一次性调动太多民夫，而是由百姓分批分散服役，保证每年动用民夫总数不超过20万人，而且凡是参与劳役的民夫，都由国家出粮给予补贴。以当时隋王朝在南方的粮食储备，做到这一切是不困难的。宇文恺最早的工程设想，是计划11年全线贯通，但奏报送上去之后，隋炀帝却嫌慢，11年？1年他都等不及，最后颁布下来，大运河工程的期限，被缩短到了7年，而粮食补贴也一概不准，又要马跑又不让马吃草，才是隋炀帝本身的性格。

结果，从公元605年开始，大隋王朝调动民夫110万，开始了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而且与宇文恺最早的循序渐进不同，隋王朝采取了同时开工的策略，即从中原到江南，5大水系的工程同时上马。同时开工固然进度快，但如此一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6省大部分百姓皆被征调，生产一下子陷入瘫痪，生产瘫痪税还不能少，该交的赋税照样要交。整个帝国举国之力，都花在了这项虽然利在千秋，却足够把隋王朝折腾到筋疲力尽的工程上。比如负责监工的河道官麻枯，被称为麻阎王，他滥用民力，以至于他的名字在中原农村都能止小儿啼哭。既要把活干完，还不让老百姓吃饭，外加横征暴敛，如此作为，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到公元611年，这项纵贯南北的大工程全线完工，期间共调动民力200多万，6年的时间完成这样的工程，是人类古代工程历史上的奇迹，但奇迹的背后，却是中原百姓的斑斑血泪。仅就税赋而言，这6年里隋王朝在这6省的税赋，比隋文帝在位的时候缩减了许多，至于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更是比比皆是。修是该修的，可这么个修法，任谁也受不了。

与修筑大运河同样遭到骂声的，是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如果说开凿运河是滥用民力，那么征讨高句丽，更被后人骂做穷兵黩武。但是后人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当时，高句丽，是必须要打的。

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在后世，代隋而立的唐王朝，对高句丽同样采取了强硬政策。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御驾亲征高句丽，一样遭到了失败，直到唐高宗李治时，方才以大兵平灭高句丽。与高句丽的战争，贯穿隋唐两个王朝的交界时期，甚至贯穿整个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为什么两个不同的王朝，四代统治者，对于这个中国东北的小政权，却一样采取了坚决打压的政策？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穷兵黩武？

要了解这个问题，先要看看高句丽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高句丽，地处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是一个从三国时代就存在的政权，这个政权向来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起初以游牧为主，后来转为半渔猎经济方式。在南北朝的末期，高句丽迅速壮大起来，到隋朝时期，高句丽人口已有500万，常备军多达50万，俨然已是辽东劲旅。事实上，隋朝在建国初期，对高句丽曾采取通好政策，但是最先挑衅的却是高句丽，他们觊觎隋朝辽西领土，在隋文帝在位时就曾发兵侵犯。为此，隋文帝曾经调遣30万大军北征，企图一举摧毁高句丽，却被高句丽击败。比起突厥这类游牧民族来，高句丽经济相对发达，处于半农耕状态，其国家政权组织严密，远非突厥这样松散的游牧民族能比，假以时日，必成中原王朝大敌。

隋炀帝登基之后，吐谷浑臣服，突厥接受了册封，唯独东部的高句丽，一直在不停地进犯，就在隋炀帝倾举国之力开凿大运河期间，高句丽在中国边境也不断有动作，一面遣使索取辽西领土，一面不停在隋朝边境攻杀。此外，他更与突厥汗国的不少部落结盟，互相呼应，骚扰隋朝边境，因此，通过一场战争重创高句丽，就是隋王朝维护边境安全的必然选择。

但是隋炀帝显然又犯了开凿大运河的毛病：操切。隋炀帝的目的不是重创，而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高句丽边患。因此在大运河工程接近尾声的公元610年，他调动百万民夫以及118万军队，发动了对高句丽的征伐战争。为了这场战争，他在山东蓬莱打造巨型战舰300艘，仅造船的民工，就有十分之三死于这场强制劳动。公元611年隋军出师，水陆并进，却不料遭遇顽强抵抗，虽然隋军前锋一度杀到高句丽都城平壤城下，却终因孤军深入而退军，隋炀帝本部的30万大军，回国的竟然只有2700人。随后的公元613年和614年，隋炀帝又两次出兵攻打高句丽，结果国内发生了民变，不得不草草收兵。

今人有“隋亡于高句丽”之说，主要是因为公元611年，因为抗拒征伐高句丽战争，山东农民王博起义，揭开了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二征高句丽的时候，重臣杨玄感又率兵造反，从此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说到这个教训，后人总在说这场战争不能打，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这么打。

后世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以当时隋王朝的实力，是很难一下子灭掉高句丽的。这个半渔猎的国家政权不同于游牧民族，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的毁灭性打击就臣服，即使是后来盛世的唐王朝，也是历经了两代君主的前赴后继，最终联合新罗，才将其彻底灭国。这个国家的坚韧程度和战争动员能力，远强于突厥、吐谷浑等政权，决不能以蕞尔小邦等闲视之。因此当时隋王朝最好的选择，是通过有限的战争打击其嚣张气焰，逐渐削弱，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很显然，隋炀帝又做了一个错误选择。

至于他另一个让后人诟病的事情：四处巡游。从当时情况看，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威仪，此时中国天下一统，北方边患未除，发动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但此时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不堪其苦，偏偏隋炀帝又是一个讲面子的人，皇帝讲面子，下面大臣要面子，只能不要百姓的面子了。从开运河，打仗，到巡游，隋朝百姓连吃了3遍苦，国家折腾得奄奄一息，如此局面，不乱也难。

【三】

该怎样评价隋炀帝的失败呢？3件亡国的事，虽然各有各的道理，但最后终于酿成大起义，在天下大乱中亡国了，或许有一个比喻最恰当：隋朝，好像一个身体健康但有隐患的病人，先动了一场血管手术来消除隐患，继而猴急着又不顾体弱去跟人打仗，接着又不顾身体盲目享乐，最后把自己折腾垮了。隋朝，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病人。


第四章　唐王朝的“精神导师”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

隋末农民战争，就是一个出英雄的乱世。先是杜伏威、窦建德、刘黑闼、王世充、梁师都，各路群豪纷纷割据，群雄逐鹿，“逐”到最后，却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李唐笑到最后，留下演义小说里瓦岗英雄的名号传天下。唐王朝更是英杰辈出，李世民麾下，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李靖、侯君集、李世绩等一干名将沙场横刀立马。战火纷飞的时代，流光溢彩的姓名，传到今天的，不少。

然而却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隋末的乱世中，一不曾揭竿而起，痛痛快快地当一把枭雄；二不曾运筹帷幄，为开国英主决胜于千里之外；更不曾游走乱世，行侠仗义；甚至连影视剧里八卦过的风流韵事，也不见一二。他的姓名到今天仍鲜为人知，但是他的卓越成就，却远胜于沙场千军万马的厮杀。他一支笔横扫天下，勾画出一个盛世的蓝图，他的深远影响，无论是算尽天下的谋士，还是气吞万里的猛将，在那个时代里，几乎无人可以比肩。

【一】

说王通这个人，今人知之甚少，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战国时期有鬼谷子的话，那么隋唐时代的第一智者，就非他莫属。

而看看这个传奇人物的履历，却是简单得很。

王通，字仲淹，公元580年生人，他一岁的时候，就赶上了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自代，建立大隋，而谁都不会想到，彼时这个牙牙学语的婴孩，他日后的功绩，会远远超越这个朝代，甚至这个时代。

王通是山西河津人，出身于当地的儒学世家，隋炀帝在位时期，他一举考中秀才。当时的“秀才”可不像后来范进中举时那样不值钱，彼时隋朝科举初兴，“秀才”即为最高级别的考试，在王通之前，考取秀才的只有杜正玄一个人，终整个隋朝，秀才也不过十几个人，这时候的秀才，几乎相当于后朝科举中的状元榜眼。

而能有如此成就，也和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他的父亲王隆曾是山西当地大儒，在隋文帝时期入朝为官，做了“待诏云门龙”，负责拟定诏书，是隋文帝的“私人秘书”。王隆为官时，就曾向隋文帝上《兴衰要论》7篇。王通青出于蓝，在中秀才之前，年纪轻轻的他就是当地大儒。23岁那年就得到过隋文帝的召见，上《太平十二策》，其内容比他父亲的奏议更为细化，主张“兴仁政，轻徭役，不可轻动刀兵”。这时候的隋文帝正立志建“大功业”，王通当然碰了一鼻子灰，此后隋文帝给他安排了蜀王侍郎的官职，王通做得不如意，不久后辞官回家。那以后，除了之间考取秀才外，他只做了一件事——讲学。

王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开课收徒，他在家乡龙门设立学馆，招收门徒，同时精研儒家著作。小小白牛溪畔，成了他避世的世外桃源，此后经地方官推荐考取秀才，但此时的隋王朝，已经暴政重压，民乱四起，他不愿意趟这个浑水，所以继续回家讲学。直到隋朝灭亡的前夜，即公元617年，他病逝于家，享年37岁。

这就是王通的整个人生，从表面看，他是一个不得志的儒生，一个讲学为生的先生，似乎仅此而已，然而翻开他履历的背面，却有惊天动地的真相，他是整个唐王朝的精神导师。

【二】

王通的成就，首先是学术成就。

在隋唐时期，王通的首要身份，就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派，时人称为“河汾学派”，当时人送雅号“王孔子”，把他与儒家圣人孔子相提并论。

能与孔子相提并论，首先因为他完成了《续六经》，这是他在研习孔子的《六经》之后，用自己的理论重新发挥，继续研究的结果。在他的《续六经》里，有他关于这个王朝最核心的理想——王道思想。早在23岁面见隋文帝的时候，王通就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即轻徭薄赋，施行仁政，而后在多年研习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套思想，上